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日人來華訪書熱
原標題：歷史上的日人來華訪書熱
近代日本著名的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多次來中國訪詢秘籍。圖為身著中國服裝的長澤規矩也。
在中日兩千年文化交流歷史中，日本輸入漢籍的歷史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之久。在此期間，出現了幾次大規模的日人來華訪書活動。這些大規模的從中國輸入漢籍的活動，對日本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日人訪書將大量珍貴的中國文獻典籍帶回國內，變為自己的「國寶」，明代《永樂大典》有十幾冊流入日本。上圖為《永樂大典》書影。
遣隋使、遣唐使是第一批大規模來華的訪書人，他們將大量漢籍輸入日本
隋唐時期，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作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使者，除了參觀訪問，拜師學習，研讀儒經外，每次歸去，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攜帶漢籍回國。可以說，他們是第一批大規模的訪書人。
《舊唐書·日本國傳》記載：遣唐使中的留學生「好讀經史，解屬文」、「請儒士授經」，歸去時「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可以說，隋唐時期是中國漢籍大規模輸入日本的一個重要時期。那些唐及唐以前的珍貴寫本，被日本保存下來，不僅成為日本的國寶，有些甚至是在中國也久已失傳，成為舉世無雙的孤本真跡。
位於日本古都奈良的博物館正倉院，有「海上絲路博物館」之稱，是歷代天皇貯藏「皇室寶物」、「國家珍寶」的寶庫，其中珍藏了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帶回的中國文物：除了禮器、佛具、樂器、服飾、餐具、藥品、武器等珍貴文物外，文獻典籍以其文物及文獻的雙重價值堪稱至寶中的至寶。就在2001年秋季的正倉院展上，人們意外發現展品唐寫佛經《成唯識論》卷四的末尾，有「顯慶四年潤十月廿七日」(公元659年——編者注)的字樣，《成唯識論》十卷是玄奘西天求法取經攜歸的主要佛經之一。據考證，這份署有準確紀年的《成唯識論》卷四，即為玄奘口述、其弟子窺基筆受(筆錄)的手稿。而由曾在玄奘門下求學的日本僧人道照攜回日本的。據《續日本紀》記載，道照回國前，玄奘「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和尚」，道照回到日本後創建禪院，「此院多有經論，書跡楷好，並不錯誤，皆和尚之所將來(攜回)者。」
此外，正倉院中還有抄錄六朝至隋唐詩文的《雜集》，隋寫經22卷、唐寫經221卷、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真跡及王羲之書法摹本20卷等珍貴經卷，都堪稱舉世珍寶。翻閱編纂於日本寬平年間(889－897)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該書被認為是當時日本國實際存在的國內圖書的總目)可知，其中除個別為和書(日本書)外，絕大部分是漢籍(根據日本學者的初步統計，計收漢籍書1586部，共16734卷)。可以說，這基本反映了到九世紀為止中國傳入日本漢籍的基本狀況，其中很大一部分漢籍是來華訪書的日本人攜回的。正是從這個時期起，日本皇室開始自覺地接受以漢籍為媒介的中華思想文化的啟蒙，使日本對於中國文明的吸納，由物質技術而深入到書籍文化的層面。
最後一批遣唐使之後，日人訪書活動主要靠來華僧侶和民間貿易兩種方式維繫
早在唐朝時，大凡佛教僧侶回日本之際，都要帶回相當數量的佛典，也包括一些佛教之外的世俗典籍。回國後，他們一般都要向朝廷提交一份攜回物品的目錄，稱為「請來目錄」。根據這些目錄，可以看到當時最有名的僧侶攜回佛典漢籍的數量：最澄230部460卷，空海216部461卷，圓仁137部201卷，圓珍441部1000卷，最多的當數玄昉攜歸的5000卷了。
宋元明時期，特別是13世紀至16世紀，日本文化處於以禪宗為主流文化特色的所謂「五山時期」，佛教僧侶不僅是國內文化的主體力量，同時他們來華訪書，成為了輸入中國僧俗兩界漢籍的主要力量。
日本五山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就是儒佛互補，僧侶們除了潛心佛法之外，也十分注重中國儒家文化的教養和習得，這就造成了像俊芿、圓爾辨圓兩位高僧大量攜歸內外典籍的情況，這在入宋僧和入元僧中是有代表性的。與僧侶相比，商船上攜帶或貢納的更多為文學典籍和用作指導寫漢詩的韻書等。這一時期，相關記錄中輸入最多的文學典籍為白居易的詩文集、元縝的詩文集，以及《文選》等著作。
