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溫州：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有錢人

作者/林守庄 李晶 攝影/李晶

來源/看客insight（ID：pic163），品途商業評論已獲得授權。

世人慾定溫州人的性，何患無厥詞。我曾在無數報章上讀過他們的發跡史，也在塘橋路地鐵站門前看見過甩賣皮包的攤兒，同行的朋友甚至上前買了個卡包。在金融風波過去六年後的秋天，我終於與他們在現實中相遇。

在下面一系列的溫州故事中，有創業半生，歸來油膩的滴滴司機，也有深藏功與名的地產大亨；有「壕無佛性」的九五後微商，也有北漂賣唱的中年女歌手。有人說，去他的民營經濟奇蹟，有人說，去他的跑路潮。風波過後，生活還在繼續，要麼續寫，要麼翻個面兒。

李老闆覺得，以前的「馬爸爸」是五馬街，現在的「馬爸爸」是馬雲

一輛摩托車正從幾家大白天也關著的店門前悠然騎過。站在門口四處張望的，是「中危纏身」的李老闆。他的箱包店開在街口的黃金拐角處。五馬街還沒有改造的時候，它就在這裡了。

近年，溫州的其他區縣有了許多綜合體和購物中心，而曾經作為民營經濟繁榮標誌的五馬街則日益蕭條。

眨眼八年過去，已經沒人再把五馬街當作鹿城的商業中心。一百精品商店、金三益、五馬奔騰銅雕，以及走幾步就能遇到一家的森馬和奧康，都不同程度地被削價、促銷和急招的小廣告掩蓋。

兩街之隔的環城東路上，景緻也大抵如此。但經營這家箱包店的李氏夫婦依舊雷打不動地重複著開鋪收鋪的動作。

五馬街二層商鋪的樓道，招工和促銷廣告並行

這裡的打烊時間取決於客人。往年的國慶假期，環城東路上擠滿了從外地來買包的客人，即便遇上打雷颳風天，也得等到八、九點人氣散盡才關門。現在六點半就能準時收工。

李老闆在門帘上貼上「店面到期，全場削價」的告示，因這邊的商鋪明年就要搬拆。

沒什麼客人的時候，時間慢得可以看見溜走的腳步。李老闆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吹牛皮，筆記本里還放著湖南台的肥皂劇。

「以前的馬爸爸是隔壁的五馬街，現在的馬爸爸是馬雲。」他做了一個簡單的對比：以前外地人組團來買包，從來不還價。今天兩個多鐘頭來了三個客人，問完價格，也都沒還價，只是低頭打開了淘寶。

整整100平方米的店面，今年年租降至19萬。

日子不倒行。8年間，客量和發量保持著一樣的遞減速度，鋪租也緊跟步調，每年降1萬。期間，李老闆也試過做淘寶，只是砸進去了錢卻連個水花都沒濺起來：「感覺淘寶割韭菜的能力比A股還強。」

他開始懷疑，記憶中每天兩萬多的營業額是否只是一個幻覺。

老闆和一名低著頭打開淘寶比價的客人。

時針指向六點半，在把最後一個行李箱搬進店之前，李老闆站在門口四處打望，期待著轉角處會出現幾個客人。

六點半準時打烊

「有一次，我老婆在遊戲里跟別人說自己是溫州人，那邊的人說，哇你真有錢。我就笑了。」邊說，他邊發出了一個離他足夠近才能聽到的笑聲，然後關上了閘門。

搞過配鏡，做過閥門，開過網吧，辦過鞋廠，現在，陸老闆也是一名快車司機

除了颱風天，每晚八點左右，老陸的黑色小轎車會準時出現在夜色中。

初時，坐老陸的車很無趣，他只是悶頭開車，後來聽說我從北京來，他開始和我聊互聯網經濟。我問：「哥，現在有什麼賺錢的路子沒？」車座狹小，他突出的肚腩幾乎貼到了方向盤上：「聽說現在炒幣炒到三萬啊，不知道還有沒有得玩吶。」

