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的笑和她打開的另一扇門

程乃珊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她的笑聲。總以為大戶人家的女子，笑得莞爾、文靜，帶著點修飾的意味。就像文學作品的句子要那麼點修辭，來顯示文採的不同。程乃珊的笑，是大聲的，人未到，聲先到，笑先到，幾步開外就可以聽到。程乃珊的笑，是不假掩飾的，發自內心的開懷爽朗的笑，是率真而富有感染力的，那種純凈的笑，總使我奇怪地聯想起陽光下堆著的細細的白糖來。五年來，每當想起程乃珊，我就會聽到她的笑聲，看到她生動飛揚、充滿了活力的笑容，那來自天堂的笑聲。是的，我斷定，在天國她依然保持著當年在人間的熱情和爽朗。

我和程乃珊認識在上世紀80年代。最初的照面應該是在上海作協和《上海文學》舉辦的青年作者學習班。就是在中國文學大河陡轉的節點上，程乃珊勇敢且帶著點膽怯、羞澀，開始了她的文學書寫。像世界的那些大城市一樣———倫敦的東區和西區，北京的東城和西城———早年上海的空間，曾經有它「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獨特歷史文化格局。一般來說，「上只角」和「下只角」形成了上海空間富裕/貧困、享受/艱苦、充足/匱乏、華麗/粗糲、腦力/體力、商業娛樂/工業產業的二分格局。以前，「上只角」在上海人心目中是想像中的「上流社會」。綠樹掩映中的尖頂小洋房，落地鋼窗打蠟地板，地坪裝著彈簧的舞廳，燭光燈下在高腳玻璃杯里晃動的血紅的葡萄酒、琥珀色的威士忌，以及鋼琴、電扇、西餐、咖啡……1949年以後相當長的時期里，工人、工廠、新村，人們的勞動和生活，則成為作家們描寫謳歌的主要題材。

從1979年《上海文學》發表處女作《媽媽教唱的歌》開始，呈現更多元生活狀態的那些人們在程乃珊小說中陸續登場，他們以文化和知識服務於一個新的時代，但他們身上和血脈里也流淌著過去時代的痕迹，保留著考究的衣食住行、生活習俗，以及修飾得體的文化教養。然而，畢竟那還是一個冰河解凍的時代，程乃珊的敘事是試探性的、小心翼翼的，同時也帶著她初登文壇的青澀和稚嫩。但那些男女主人公文質彬彬的氣質，文字間瀰漫著的和大多數當代文學作品不同的氣息，很快就吸引了讀者。對於廣大已然習慣了工農兵文學的讀者來說，程乃珊正在建構的文學世界則給他們帶來了許多全新的閱讀快感和體驗。1984年2月《上海文學》發表了我寫的程乃珊小說評論《獨特的生活畫卷》。這是我寫的第一篇作家論，也是程乃珊小說的第一篇綜合評論，對我、對她，都影響深遠。

因緣際會。因為寫作，我和她認識，成了朋友。我是個記性較差的人，記得的東西少，因為少，記住了，就是一輩子。西方禮數我記得兩條。一是「After you（您先）」，是跟外籍英語教師凱瑟琳在電視節目《Follow me》中學的。出國在電梯里，遇見老人孩子女士，說一句，很溜，很受待見，外國人以為我英語底子有多棒。還有一句就是「Lady first（女士優先）」，程乃珊夫君老嚴就是實踐這句話的模本，永遠忠心耿耿，保鏢似的保護著太太，多少也強化了我對女性尊重的意識。開始，我們都比較拘謹。後來熟悉了，時常會聽到她大聲開懷的笑。事實上，程乃珊成了這座城市某種生活方式的一個代言人。她在《新民晚報》發表《你好！帕克》，一下子喚起了這座城市蟄睡已久的對好萊塢巨星格里高利·帕克的懷念旋風，而且居然收到了帕克的簽名影集。幾年後，又和白髮蒼蒼的帕克在美國的寓所見了面，譜寫了一段浪漫奇蹟。

程乃珊是個熱情的人，是個喜歡熱鬧、醉心於生活品質的人。她家三樓的客廳自然而然成了她身邊那群人活動的沙龍，經常賓朋滿座。老式的留聲機里放著好萊塢歌星平·克勞斯貝磁性十足的歌唱，那是程乃珊的所愛。她曾好多次對一臉茫然的我講克勞斯貝的歌聲如何美妙。讓那個臉蛋圓圓的小女孩郭庭珂彈一曲《少女的祈禱》。在與沙沙的歌聲交替的甜甜的琴聲里，大家手持一杯咖啡，吃著老嚴特意從「凱司令」和上海咖啡館買來的西式小點心，有說有笑，人像流星一樣撞過來撞過去。上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剛開放不久，記得我第一個聖誕節就是在她家客廳里過的。他們也偶爾談點文學，大都不是我們中文系教的，而是被忽略的張愛玲、蘇青，還有剛重新出版的張恨水的《金粉世家》。她的一個小閨蜜還托我買過這本書。多少年後，據老嚴說，這孩子在美國做了房地產商。程乃珊與大家周旋，如魚得水。她的笑聲漂浮在各種聲音之上，是每次派對的主調，像燭光感染著大家。那種無拘無束的交談，讓學文學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書本里見過的喬治·桑和巴納耶娃的文學沙龍。

難能可貴的是，程乃珊不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延續了一種城市歷史文化基因，而且始終揣著一腔樸素的平民情懷，生在靜安區的高門大戶，工作在棚戶工房連片的楊浦區。作為班主任和英語教師，她滿懷赤誠把知識傳授給那些像我一樣在寒風裡長大的工人的兒女們，給他們的人生注入善良信念的暖流。這種穿插往返，也震撼、改變、豐富了程乃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不但使她筆尖湧現了《窮街》《女兒經》這樣有著對平民充滿人道主義溫情的小說，而且也贏得了學生們發自內心的愛戴。她在病榻上的日子裡，這些當年的窮孩子們輪流為她值夜班。遺愛在人間，她把這一切寫進了她晚年留下的文字里。

