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中國?系列之四」：中國哲學宗教——「漢代哲學」
漢代哲學：
漢代哲學是先秦哲學的繼續和綜合發展，它奠定了中國哲學儒道並存互補的新格局，培育了中國哲學的基本性格和主要特徵， 並且直接孕育了具有強烈理性精神的魏晉哲學。
秦王朝統一中國，為時短暫。繼起的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全面實施中央集權封建制度，政治、經濟，文化大一統、大發展的時代。 漢初記取秦亡教訓，緩和矛盾，休養生息，黃老之學盛極一時。隨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逐漸成為統治思想。其後讖緯之學興起，同時出現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統思想。東漢後期，佛教傳入，道教興起，社會危機頻仍，哲學思想呈現複雜的新局面。
漢代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天人關係
漢武帝時出於鞏固封建統治，論證儒家綱常倫理絕對性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學為宗，吸收陰陽五行學說提出天人感應論。稱天為百神之大君，天人相類，人副天數，天人感應。主張「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天人感應論為基礎形成了流行於兩漢的讖緯之學。王充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提出天道自然的觀點，對天人感應論和讖緯之學進行了批判。
宇宙產生
在先秦天道觀的基礎上，漢代哲學家提出了關於宇宙生成的見解。《淮南子》認為「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分成天地。《周易乾鑿度》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漢代哲學還普遍使用了「元氣」這一概念說明宇宙的生成。如董仲舒提到「元氣和順」；王充認為天地萬物「俱稟元氣」；何休指出：「元氣者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西漢後期京房易學出現，形成以象數解釋宇宙的形成的新的見解。
形神關係
先秦哲學已有形神關係的討論，《管子》提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認為「形具而神生」。漢代哲學繼續這一關於肉體與靈魂，生理與心理關係的討論，桓譚提出燭火之喻，認為「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燃）燭矣」，「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王充主張「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他還通過論證闡釋了人死不為鬼的道理。漢代哲學對形神關係的討論對後世唯物主義哲學形神觀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古今之變
漢承秦制，但比較注意總結歷史經驗。即司馬遷所說「通古今之變」。漢代學者對此的認識差別很大。董仲舒主張歷史在形式上按三統循環變遷，但實質上「天不變，道亦不變」，認為朝代的更替在於天意。《淮南子》認為歷史是因時而變的，故應制宜而適，不一定要廢先王之道，也不必法古。揚雄也認為歷史有因有革，「可則因，否則革」。司馬遷否認「天道有知」，力圖從人事解釋歷史的變遷，但未完全擺脫歷史循環論。王充提出今勝於古，認為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規律，稱之為「時數」，提出「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國家的治亂有其經濟的原因，但對歷史必然性的理解有宿命論傾向。東漢末年，仲長統否定君權神授，面對社會危機他提出各王朝由盛轉衰是歷史的「大數」，期冀大亂過後「來世聖人」重整社會。漢代進步的思想家承認歷史是進步的，並注意到經濟因素和百姓的作用對歷史的影響，從而發展了先秦的進化歷史觀。
人性學說
漢代學者在先秦天道觀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人性問題，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說，認為人性是自然資質，分為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3種，主要討論對中民之性的教化問題，認為情與性相聯繫，主張養性制情。揚雄認為「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者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主張以封建道德標準來修養善性。王充從元氣論出發，認為人「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至善至惡的人性一般不可變，「中人之性，在所習焉」。漢代將人性分出等次是同社會的等級制度一致的。
黃老思想：
黃老思想形成於戰國中期,漢初作為國家的政治思想主體應用於政治舞台。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採取在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所謂「黃老學說」，實際上是道家學說中的兩派。「黃」指「黃帝之學」，「老」指老子的學說。黃帝之學是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一個學派，是道家中的一派。它與老子學說的根本區別是：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漢初把黃老糅合在一起，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漢初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對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對於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起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對恢復、發展漢初經濟和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傳統至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西漢初期的「黃老之治」，就是「無為而治」。如方爾加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節目上，將「漢代國策」時，開場就說：「今天我給大家講漢代初期的無為而治。。。這種無為而治實際上是用的歷史上的一種哲學思想，也就是所謂的黃老道家。」這種說法卻是值得商榷。不能用「無為而治」取代「黃老之治」。黃老學說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統王朝的統治秩序，承認君臣關係不可改變的前提下，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用少所作為的辦法，就能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相反，統治階級愈「有為」，民就愈「難治」；統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盜賊多有」。這和原來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不同，它是一種維護統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政策，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漢初的幾任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如蕭何死後，曹參為相，舉事皆循舊例，無所變更。對於「言文刻深，欲務聲名」的人，斥而不用；對於「謹厚長著」，給於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所以當時老百姓歌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
