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信件，久遠的風華

前不久，一場規模不大，但相當特別的清代書札展覽在琉璃廠亮相，這些書札里，有晚清詞人、畫家之間幫忙買盆栽的信，有道光翰林和珍妃祖父的彩色信箋，還有「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向友人求借美國小說的信……從中，不僅讓觀者看到書法和箋紙的藝術之美，更讓人窺見古代的人文風懷。

一百餘年前，晚清詞人、海派畫家周閑在信中托朋友吳雲（清代書畫家，晚號退雲主人）幫忙買盆栽，順手分享自己生活的雅趣：「昨有吳興友人做東洋生意者談及花卉，輪船不能攜帶滬城。」

周嫻手札

筆擱一半，周閑聊得不盡興，他還在行間用小字加註，「鬼子不許艙面擺物，必須入艙，艙中貨物堆疊，易於壓折，且無水澆灌，艙中蒸悶容易受傷，雖托鬼子代購，不皆如此。」從周和友人的對話中可以想見，古人的日常活動是何等閑適。通過這封信我們還知道一點，原來海外代購在清末就已蔚然成風。

信箋之美，來自文人的悅目

書札不僅內容優雅，就連信紙本身也很賞心悅目。古代的信紙叫信箋，三四寸余，一拃多長，和今天一張普通信封差不多大。所謂箋，就是小而華貴的紙張，唐代元和年間，就有了最早的私人定製。

一位名叫薛濤的歌伎好制小詩，不但要求紙質細膩、融墨合意，還要有色彩、有花紋。薛濤僱工匠辦起了造紙作坊，因為染箋時使用成都的浣花溪水，她的箋紙又名「浣花箋」。

拱花

五代有一種叫「砑光小本」的紙張，所謂「小本」，就是小幅的箋紙。在沉香木上用細線陽刻出人物、山水、鳥獸的圖樣，而後鋪紙於上，用生蠟碾磨，這樣線紋處就變得光滑明亮，形成圖畫。這種砑光箋後來發展成了凹凸印刷（古代稱「拱花」），工藝一直沿用到清代。

宋元之後，隨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古人用傳統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紙上印出精美、淺淡的圖飾，作為文人雅士傳抄詩作或書札往來的紙張。小小的一張紙上能印什麼呢？大多是標註著當年的年號和干支，也有一些是某些文人的專用箋紙，所以上面印的也很可能是某個藝術家自己的齋號甚至官銜等。為了使得箋紙更加美觀，這些字不是隨隨便便寫的，每一個都從唐碑中精挑細選。看似簡單，造箋人為了集字要研究不少書法碑帖。

信箋上的花朵和書法相映成趣

明朝以來，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再次改進，文人開始自己設計、或請畫家幫忙，在箋紙上繪製一些簡單的圖案，在上面題詩或者把詩抄在上面請別人唱和，開始做到視覺和聽覺的雙重享受了。明萬曆朝，木版水印箋紙開始流行，人們在箋紙上印上花卉鳥獸、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緯和服飾彩章等，窮工極妍、美妙絕倫。同時期，描金工藝傳出宮廷，在士大夫階層中也快速普及。這時期的每一枚箋紙，堪稱一幅微型畫作，不可謂不精緻。

書札，別只看書法

書札若以今天的審美眼光來看，更多人在意識形態里不自覺地把它賦予了書畫的意義，實則信札對每個人來說感受都不盡同；書法家看書法，篆刻家看印章，史學家看文本……把信箋作為一個整體，也許它才是真實的完美，才意義更大，價值更長遠。