在老陸的車上

細問才知道，老陸其實只有三十來歲，是個土生土長的溫州老闆。自家的廠子打不開銷路，網約車剛誕生的時候，他就把酒戒掉，裝了個司機端APP，出來跑車。

路過甌越大橋的時候，他指了指右手邊說：「昨天上來一個客人，說整個城市的房價都是你們溫州人炒的。」順著他的指向看去，是一片密集的樓盤。「這房子太密了吧。」「嗯，幾乎每個看到的人都這麼說。」

甌江邊上的望江碼頭，賦閑的老人喜歡在這裡進行飯後娛樂。

老陸22歲那年，溫州發展得不錯，「以前這一片全是田」，他指著車窗的手又重新回到方向盤上：「於是我就回來了。」那時，溫州炒房團風雲初起，而老陸還是那個身無分無的「小陸」，起初學做閥門生意，後來又在人民路邊上盤了個門面，和朋友合夥開網吧。

不久之後，全國的樓市都被溫州人把持著。「那時房地產公司請來很多群眾演員，40多歲的大媽成群結隊地從網吧門前經過，奔著新樓盤去，假裝要買房。」據說連杭州的樓盤開盤，也要從溫州借演員過去，工資一天100多，包午飯。

人民路附近，很多商鋪「半年不開張」是常有之事，但沒有「開張吃三年」的下句。

幾番江湖風雨過後，老陸和朋友鬧掰了，大家各嗑了一瓶網吧賣剩的飲料，拿了分成就從此江湖路遠。之後，網吧的店面變成了一家電器維修店。

而老陸之後的人生便和溫州出了名的「造鞋」產業聯繫在一起。轉投閥門生意的表哥把中底廠交給了他。十幾個工人，清一色操著江西口音。

老闆手裡拿著的就是中底。

也就在這時，他認識了阿明。阿明十四歲從江西老家出來闖蕩，從杭州流轉到溫州之後，進了老陸的車間。在老陸眼裡，這個年輕人「渾身都透著一股賺生活的勁兒」。

在溫州討生活的江西工人很多，從而帶旺了江西餐飲店。

「甌北就在左手邊，過了甌江就是雙嶼鞋都。」刻著「中國鞋都」的高大門面裡頭，是無數國產鞋服製造業的巨擘，招牌看上去都很眼熟：奧康，康奈，紅蜻蜓。「世界上每十雙皮鞋，就有一雙是這裡出產的。」生產出來的鞋服源源不斷地向實體店、網商供應，車線機晃蕩兩下，巴黎的貨架上就多出三雙皮鞋。

鞋都內部，是一片龐雜的廠區、社區混合體，近年工人難找，很多企業都不會主動辭退工人。

「他們的供貨都被自家的親戚壟斷了。我這個小打小鬧，供貨來來去去就那麼幾個廠子。」老陸尤其羨慕那些從楓林鎮出來的朋友：「他們整個鎮子有一半的人都在開超市，開到北京，開到內蒙。」那是一個他觸不到的「日不落產業」。

下班時間，某鞋廠門口閑聊的人。

在老陸的店裡沒呆多久，阿明就跳到了一家更大的廠子，廠里工資分三級：「打打醬油的、稍微認真的和上班上心的」，阿明自然是後者，底薪5900。

廠區內有眾多快餐店

後來我在雙嶼一個車間見到了阿明，彼時，他已經是一名熟練車工。在他看來，現在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每天上班，廠子的老闆娘都會帶著管理層列隊站在門口給工人鞠躬。開會培訓時，老闆娘會客氣地說「你們太辛苦了」。工友說，食堂里用的油，都是老闆娘親自買的。有工人生病了，老闆娘直接開車帶他去上海看病。

鞋都的社區內商鋪林立，異常熱鬧。這裡有很多老人小孩，都是隨工人而來的。

「老闆娘以前也很會罵人，但後來一直在學弟子規，還要求管理層也一起學。」阿明說自己很喜歡現在的老闆娘，但已經作好了再干幾個月就辭職回上饒的打算，他準備用這幾年的積蓄開一家店。阿明說：「人，總是要回家的嘛。」