西漢初年黃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陸賈的《新語》。陸賈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後，提出了無為的政治主張。他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著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徵。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男者耕耘於野。」也就是主張統治者對人民少干擾，使其安居樂業，這樣就可以緩和矛盾。
漢初的黃老之學雖然依託於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但這種「清靜無為」並不是道家那種消極退守、無所作為的「清靜無為」，而是新興地主階級用法家思想對道家思想進行某種利用和改造所形成的一種政治主張，它的基本內容是在堅持「法治」的前提下，採用「德治」，通過審名察刑，禮法並用，達到「清靜無為」，這與法家強調用嚴刑苛法進行統治大不相同。漢初統治者採用這種既區別於道家，又不同於法家的黃老思想，旨在改革秦王朝的那種苛政、猛政，實行黃老學派的寬政、恕政，使政局穩定。
漢初黃老學派思想的基本內容具有不同於初期黃老的明顯特點，特別是在吸收先秦儒家思想方面所表現的若干特點： 主張「文武並用」，「德刑相濟」 先秦黃老以道、法並提，重點在於法而不在於道，不談儒家的「禮治」或「德治」。到了漢初，經過改造的黃老之學則既強調無為的道，力求「道勝」而「反於無為」，又在重視法的作用的同時，反覆強調禮或德的功用，在德刑關係問題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主張。例如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十六經》中就有「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後刑以齊生」的記載。《淮南子·泰族訓》也說：「仁義者，治之本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而他們知道，只講禮義也是不行的，所以說：「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同樣會招致「衰廢」的結果。因而「法度」又是始終不能忽視的。但是「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令只能「誅惡」而不能「勸善」，所以他們認為，要「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必須設立各級學校，用「五經」、「六藝」來對人們施行教化。總之，德和刑的兩手，各具用途，必須並重，使相濟為用；而在天下罷於兵革，人們剛從秦王朝尚武恃力、苛政煩刑的統治下解脫出來的當時，尤其應當首先重視德治，把刑罰放在第二位，即所謂「積禮義」而不「積刑罰」。這些觀點，基本上都是先秦儒家德刑關係理論的翻版。然而它卻代表了西漢初期為鞏固封建統治在政治法律上所採取的基本戰略方針，使秦以來被貶抑的儒家思想，表現了新的活力。
黃老學派形成於戰國時期，最初流行於齊國稷下學宮。它既講道德,又主刑名；既尚無為,又崇法治；既以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強調「道生法」,要求統治者「虛靜謹聽，以法為符」,不受任何干擾，一切均以法律為準繩。史籍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申不害、慎到、韓非等大都「學本黃老」，可見黃老學派帶有明顯的道、法結合的性質，而在法律思想上更多地傾向於先秦法家的主張。黃老學派的進一步發展，是在戰國末年到西漢初期的100多年間,特別是漢文帝和景帝統治的時期。漢初的新的封建統治者鑒於秦王朝「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以致被迅速推翻的教訓，大都喜好「黃老之術」，「改秦之敗」，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無為」政治，以安定社會、恢復經濟、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一度造成了黃老之學盛極一時的局面。但這一時期的黃老之學具有新的特點。它強調清靜無為，主逸臣勞，寬簡刑政,除削煩苛,務德化民，恢弘禮義，順乎民欲，應乎時變，等等，即根據當時政治社會的需要，對先秦的黃老之學進行改造,使它成為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以儒、道、法三者相互滲透為主的結合。
眾所周知，黃老學派是以奉傳說中的黃帝和春秋末葉的老聃為創始者，尊黃帝、老子之言為指導思想而得名的。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學派，它之所以形成於戰國時期，正如其他學派的興起的一樣，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社會大變動的產物，是封建的經濟關係迅猛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階級結構劇烈變化的結果。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裡，隨著階級陣線的日益明朗，各學派之間固然互爭雄長，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即在各學派內部，也自標新立異，不斷發生著改組和分化。所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黃老學派的出現，大抵是同儒、道兩派之間的相互鬥爭以及這種鬥爭促進它們內部學術思想的分化與重新組合，有著密切關係的。
黃老學派最初流行於齊國的稷下學宮。它的經典著作，即所謂「黃老之言」，除了老子的《道德經》之外，大約還有為《漢書·藝文志》著錄在道家類下的有關黃帝的幾種書（《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和《力牧》）。但後者早已失傳。直到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老子》乙本卷前的《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古佚書，並被初步考證為戰國中期以後流傳的所謂《黃帝四經》之後，才使人們窺見所謂「黃帝之言」的大略。四篇古佚書，特別是其中《經法》一篇，內容主要講的是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國中後期的黃老學派，雖然講求「執道」，崇尚「無為」，而其主旨卻在強調刑名和法治。例如它宣揚「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要求統治者「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首」，即不受任何干擾，一切以法律為準繩。又據多種史籍記載，當時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不少也確實同黃老有著緊密的聯繫。