鳳凰、纏枝、綬帶於一身，三大文化的交織融匯

最新 02-25

笈多王朝不僅締造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而且為亞洲文化藝術繁榮注入勃然生機。笈多王朝創造的花鳥嫁接式圖像，亦即鳥雀前身與纏枝蔓草後身嫁接合成的藝術造型，構思巧妙，絢麗多姿，書寫了裝飾紋樣史上光輝的一頁，成為笈多時代與後笈多時代的標誌性文化物象，一直延續到帕拉時代乃至更晚。初唐時期印度花鳥嫁接式圖像傳播到漢文化地區，中國借用傳統鳳凰圖像加以改造和創新，形成具有大唐風韻的新樣花鳥嫁接式圖像，並盛行於武周、盛唐時期，中晚唐延綿發展，進而影響到遼、宋前期。

花鳥嫁接式圖像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都有一定數量遺存，因其與眾不同的表現而令人記憶深刻。

中國花鳥嫁接式圖像亦與笈多系纏枝蔓草伴生，基於細部造型的差異，可以分為後身作漩渦形或波浪形花鳥嫁接式圖像、口銜綬帶花鳥嫁接式圖像、人與花鳥嫁接式圖像、枝葉形花鳥嫁接式圖像四種表現形式。其鳥雀形體基本採用中國傳統的鳳凰造型，頭部類似公雞，尾羽更換為纏枝蔓草。

後身作漩渦形或波浪形花鳥嫁接式圖像

這種花鳥嫁接式圖像，後身以纏枝蔓草表現的尾羽部分，向後上方呈漩渦形捲曲成半圓狀，或呈波浪形橫向伸展。基於載體的不同，或成對表現或單身表現。根據纏枝蔓草整體形狀及枝葉細部表現的差異，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尾羽表現為漩渦形纏枝蔓草，有的鳥雀口銜花枝。首先，關中地區禮泉昭陵唐龍朔三年（663）新城縣長公主墓石門楣（圖38）、咸陽楊陵區家和園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沙州刺史李無虧墓石門楣（圖39）、蒲城橋陵村唐開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李撝墓石門楣（圖40），均採用減地平雕附加線刻方式表現，藝術風格基本一致。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作為尾羽表現的纏枝蔓草比較分散，似乎更接近傳統鳳凰的造型特徵，反映了印度笈多系纏枝蔓草與中國鳳凰嫁接的原始形態。後兩者尾羽之纏枝蔓草緊密相連，捲曲成半圓狀，形成典型的唐代花鳥嫁接式圖像。上述葬具之所以能夠採用當時最先進的裝飾紋樣，與這些墓主擁有皇室成員或勛臣的身份不無關聯。

圖38 禮泉昭陵新城縣長公主墓石門楣拓本唐龍朔三年（663）（出自《新城縣長公主墓發掘報告》第116頁圖94-1）

圖39 咸陽楊陵區家和園沙州刺史李無虧墓石門楣拓本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

圖40 蒲城橋陵村惠庄太子李撝墓石門楣線圖唐開元十二年（724）（出自《唐惠庄太子李墓發掘報告》第40頁圖23）

其次，約武周至盛唐八瓣葵花形銅鏡，如私人收藏的唐代銅鏡之一（圖41）、私人收藏的唐代銅鏡之二（圖42），以及西安東郊郭家灘出土武周至盛唐黃金飾品（圖43）、正倉院藏武周至盛唐刺繡（圖44）、正倉院藏武周至盛唐彩繪箱（圖45），分屬不同種類的手工藝品，但表現的花鳥嫁接式圖像尾羽都是典型的漩渦形纏枝蔓草。其中，兩面私人藏鏡製作精良，可能系官府作坊製品，連同關中黃金飾品，應該都是當時有實力人家所有。後兩者則是日本遣唐使帶回的唐代物品，其後由光明皇后奉獻給東大寺，大概來自西京長安。這種情況表明，武周至盛唐時期花鳥嫁接式圖像已經普及開來，用作多種手工藝品的裝飾紋樣。這些手工藝品可能大多產於兩京地區，使用對象也基本限於貴族階層，或用作邦交禮物。