大廠的熟練車工月薪在5000元上下，另外根據做的量有額外提成，很多工人會把白天完不成的量帶回家繼續做。

在開往鞋都的路上，又上來一個在本地做眼鏡外貿的乘客。老陸用溫州話和他聊了起來，大意是：「很巧，我以前也在偃師搞過驗光配鏡。」

他覺得，溫州就像一座島，不大，但有錢的只是少數人。

詹老闆說，賺錢的辦法都寫在刑法上了，說了你也不能寫

剛剛投資的交友網站會不會好，詹老闆是不知道，但眼前這個漏水的全自動實木茶桌肯定是不會好了。

我在杭州見到詹老闆時，他正坐在自家連鎖酒店的雙層複式辦公室里，左手沏著功夫茶，右手擺弄著一隻義烏產的俄羅斯指甲刀。「你可能不太了解，義烏批發市場也是溫州人搞的。」

詹老闆（左）和另外一位商會成員

經歷了借貸風波和房地產泡沫以後，很多溫州老闆選擇跑路，而平穩過渡的那部分人，則天天在找項目，詹老闆是其中一個。

「以前做生意，前一天還在想，第二天機器就嘩嘩轉起來了。現在是錢賺錢，哪個買賣好做，就去融資。」

今年年初，他回到杭州，摩拳擦掌準備投資一個互聯網線下凈菜配送項目：「線上下單，公司會將果蔬洗得乾乾淨淨，送到你家。」他覺得項目靠譜，就找來溫州商會有意向的同鄉一起去考察。

最近，他又起意給幾個年輕人搭建的婚姻交友網站投錢。「男男女女，拉到一塊薄薄的屏幕前談心，挺好。」

小商品批發市場是很多溫州老闆的起點。

我讓老詹聊聊自己的發家史，他起初是拒絕的：「以前所有賺錢的辦法都寫在刑法上了，說了你也不能寫。」兩口蘇煙下肚，他又忍不住打開了話匣子。

1978年冬日的一個凌晨，他同幾個弟兄，從桐鄉一些國企流出來的殘次品中買來一批紐扣，粗略加工後，抬在橋頭鎮試賣，一支煙的功夫，價值400元的紐扣就銷售一空。嘗到甜頭之後，老詹又開始倒賣鑰匙鏈和手錶，一路向北，賣到東北和內蒙。

商品遠銷各地，靠的是夕發朝至的國內長途客運班線。

在此之前，他還在生產隊，一天拿著兩三毛的收入。看著表叔從丹麥回來，帶著一個密碼箱，「那麼厚，那麼長，裡面全是錢。」他邊說邊在空氣中比劃著。「表叔說，他在國外一個月能掙一萬塊，理個髮都要50。」

再後來，他從溫州碼頭把工藝品遠銷東北，回來的時候，也帶了一個密碼箱。

「計劃經濟時代，做買賣是要夜裡偷偷出去的。人家就說，我箱子里的一萬多塊錢是偷來的。」

1998年，老家的牆上依稀可見 「要鬥私批修」的標語。

80年代，有句流行話叫「工資33，抽煙抽牡丹」。彼時公務員的工資也就夠抽個牡丹，而詹老闆在內蒙承包的百貨櫃檯，員工的工資已經達到90塊錢一個月。

1983年，工商局去查他在橋頭的門店，只准他經營一家，說第二家就是剝削。「工商局十個人追我們一百多號人，我們轉眼閃進竹林里，他們就追不著了，只聽人在後頭罵，『你們這些土八路，不會造表』，現在我在廣東有好幾家造表的企業，都挺好的。」

賺到第一桶金的溫州商人

他認為，那時的生意無關致富，只為生存。但他不同意溫州人會做生意是因為窮。「當時全國都窮，很多山東人跑到東北撿糧吃，四川的小姑娘遠走新疆，傻瓜老頭隨便嫁。只有溫州人選擇做生意，因為他們最先有市場的觀念。」