例如：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慎到、田駢、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等等。所以，「黃老」雖然與「道德」並提，但主要的還是同「刑名法術」聯繫在一起；黃老之言實即刑名法之言。當時的黃老之學，不但和原先的道家學派有著重大的區別，而且帶有十分明顯的道、法結合而以法為主的性質。至於黃老學派的法律思想，則以道論法，取道家的理論形式而灌注以法家法治理論的內容，顯然更是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息息相通的了。只是當時這種思想並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因為當時正逐步取得政權的新的封建統治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所迫切需要的，是適應尚武恃力、有利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逾越」，以組織領導統一戰爭和建立統一政治局面的「嚴而少恩」的純粹法家的法治理論，而不是揉雜道、法兩家思想的黃老之學。
在黃老思想指導下，由於推行休養生息政策，輕徭薄賦，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治世」。可見，漢初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對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對於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起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黃老學派的思想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起到了特殊作用，它為兩漢法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為由秦王朝的法家思想的統治轉變為西漢中期及以後儒家思想的統治，起了過渡性的橋樑作用。
董仲舒：
暴秦的統治如過眼煙雲,轉眼間就土崩瓦解。滅秦者,秦也,為什麼?嚴酷的刑律沒有維護一個王朝,那什麼才是王者之法寶?漢朝的統治者開始認真面對這個宏大的課題,也為漢朝採用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觀而思考。這時,董仲舒博士精彩登場,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了思想基礎。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廣川郡(今河北景縣)人,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自幼天資聰穎,少年時勤奮好學,讀起書來常常廢寢忘食。董仲舒家裡有個花園,是個花香鳥語的好地方,但他卻埋頭於孔子編訂的儒家經典《春秋》與老師布置的詩文,集中精力讀書。整整三年,他不但沒有進過花園,甚至連一眼都沒瞧過,為後世留下了目不窺園的故事。隨著年齡的增長,董仲舒的求知慾望更加強烈,遍讀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等各家書籍,終於成為令人敬仰的儒學大師。
從30歲開始,董仲舒開始招收大批學生,精心講授。他講學時,在課堂上掛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裡面講,學生在帷幔外面聽。有時,他還經常叫他的得意門生呂步舒等轉述傳授。這樣,很多人跟他學了多年,甚至沒有跟他見過面。通過講學,董仲舒為漢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的學生後來有的當了諸侯國的宰相,有的成了長吏。
由於董仲舒廣招門生,宣揚儒家經典,他的聲譽也日益擴大,在漢景帝時當了博士,掌管經學講授。漢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十年;元朔四年,任膠西王劉端國相,四年後辭職回家。此後,董仲舒過著居家著書的生活,但朝廷每有大議,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
作為大儒,由於歷史的原因,董仲舒終生沒有得到重用。作為當時的大學者,他早年適逢朝廷提倡道家無為思想,所以只能閉門讀書;被漢武帝賞識之後,也只是被當作學者對待,得不到重用;後來給諸侯王當國相的日子,他日子更是不好過,因為作為中央派給諸侯王的代表,他既要維護中央的權威,又不能得罪諸侯王;由於種種原因,董仲舒甚至一度下獄,被判為死刑。
但是,正因為是一位純粹的大學者,董仲舒始終做到了淡泊明志,並以自己的思想體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演變。
董仲舒知識淵博,思維清晰,善於從各種儒學經典以及其他學派思想中汲取營養。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提出了齊一天下的「大一統」論,並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史稱《天人三策》。在這個對答中,董仲舒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統建議,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也使儒學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界的蔚然大宗,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
漢代興辦學校以廣教化,廣育賢才,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帝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他根據「大一統」的普遍法則,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統」的論點:統一思想是大一統的關鍵,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百姓才知道行為的準則,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用思想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思想應該統一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就知道該遵循什麼原則,該做什麼事情。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大一統的建議之後,確立了儒學的核心地位,鞏固了集中統一的政權,防止了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
董仲舒根據儒家的政治思想,強調實行以「禮樂教化」為主要內容的「德治」,認為這是達到長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陰陽五行的思想,解釋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從而為行德治尋找理論根據。在繼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礎上,董仲舒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標準,後人歸納為「三綱五常」,並以此作為維護封建專制「大一統」秩序的根本。董仲舒建立了君權神授的學說,從神學上證明了君權高於一切,統治和教化的權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裡,使王權和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神聖化、絕對化。
