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位曾打過毛澤東耳光的北大校長

傅斯年

來源：AU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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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季的北大，脫離了日本人的掌控，迎來了它光復後的第一位校長。準確地說，是代理校長。

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著一口山東話，面容冷峻地審視著在北大的校園。

他叫傅斯年，是胡適最得意的弟子。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是個有名的刺頭，曾擔任過五四愛國運動的總指揮。在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管理員時，因為毛澤東工作不認真，他還打過毛澤東一個耳光。

這次回來擔任校長，他得罪了不少人，魯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輩子。 抗日戰爭時期，一些像周作人這樣的北大知名學者留在了日偽統治下的北京大學，抗戰結束後，如何處理這些偽教職員成了一個大問題，誰也不願意得罪這麼多人把他們通通開除。 偏偏有一個人敢這樣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厲風行，宣布把所有出任偽職的教授一律開除出北大，他告訴上門說情的人：「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那麼久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

所有的文化漢奸，一個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這種橫行無忌的作風，使得他被人送了一個外號：大炮。 然而，這位被人稱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東大漢，卻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國士。 儘管，因為1949年的政治選擇，他的名字在大陸已經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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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順治年間的第一位狀元。傅氏家族人才輩出，不少子弟通過讀書科步入仕途，在興盛時期堪稱是山東有名的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場上早已沒落，雖然依然有家學淵源，但是許多族人已經淪落成為貧困潦倒的窮書生了。傅斯年的父親雖然是舉人，但也是家無餘財，因此傅斯年的童年過得頗為貧寒。 但是，名門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讀書治學上依然有天然的優勢。傅斯年遺傳了先祖的聰穎勤奮，自幼熟讀家中的藏書，在父親的指導下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他的一生，從此和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報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個世紀初期，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國家的屈辱激起了學生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又使得愛國青年對北洋政府怨氣衝天。年過二十的傅斯年並沒有在愛國運動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期間，傅斯年被推選為學生運動的總指揮。

傅斯年指揮五四運動

青年的熱血一旦被點燃，短時間內是很難冷卻的。學生們不斷地抗議示威，傅斯年作為學生的領導者，扛著大旗沖在隊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學生們火燒了趙家樓，痛毆了曹汝霖，運動達到了高峰。 學生們熱情高漲，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個新世界。 作為這場運動總指揮的傅斯年，卻在這個時候，選擇了靜悄悄地退出。他並不是懼怕政府的鎮壓，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面前，也是敢於翹著二郎腿的。

之所以選擇從學生運動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聽從了老師胡適的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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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一直信奉用溫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國家。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幾場學生運動就能夠解決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學生過早捲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適的思想對傅斯年的影響是巨大的。

傅斯年（左）、胡適（右）

他退出了學生運動，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前往歐洲留學。 七年之後，萬里來歸的傅斯年受聘為中山大學的教授，繼承了恩師胡適先生的衣缽，成為桃李滿天下的歷史學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有一種為民情願的士大夫情懷。「九一八」事變之後，傅斯年再次走出書齋，指責政府的不抵抗行為，把國民政府罵得頗為狼狽。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歷史學功底，撰文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在歷史上不是中國領土」的言論。 傅斯年愛惜羽毛，不願意進入政府當官，但是並不推辭監督政府的國民參政員職務。 1938年，他出任國民參政員，首先把「大炮」對準了炙手可熱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貪污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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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全線潰敗之際，台大原校長庄長恭離職，國民政府決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經朱家驊和傅斯年多次晤談，傅勉強表示從命，「跳這一個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間兩徘徊」。據「史語所」研究人員陳盤迴憶：「自三十八年冬（實應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為計。一日，師（傅斯年）召集同人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雖欲再將研究所遷入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維持得以不墜，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願盡最大努力，妥為介紹安置。』同人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已受威脅，於多年生命所寄託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盈眶者。師於是不覺大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年何足惜，當力命以付諸先生之望耳。』本所遷移之議，於是遂決。」

1949年元旦之夜，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對時局，這年元旦之夜無一絲歡樂的氣氛。是夜，師徒二人置酒對飲，相視凄然，潸然淚下。二人一邊喝酒，一邊不斷吟誦陶淵明的《擬古》第九：「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陳布雷自殺後，傅斯年也產生了自殺的念頭。陳盤迴憶：「當首都倉皇之日，時有陳佈雷、段錫朋二氏之歿，師（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觀之極，頓萌自殺之念。而師未於此時殉國者，賴傅夫人愛護防範之力也。」