而在房產投資還是一片綠洲的時候，老詹卻無涉足之意，而是另闢蹊徑，投資商業地產。2011年前後，「招風大樹」先後倒下，而老詹得以平穩渡過。

他覺得，一路走來，生意給了他兩個億，「回憶」和「失憶」。「過去已經是歷史了，說不清的事就把它忘了。」

溫州歷史印記，五馬街一角

這幾年，實體經濟處於困頓之中，連義烏都在搞網上訂購。在老詹看來，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已經消失，「工人都跑出來自己開廠子了」，但買賣還在溫州人手裡，只不過換了種形式，在互聯網上進行。

「年輕人都覺得，溫州的老闆越來越少啦，溫州的形勢也不好啦。但是，你去上海人最引以為豪的南京路看看，數以百計的店鋪和櫃檯背後，真正的主人，其實還是溫州人。」

炒房最厲害的時候，父親用一根手臂換來了她去美國讀書的機會

當第一批九零後仍在「佛性繚繞」之際，九六年生的厲大佬已經憑著自己在杭州掙出了一車一房。

她將車子停在小區的洗車房裡，「LIII（厲的諧音）」的車牌號碼立刻引來了洗車小哥的注意。「車牌是我媽送的，比我車子還貴一點。」

她說自己其實不太了解溫州的樓市，又問我：「現在北京的房價多少錢啊？」

我說，大概十萬一平米吧。

她說，那也不算貴呀。說完轉身去了取車，留下我在路邊努力消化著她的反應。

厲大佬其實是個九五後溫州姑娘

從美國的高中畢業後，厲大佬決定回國，但並沒有上大學的打算。從機場回家的路上，媽媽忍不住問了她兩遍：「你之後有什麼打算嗎？」「我真沒什麼具體的打算。」回答中夾雜了時差帶來的倦意和窗外建築工人拆鋼鐵的聲音。

厲大佬和女友

炒房最厲害的時候，父親曾用一根手臂換來了她去美國讀書的機會。

「我爸和別人打架，爭一套房，弄不過，就斷了一隻手。」她不知道爸爸在醫院裡都經歷了什麼，只是覺得，可以不用在這邊上學了。

在國外修讀藝術期間，她什麼兼職都干過，先是在星巴克端盤子，後來又到蘋果店做銷售，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從LV錢包里掏出的百元大鈔可不如自己掙的10美分酷。」

厲大佬在杭州三墩的公寓，左邊是一個半月以來的賬單，右邊是「每周末拖地」的自我敦促。

回國以後，她在杭州的三墩住下。沒有固定的工作，但同時做著好幾份兼職：給認識的朋友當模特，給廣告公司做文案、拍視頻。「哪個能賺到錢，就做哪個。」

在她的微信小號里，厲大佬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微商代理。她覺得做微商自由，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簡單，直接，純粹得像鴿子一樣。

厲大佬的畫作：人在世上，有的是難過的時刻，但還是會笑著往前。

但她對「做生意」不感冒，儘管很多同學都回去繼承家業了。而溫州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每年回去三兩趟的地方。她更喜歡在三墩，和女朋友一起畫畫。說到這裡，她突然正經起來。

「當你覺得一幅畫畫得不好的時候，不要修改，燒掉它，重新畫，直到畫出你想要的感覺為止。」

溫州干這個的就我一個，找不到第二個了

窗外是天然冰箱。在明珠苑西路一家烤羊排店裡，我見到了正在唱《那些花兒》的陳姐。店內食客稀疏，質地粗糲的聲線並沒有引來太多的注意。

「溫州干這個的就我一個，找不到第二個了。」

旺季的時候，陳姐一般在傍晚六點梳洗出門，唱到凌晨五點收工，到了淡季凌晨一、兩點就能回家。

陳姐口中的「這個」，說的是賣唱。從北京地鐵還是兩元通票的時代，她就開始巡城賣唱。

在人流最旺的地鐵線上流轉，在林立的餐飲店前徘徊，幾年下來，她總結出最精闢的北京賣唱業態：一首歌30元，簋街抽成30%，其他地方抽成20%。夏天的點歌率高，冬天的少。吃燒烤的點歌率高，吃火鍋的少。