從遠古到西漢,儘管科學技術一直在演變發展,但是,許多自然現象人們仍然無法解釋,就會對天更加敬畏。作為大學者的董仲舒對各種自然現象更有研究。據傳說,一次,董仲舒放下帷幕講課,有個客人來拜訪,董仲舒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普通人。客人又說:「要下雨了。」董仲舒便和他開玩笑說:「住在巢里的知道颳風,住在洞里的知道下雨。你不是狐狸,就是鼷鼠」。話音剛落,客人就變成了一隻老狐狸。
這個傳說表明,董仲舒對自然界有深入的研究,同時又對社會心理洞悉掌握,他順勢提出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為皇帝的統治提供支持,也是順水乘舟之勢。本來天是自然現象,董仲舒卻宣稱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無上的神,又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現象,社會現象,都是「天」意志的表現,天和人能夠感應相通。董仲舒把《春秋》中所記載的自然現象,都用來解釋社會政治衰敗的結症,並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在皇權集中的條件下,董仲舒提出了「居民而伸君,居君而伸天」的主張,採用」天」來限制皇帝個人的私慾,制約他至高無上的權力,並把秦始皇權力不受制約,引發農民起義,速亡國的慘痛教訓,變成皇帝的精神枷鎖,來限制皇帝的權力。從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應」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權,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董仲舒一生確信「天人感應」。任江都國相的第六年,朝廷的祭祖場所失火,董仲舒認為這是天譴,說明皇帝失道,遂著筆起草奏章,規勸漢武帝。漢武帝看了大怒,降旨斬首,轉而憐其才學,又下詔赦免,但免去了他的職務。董仲舒死裡逃生,惶惶然回鄉教學著書去了。董仲舒的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篇文章、詞賦傳世,尚存的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賦》、《春秋繁露》及嚴可均《全漢文》輯錄的文章兩卷。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於家中病逝,葬於西漢京師長安西郊。有一次漢武帝經過他的墓地,為了表彰其對漢王朝的貢獻,特下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為「下馬陵」。
董仲舒思想和學說著作,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的發展,有著極其廣泛深遠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儘管他的天命論等思想被質疑和批評,他的綱常理論被認為是束縛中國人民的精神繩索,但是,他倡導的統一的儒學思想實際上成了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正是由於這種統一的民族精神,中國在兩千年中雖曾遭受過千災萬劫,卻能保持相對的完整。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想到董仲舒的大一統學說所起的重要作用。
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鴻，廣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二十一卷，西漢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在其主持下編著。成書年代大約在景、武之間。劉安（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漢文帝十六年襲父爵為淮南王。善屬文辭，才思敏捷。吳楚七國反，曾謀響應，不果。漢武帝即位，安暗整武備，欲反，未發而敗，自殺。
此書為漢初黃老學派著作，《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載內21篇，外33篇，今只流傳內21篇。全書博奧深宏，融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於一爐，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模的彙集，但其主流則偏向於道家，東漢高誘說「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通篇亦以「道」為主題，既講自然之道，也講治世之道，提出了「漠然無為而無不為」，「漠然無治而無不治」的政治理想。在最後一篇《要略》中，概括全書以闡明宗旨，「言道」與「言事」，即掌握自然界的規律與考究社會歷史變化規律，此外，還綜述了各家思想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具有很高的價值。
《淮南子》因屬集體創作，采百家之長，故此內容龐雜，近乎一部「先漢學術史」，但並非憑虛蹈空，而是處處緊扣現實，並多用歷史、神話、傳說、故事來說理，文風新異瑰奇，繁富有序。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此書版本甚多，東漢有高誘注本和許慎注本；清代有庄逵吉校本，較為精善；近人劉文典集諸家之精華作《淮南鴻烈集解》，貢獻頗巨；今人何寧《淮南子》集釋亦是目前較好的本子。
白虎觀會議：
東漢初年，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日益加深，各派內部因師承不同，對儒家經典的解說不一，章句歧異。漢光武帝劉秀於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之學正式確立為官方的統治思想。所謂讖是當作神靈啟示人們的一種預言。讖與緯連稱，是一種長期的發展結果。讖緯即總集過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質的預言，而用以解釋一般性質的儒家經典，使那些預言與儒家經典相交織，使聖人的教條與神靈的啟示合二為一。這樣，聖經變成了天書，孔子就變成了神人。
白虎觀會議是東漢章帝時召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諸生在白虎觀召開的一次討論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 自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漢朝君主的統治思想支柱。但是由於當時各家儒學學派傳承不同，對於儒家經典的版本、內容多有爭議。雖然漢宣帝時曾召開「石渠閣會議」加以統一，但是經歷王莽新朝的戰亂之後，各家的歧異再次抬頭。漢光武帝劉秀於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之學正式確立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為了鞏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召集各地著名儒生於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白虎觀於當時乃是朝廷修繕儒學之所。
歷史評價：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清 曹寅 《哭東山修撰》詩：「輝煌白虎觀，滅沒青藜枝。」 清 昭槤 《嘯亭續錄·石經》：「漢靈帝時，立『五經』石碑於白虎觀 ，蔡邕等為之校刊。」
王充：