圖41 私人收藏的銅鏡之一武周至盛唐（出自《唐代銅鏡與唐詩》第137頁圖版54）（直徑27.8厘米，李經謀藏。）

圖42 私人收藏的銅鏡之二武周至盛唐（出自《古鏡今照·中國銅鏡研究會成員藏鏡精粹》圖版209）（直徑22.2厘米，狄秀斌藏。）

圖43 西安東郊郭家灘出土黃金打製圖像武周至盛唐（出自《宮廷の栄華：唐の女帝·則天武后とその時代展》圖版47-2）（西安博物院藏。）

圖44 正倉院藏武周至盛唐花鳥紋刺繡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補改訂本《正倉院寶物·南倉》圖版167）（高約40厘米。）

圖45 正倉院藏彩繪箱武周至盛唐（出自增補改訂本《正倉院寶物·中倉》圖版73）（長60.7厘米，寬46.5厘米。）

約6世紀初葉鄧縣墓出土的畫像磚浮雕王子喬吹笙引鳳圖像（圖46），刻畫了一隻纖秀的鳳凰口銜花枝乘風而來，是典型的秀骨清像審美思想影響下的產物。其鳳凰與唐代花鳥嫁接式圖像之鳥雀形體基本一致，尾羽作半圓狀翻卷，但還不是纏枝蔓草。基本可以確認，唐代花鳥嫁接式圖像是在傳入漢地的印度花鳥嫁接式圖像的圖式和意趣的影響下，將中國傳統鳳凰圖像與笈多系纏枝蔓草結合的結果，並沒有直接借用印度固有的圖像粉本。唐代詠鏡詩也明確提及了鏡背鏤畫雙鳳事情，說明當時人們確實以鳳凰形體表現花鳥嫁接式圖像。該畫像磚鳳凰口銜花枝的做法似乎是在中國獨立產生的，還見於太原北齊武平二年（571）太尉徐顯秀墓石門，這種表現可能成為初唐鳥雀口銜花枝造型的前身。

圖46 鄧縣畫像磚墓出土畫像磚約6世紀上半葉（出自《魏晉南北朝文化》第97頁圖Ⅳ24）（長38厘米，寬19厘米。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年）

日本奈良出土約七八世紀之際鋪地方磚浮雕花鳥嫁接式圖像（圖47），造型無異於關中地區武周至盛唐同類遺物，這是唐文化向日本傳播的典型例證。

圖47 日本鋪地方磚白鳳時代（出自《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ド·三蔵法師の道》圖版168）（邊長40厘米，奈良南法華寺藏。）

第二組，尾羽表現為波浪形纏枝蔓草，或兩條或一條向後方伸展，由第一組圖像發展而來。諸如洛陽龍門奉先寺北崗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大智（義福）禪師碑（圖48）、偃師杏園第2443號唐會昌三年（843）賀州刺史李郃墓出土銅鏡（圖49）、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96窟背屏身光（圖50），尾羽表現脫離了漩渦形纏枝蔓草的程式化造型，伸展自如，開始趨向於鳳凰尾羽的本來形態。之所以出現這樣情形，大概是因為紋樣設計者不再滿足於第一組那種尾羽作漩渦形纏枝蔓草表現，在保留以往花鳥嫁接式圖像基本面貌的前提下，使尾羽儘可能接近鳥雀的自然形態。

圖48 洛陽龍門奉先寺北崗大智禪師碑側面圖像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出自《西安碑林名碑精粹———大智禪師碑》第6頁圖像）（石碑高202厘米，寬112厘米，西安碑林藏。）

圖49 偃師杏園第2443號賀州刺史李郃墓出土銅鏡唐會昌三年（843）（出自《偃師杏園唐墓》第215頁圖206）

圖50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背屏身光晚唐（出自《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晚唐）》圖版100）