陶希聖也回憶道：「在徐蚌戰事失利之後，我到雞鳴寺去看孟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都在裝箱，他的辦公房內也是箱篋縱橫。他告訴我說：『現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他隨手的小篋裡面藏著大量的安眠藥片。」

當時俞大彩準備陪母親去廣州就醫，就在俞大彩收拾行裝準備陪母赴廣州的前一夜，傅斯嚴趕來阻攔，痛哭流涕道：「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著一大瓶安眠藥，一旦有變，他便服毒自盡嗎？那時，你將何以自處？」俞大彩聽罷，與傅斯嚴相對涕泣，遂放棄廣州之行。幸得夫人看護，傅斯年自殺未遂。

這時，台灣來電催促傅斯年赴台大就任，陳誠也來電催促。接到電報後，傅斯年將自己關在房中三日三夜，繞室踱步，反覆吟詠、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的詩句，最後決定暫去台灣就職。他原想帶全家去台灣，但臨行前又讓部分親屬留下，說：「共產黨對文人還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來。」他還留下了許多圖書家產。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飛赴台灣。這日晚，星光慘淡，傅斯年偕夫人俞大彩及胡適走出位於南京「史語所」大院中的家門，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無聲息地走著。走出「史語所」大門時，工友老裴噙著眼淚對傅斯年道：「所長，希望您早日回來！」傅聽罷，悲不自勝，握住老工友的手作別後，登車倉皇離去。當夜，傅斯年飛抵台北。

孔祥熙是宋美齡的姐夫、蔣介石的連襟，蔣介石親自出面給孔祥熙說情。

蔣：「你信任我嗎？」

傅：「我絕對信任。」

蔣：「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不少劣跡，在《世紀評論》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國舅」宋子文不久之後被迫辭職，步了孔祥熙的後塵。

雖然傅斯年不給蔣介石面子，但蔣介石對傅斯年還是頗為欣賞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絕了，但他畢竟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對國民黨有所批評，卻一直沒有投向當時中國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的時刻，他和胡適一起借酒澆愁，吟誦陶淵明的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時候的傅斯年，隨身攜帶安眠藥，以便能夠隨時自殺。

在1949年，必須作出政治抉擇的時刻，他選擇了跟隨蔣介石去台灣，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

在台大，傅斯年愛護學生是出了名的。他堅持自由主義的立場，拒絕三民主義進入台灣大學，以保持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以免學生被政治洗腦。他每天都在校園裡轉悠，隨時進入課堂聽課，他的聽課並不是走過場，如果發現教師不合格就會予以辭退。正是這種兢兢業業，確保了台灣大學的教學質量。

對於學生的住宿條件和伙食，他也十分關心，經常親自前往宿舍和餐廳探視。

然而，上天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兩年之後，他在一次會議時突發腦溢血，蔣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搶救，但還是沒有留住他的性命。這位「五四之子」，去世時年僅55歲。

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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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其題字。傅斯年揮毫寫下了「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眾人頓生凄愴之感，但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次年夏，傅斯年患膽結石住院手術，出院時醫生勸他至少要在家中休養一周，但台大事務繁多，他根本無法休養。朱家驊回憶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幾天，閑談之中，他忽然對我說：『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斷送在台大了。』當時我只以為他因感覺辦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語。不意數日之後，便成讖言。」

去世前半年，傅斯年經常在大學的行政會議席上說：「大學的事太麻煩了，真是要命。」傅也常對陳誠戲言道：「我為台大，已心力俱瘁，連我這條命也要賠進去了。」何曾想，這台大校長的職位真的要了他的命。

傅斯年讓台大農學院園藝學系擬一個美化校園的計劃，於是該系擬出一個「五年計劃」，傅斯年看後半開玩笑地說：「五年？未免太長，我實在等不及！」

俞大彩追憶傅斯年去世的前夜：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破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我一陣心酸，欲哭無淚。

「他起身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於『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我死後要留給兒子。我要請董（作賓）先生為他制一顆圖章，上刻『孟真遺子之書』。

「他長嘆一聲，接著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我一向不迷信，難道這幾句話就是他的遺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陣寒風，室內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陣透骨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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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評價傅斯年是「亂世一書生」，憑著一股書生意氣走出書齋，成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這股子書生氣使得他追求「正統」，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實，對於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無非是胡適所說的那樣，他是「中國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至於對蔣介石的個人感情，不過是：「君以國士之禮待我，我已國士之軀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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