王充（27—約97），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讚他對母親很孝順。後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為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疾虛妄古之實論，譏世俗漢之異書"
《論衡》一書為東漢王充（27-97年）所作，大約作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存文章有85篇。《論衡》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占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而其集大成者並作為"國憲"和經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正因為《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於漢代的儒家正統思想，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的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由此生髮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義的解釋和看法。"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的創造了人，並為人生了"五穀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治萬民，並立下統治的"秩序"。《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由"氣"構成，"氣"是一種統一的物質元素。"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由"氣"這個物質性的元素出發，《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於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之，取而令之；見絲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穀不是上天有意創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論衡》書首先從宇宙觀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性面貌。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所以，這種宇宙觀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輔助"自然之化"，但終究不得不聽命於自然力的支配。這是古代唯物主義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那麼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神化。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殷商（契）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龍交合而生，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有光等等。《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何則？異類殊性，情慾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謂"聖人更稟氣於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麼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於物種交合和生產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這是"非聖無法"、"誹謗聖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裡。《論衡》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觀。如果統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即奉天受命，並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太平。如果統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變亂，新的統治者就取而代之，並把這個"道統"重新延續下去。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獨特地結合到了一起。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就在於"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治卻是萬古不變的。《論衡》書對這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度。它認為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於其本身之中，而不在於"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論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象，不是取決於"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來論述社會歷史發展的。從其承認客觀物質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過程，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歸結到"時"和"數"上，認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並不完全否定儒學），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別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都進行了系統的評述。因此，後人稱《論衡》書是"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儘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但它產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即封建國家處於統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的時期，它敢於宣布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敢於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於向孔孟的權威挑戰，並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它對今後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梁時的無神論者范縝、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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