第三組，尾羽由從前的纏枝蔓草轉變為連續長葉片形，向後方伸展，由第二組圖像發展而來。諸如成都前蜀光天元年（918）國王王建墓出土外重寶盝蓋銀平脫圖像（圖51）、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鎏金銀壺（圖52-1、52-2）、阿魯科爾沁旗遼會同四年（941）耶律羽之墓出土鏨刻鎏金銀盤（圖53），與後者表現相近者還見於赤峰松山區遼應歷九年（959）贈衛國王駙馬墓出土鎏金銀纓罩，相對第二組圖像，作尾羽表現的每條葉片詳盡地刻畫葉脈，彷彿一根根的羽毛，呈現植物、羽毛混合形態，愈加接近鳳凰尾羽本來的面貌。

圖51 成都前蜀國王王建墓出土外重寶盝蓋銀平脫圖像光天元年（918）（出自《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第73頁圖73）

圖52-1 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鎏金銀壺（出自《內蒙古珍寶·金銀器》圖版155）（高16.4厘米，2003年出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52-2 科爾沁左翼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鎏金銀壺局部（出自《內蒙古珍寶·金銀器》圖版155）

圖53 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出土鏨刻鎏金銀盤會同四年（941）（出自《契丹風韻———內蒙古遼代文物珍品展》第62頁圖像）（口徑18.4厘米，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上述實例為花鳥嫁接式圖像的基本造型，尾羽表現由初盛唐時期的漩渦形纏枝蔓草，到盛中晚唐時期的波浪形纏枝蔓草，再到五代和遼宋早期的連續長葉片形，演化井然有序。

柬埔寨吳哥約12世紀末葉巴戎寺列柱浮雕（圖54），在圓圈中表現兩隻鳳凰首尾相逐，共銜一條花枝，其構圖及母題並非東南亞或印度圖像所有，具有典型的中國花鳥圖像特徵。兩隻鳳凰尾羽一者作連環卷草形狀，另一者作連續葉片形狀，此系宋代圖像影響下的產物。

圖54 柬埔寨吳哥巴戎寺列柱浮雕 12世紀末（巴戎寺位於柬埔寨吳哥王國吳哥城中心，為12世紀末葉前後國王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所建，系佛教、印度教混合寺院。）

口銜綬帶花鳥嫁接式圖像

這種花鳥嫁接式圖像以口銜綬帶為特徵，無疑受到了波斯薩珊造型藝術的影響。鳳凰、纏枝卷草、綬帶融匯造型，意味著中國、印度、波斯三大文化因素交織在一起。

已知葬具僅見於萬榮皇甫村唐開元九年（721）駙馬都尉薛儆墓石門楣（圖55-1、55-2），作為尾羽表現的纏枝蔓草呈波浪形，與上組同種表現者一致。還見於多面約武周至盛唐時期的八瓣葵花形銅鏡，諸如西安高樓村14號唐墓出土銅鏡（圖56），以及洛陽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處所藏銅鏡，此諸銅鏡的外形及主題花鳥嫁接式圖像表現幾乎一致，作為尾羽表現的纏枝蔓草向後上方呈漩渦形捲曲成半圓狀，與上組同種表現者別無二致。諸鏡的區別在於用於填充空白的花卉表現存在些許差異，表明此諸銅鏡在遵循共同圖像模式的同時，各自進行了細部改造。這些葬具和銅鏡發現於兩京周圍地區，可能都出自官府手工業作坊。

圖55-1 萬榮皇甫村駙馬都尉薛儆墓石門楣拓本唐開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發掘報告》第26頁圖23）

圖55-2 萬榮皇甫村駙馬都尉薛儆墓石門楣線圖唐開元九年（721）（出自《唐代薛儆墓發掘報告》圖版14-2）

圖56 西安高樓村14號唐墓出土銅鏡武周至盛唐（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新疆吐木舒克Toqquz-sarai大寺院遺址B地點出土的柱子斷片（圖57），在聯珠圓圈內表現鳥雀口銜綬帶，作為尾羽表現的纏枝蔓草向後上方呈漩渦形捲曲成半圓狀，與唐兩京地區花鳥嫁接式圖像造型近乎相同，應為七八世紀安西都護府統治時期的遺物。然而，在中原北方尚且沒有發現表現在聯珠圈內的花鳥嫁接式圖像，推測造型期間同時吸收了唐文化和波斯薩珊文化因素，薩珊因素可能來自中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