程乃珊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從取材於夫君嚴爾純外公綠屋的中篇小說《藍屋》到取材於銀行家祖父的長篇小說《金融家》，她的目光從自己這一代人身上回溯到祖父那代人。《金融家》原名「望盡天涯路」，有著說不盡的滄桑、望不斷的悠遠，我們看得到隨著時代的進步和開放，程乃珊創作雄心的拓展和視野的開闊。她試圖像高爾斯華綏創作《福爾賽世家》那樣，打造一部家族史式的鴻篇巨製，史詩式地貫通一段中國民族資本波濤洶湧、曲折艱辛的秘史。說到她的小說，大家總提《藍屋》《女兒經》《窮街》，其實《金融家》才是她文學的高峰之作。可惜的是，《金融家》也成了她作為小說家的壓軸演出和謝幕之作。從精神現象學的角度解讀程乃珊小說，時代在她心裡留下了微妙的投影。一方面，她依戀和沉浸於對往昔時光的回味中，那是一種真正的烙印；一方面，又為在新時代里自己能不靠吃祖宗老本自食其力而自豪。她的遺著《遠去的聲音》第一篇《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嗎》，從標題就可以聽到來自地表深處的恍惚，傳達了對出生在同一個家庭的妹妹心裡的哥哥，自豪與惋惜交織的複雜心理。對於童年大少爺氣質的哥哥和幾十年後入黨成為廠長、副市長的哥哥形象，連程乃珊自己也「剪不斷，理還亂」。老嚴不愧是最理解自己愛妻的人，把這篇置放在頭條，它使我這個遠離他們生活的工人的後代，閱後都為之怦然心動，五味雜陳。這個時代里，我們中一些人戾氣十足，總喜歡二元對立，絕對化地評價人物、生活、時代和歷史，但人的內心其實經常會有一言難盡、非常糾結的一面，這，才是真實的「人性」。

說到程乃珊的小說，有人把她稱為張愛玲的「傳人」。其實文學的價值在於每個作家敘事、書寫的不可替代性。王安憶的《長恨歌》一問世不久，就有評論家把她比作張愛玲，我當時就撰文堅決不贊同。程乃珊欣賞、喜歡張愛玲不假，但同樣出自名門，張愛玲眼裡看到的都是惡，她對人性、人生、社會有一種來自血液里的仇和狠。《金鎖記》里曹七巧對女兒的乖戾和變態，映射出她幾乎是懷著絕望在和一個世界撕咬。而程乃珊的《女兒經》里的沈家姆媽為了三個待字閨中的大齡女兒的婚事美滿，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掰碎了給她們，那種愛是大大溢出了自己能力的。程乃珊把尋常人間煙火氣寫得真切到有了身臨其境的肌理感，把一個既不富裕也不貧窮的母親和三個女兒的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王安憶前不久撰文紀念程乃珊，說到程乃珊的小說「和文學獎的緣分，總是差了一點點」。這「一點點」，我親身經歷過。1988年1月，我擔任全國中篇小說評獎的初評委。程乃珊有兩篇入圍，其中一篇就是《女兒經》。幾輪投票都有《女兒經》，最後一輪，獲獎的是14票。《女兒經》13票，以一票之差出局，是真正陰差陽錯的「失之交臂」。初評委大都是我的同齡人，交談中有評委覺得程乃珊這部小說「俗」，我很有點為之打抱不平。其實有些獲獎的作品，我實在也沒有讀出多少雅來，況且，《三國演義》《水滸傳》，宋詞、元曲在它們出生的那個時代，哪一部不是拿著市井的「戶口簿」和「身份證」？我想，經過沉澱，多少年以後談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都市文學，程乃珊的小說一定是一個繞不開的存在。那年，程乃珊第三部小說集出版，她自己在代序中寫道：我替她取名《女兒經》，似有點俗氣，但按民間習俗，似孩子取名俗一點，容易長。更何況，我的孩子，不過來自尋常百姓家。

電影《女兒經》劇照

後來在香港兜了一圈，程乃珊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愚園路。世道已經大變，上海開始了「比香港更香港」的時代。新時代的上海需要一個昨天風情的講述者，一個歷史底蘊的填充者。作家程乃珊是一個理想的講述者。她充滿熱情，奔波活躍在傳統紙質媒體和新興電視媒體之間，講述著曾經的上海的風情。小說家天性留心細節，程乃珊的非虛構上海講述中的那些小洋房、高級公寓樓，總是藏著、掖著一些動人的「小東西」。許多上海人喜歡她，許多新上海人也喜歡她。上海因為她，有了一種熱鬧，香港則不會。我想，這也是她重回上海的原因吧。程乃珊用她的小說書寫，充實了上海城市文學敘事的一半，又用非虛構的文學書寫，完成了她關於上海文化和歷史的另一半敘事。上海，有許多可以進去的門。其中一扇關閉了許多日子的大門，因為她，打開了。

但我以為，或許有更重要的，就是程乃珊在後來的各種文化場合，她一生未變的純粹的充滿感染力的笑，和笑容背後傳達的達觀爽朗的人生態度。她，沒有心機，通透豁達，活得快快樂樂。幾乎所有認識她的人，都願意接近她。尼采說過，一個人精神層次越高，心理就越健康，發自內心的微笑與喜悅的表情也越多。因為他感受得到細微的事物，發現人生中竟藏著許多快樂的事物。

組稿：徐芳   編輯：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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