張之洞信札，內涵豐富

例如下面這則清末封疆大吏王之春的一通信札，就非常具有史料和學術價值：

其人歷任山西、安徽、廣西巡撫，還曾出訪過日俄德法四國做外事活動。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以後，慈禧出逃西安，扔下一個爛攤子，等大臣們割地賠款以後才「迴鑾」。王巡撫的書信中就透露出一個歷史細節：「因籌賠巨款，皖中雖地瘠，民窮不能不稍急以難，而民生凋敝，比戶罄懸，又未便遇事徵求，惟節嗇一切斯於少助，消埃已耳。綜計各國共賠款四百五十兆以四厘行息，茲攤作四十年分……計項九百餘兆，歲增二千餘萬出款……宮殿正在修葺，迴鑾已定七月十九日由陝州至正定，一路新政之行……廢詩賦小楷，經濟特科亦仍舉行。」原來迴鑾之時，慈禧和光緒就一路上頒布新政，引入西方學科、廢除科舉考試。這反映了一段很重要的歷史，清王朝雖然不能扭轉自己傾覆的命運，但統治者在執政的最後，還是進行了力挽狂瀾的嘗試。

王之春的信札揭曉了慈禧和光緒逃亡後的歷史

當然，這裡需要指出，並非所有的手札內容都具有較好的史料和學術性，在明清官員中間，許多高官互賀節令、壽喜升遷的來往應酬信，都有師爺、幕僚代筆的現象。古代代筆主要是用館閣體小楷書寫，這種原本為科舉考試和官府文牒設計的手寫體工整嚴密，但匠氣十足。相比較宋元時期的手札，清代的書法和信箋的審美價值，顯然沒有超越文獻範疇之外更高的意義。

沒有書寫的年代，歷史不會給文化留下太多痕迹

在精美的箋紙上用毛筆書寫信札，是東方獨有的文化。古人行文中的禮節和思維，處處體現著國人「卑己尊人」的處世哲學，從稱謂語、提稱語到正文，從思慕語、祝願語到署名，書信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規則。

金農手札，書卷氣濃烈

例如，很多回信開頭會寫「接誦」，這是指接到對方來信，已經用心捧讀的意思；在文章結束，祝詞也很有講究，要和收信人的身份相適應。「順頌勛綏」是祝願對方早日陞官，「順頌商綏」是祝願對方生意興隆，「順頌道安」是祝福老師的教育事業越來越好……在信中，上款不能對人直呼其名，都是稱其字型大小。行文中也不出現「你」「我」「他」之類的代詞，而是使用「尊兄」「愚弟」「大人」等敬語。正文中出現自己，不論是寫「弟」或是自己名字，字體都要比其他文字小一號，表現自己的謙卑。

我們現在看這些東西，覺得套路很多，但是你要想想，古人的通信沒有我們頻繁，加上雙方可能遠隔千里、許久未見，一定有很多的心情要表達，這些『套路』正是把人的心情，用一種相對固定和體面的方式書面化，以不至於人在文字上失態。

在古代，尺牘之學是人基本交流的工具，這些體例古人從小學、時常用，就像現代人使用電腦和手機一樣，是他們的基本技能。我們只是距離他們的知識結構太過遙遠，面對一個陌生的書信體系如盲人摸象，其實書札文化在當時並不高深莫測。

趙之謙手札

中國傳統的書信文化是在不斷發展的，總趨勢是體例變得複雜高深。漢代司馬遷寫的書信就比較隨意，東晉王羲之的便箋就已經出現了些規矩；到了明清以後，書信的規矩達到了頂峰。其中，官場書信走了極端，不但要遵循前代規定，還發展出了用於恭維他人的駢文套話，幾乎每一種用途的書札都形成了一種標準文本。而那時的標準，恰好被今人偷而用之，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公文。

程式化會扼殺書信的真意。古人即便是用白話文，也可以寫得很好。尤其是家書當中，白話文反而流露出更深刻的感情，文筆絲毫不輸文言文。

新文化運動以後，白話文全面發展；但到了今天，我們的日常通訊都用不到寫信了，連簡訊都很少用。當代通信語言和口語在文字上已經沒有差異。這樣的微信時代，大約不會在文化史上留下太多痕迹。而古代的書信能留下這樣的東西給人欣賞，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莫不是一種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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