關於最後一點，她是這麼解釋的：「因為吃火鍋吃飽了就不會點酒喝，不會點酒喝就不會嗨，不嗨就不會點歌。」

每天晚上，待國貿大樓的白領散去，陳姐就騎著電動三輪車，載著音響、吉他和備用電瓶，從北沙灘月租4500的小公寓出發，一路向東，繞到百子灣短暫逗留，再順著東四環折回望京。

我還發現，她的三輪車是浙江牌照的。「浙C，溫州市的。」

除了手寫的「牌照」，車身上還密密麻麻寫滿了字，包括「老公入獄，家裡有三個娃」的賣唱緣由、「本車主是女的，看到男人開請報警」的告示，以及「打起溫州精神」的字句。

陳姐的電動三輪車

16歲那年，在海南做買賣的表哥覺得帶女孩子出去好談生意，就讓她跟著去了三亞，那是她第一次離開溫州。

那些年，14萬溫州農民購銷員在全國各地活動，人稱十萬大軍闖南北。陳姐成了其中一個。二人帶著老家所有的樣品，挨個到三亞的學校和公路局裡推銷：校徽，獎狀，枱曆，畢業證書，就連密碼箱的樣品也照樣帶出去。

第一桶金，從印獎狀開始。

遇到欠錢不還的，表哥就讓她去催款。不捨得在旅遊山莊吃飯，她就餓著肚子等欠賬的張總開完會。山裡的天黑得早，張總不忍心，給她拿了張支票。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支票，「當時我覺得他在忽悠我，這玩意能換錢嗎？」

90年代，坐飛機去談生意的陳姐。「那時候見客戶都穿套裝。」她也試過兩隻手帶八個戒指、穿四千多的皮衣，屁兜上再掛個BB機「裝土豪」。

90年代，她在三亞開發廊、承包中巴車拉運輸，從天涯海角到大東海，一天能拉500塊。1994年海南經濟衰落，她回到溫州，著手搗鼓香港回歸紀念幣，攏共18塊8的香港硬幣用硫酸洗得鋥亮，一套能賣三百塊。在深圳東門文化宮賣出最後一套紀念幣時，她又暗自思忖：「接下來可以做澳門的了。」

生活似乎不起一絲波瀾。一家幾口搬到北京，卻沒料想到，在小兒子出生後的第三年，老公因商業罪入了獄。

日曆上記錄著丈夫的出獄時間。

丈夫在裡頭需要錢打點，三個孩子需要吃飯上學，陳姐知道這是難事，尤其在北京，但必須迎難而上。和無數「假乞假殘」混在同一個江湖，時常招來懷疑的眼光。在百子灣地鐵站，有乘客指著她說：「假的，這年頭太多了。」那一刻，她越發覺得對不住後背簍里跟著吃苦的小兒子。

但見了面就鼓勵她的人更多。有人說：「我也進去過，一周不到，女朋友就跟人跑了，沒你這麼執著的。」也有人喝高了，不由分說給她轉了500，但不用她唱歌。

陳姐見過很多醉酒的客人，搶過麥克風就開始吼軍歌，而她更喜歡唱流行曲。《成都》和《我們不一樣》都是今年的新增曲目，R&B唱腔的《告白氣球》卻怎麼也學不會。

每年年三十回老家，哥哥都勸她，不管怎樣，溫州出來的都是小老闆，「你這是在乞討。」

「回來擺個小地攤吧，總比現在強啊。」

位於北沙灘的公寓，牆上密密麻麻寫著丈夫入獄以來的還款記錄。

而她覺得，淚誰都流過，但只有敢在冬夜的零點開著三輪車上路的人，才是能走下去的。

出發去往下一處

窗外，北京已是隆冬，今年的霾卻未起。

陳姐接到一個電話，是監獄裡打來的，老公說，如果能減刑兩個月，今年就可以一起過年了。

那天晚上，她照常出門跑場子。太陽宮有家新店開張，陳姐喝了四杯酒。酒意漸濃，一股熱流從胸腔升起，即將過完的二零一七，似乎也不那麼冷。

*部分資料由公眾號牛三村授權提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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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轉載自 看客insight（ID：pic163），作者 林守庄 李晶，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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