自19世紀末，日人掀起了一次大規模學術性訪書熱潮，這次學術訪書與政治擴張互相依存
19世紀末，日本舉國上下普遍加強了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關注，日本研究中國的學問從傳統漢學轉向近代中國學。中國學強調實證主義，十分注重對於研究對象的實地踏查，以及對原始文獻的調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以這樣的時代局勢、文化變遷為背景，日人來華的訪書活動又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熱潮。
在這一時期，日本對於中國漢籍的關注和搜求，逐漸形成了人員專業性、學術領先性、學術與政治相結合等訪書購書的特點。從主持漢籍輸入的訪書人員來看，他們主要可分為到中國考察留學的學者教員、公私各大藏書機構的特派採購員和漢籍書店老闆三種類型，如京都大學中國學大家內藤湖南、日本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東京著名的漢籍書店文求堂老闆田中慶太郎就是上述三種類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具有相當專業水平的專家學者，這決定他們在訪書、買書方面去粗取精的獨到學術眼光。這一時期如潮的日本學者訪書熱，造成了此後日本中國學研究的相關熱門課題。
從訪書的內容和種類上看，這一時期日人所關注的漢籍具有學術上的領先性。他們在輸入中國文獻資料或歷史遺物時，有著先鞭之功，如對於敦煌文獻、內閣大庫、甲骨文、金石碑銘文的追蹤調查和捕獵；如對於明清小說、戲曲類書籍的搜購，以及對於北京、洛陽、滿洲等地的考古勘察、拍攝照片等方面，都體現了日本早於中國學術界的敏銳性和領先性。
不可否認，這一時期大規模的訪書活動是在日本逐漸走上侵華道路的時代展開的，學術訪書往往與政治擴張互相依存。一方面，來華日人訪書購書所關注的圖書資料之一，便是滿蒙史地、中國歷代邊疆史地變遷、以及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外交關係等領域。內藤湖南幾番奉天訪書，對清朝開發期滿蒙文檔案文獻的極力搜求，便是這方面的例子。特別是1907年成立於大連的滿鐵調查部，對中國東北的史地考察和資料收集、甚至掠奪，則與其說是學術對政治的依存，不如說是為侵略政治直接輔助。
另一方面，學術調查和訪書購書的展開，依託日本在華殖民性機構的協助。日俄戰爭後，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正金銀行等機構，相繼在中國成立或開業。這些軍政、經濟性機構，加上各地的領事館、日本人開設的旅館飯店等等，為一切來中國的日本人提供了依託和幫助，對於訪書購書的日本學者來說，也是一樣。1906年，正是在日本軍方出面的情況下，內藤才得以強行壓價買下了黃寺收藏的明代寫本金字《蒙文大藏經》；1910年京都大學教授赴北京學術考察，也得到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會社的強力援助。
日人來華訪書活動，對日本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人來華訪書活動對日本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日本古代國家確立成熟的推古朝飛鳥時代，由中國所傳入的儒家典籍中的「忠君」、「尊卑等級」、「大一統」等思想觀念，為日本古代國家的凝成、日本最初憲法的確立、日本官僚制度的奠定，提供了思想理論參照。在全面學習中國的奈良、平安時代，由遣隋使、遣唐使所造成的文化輸入的盛況，更是使中國文化在制度、經濟、科技、日用、詩文等各方面在日本社會全部開花。此後的五山時代、江戶時代，中國傳統儒佛典籍以及構成文人雅趣的琴棋書畫、詩文小說，甚至與日用人生密切相關的中醫中藥等書籍，對日本文化精神、審美特點等的鑄成，起到了凝結劑、催化劑的作用。
進入近代以來，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經濟等現實方面蔑視和欺侮中國，而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悠久歷史上所留存下來的文化遺產如珍貴典籍善本、文物古玩等自然仍景仰不已，欲以佔為己有而後快。這是近現代日本輸入甚至是劫奪中國典籍的社會時代原因。
日本人一向以「善於學習」著稱於世，在向中國搜求典籍的訪書活動中也鮮明地表現出來
從歷史上日人來華訪書的活動中，我們應該汲取堪以警示的經驗和教訓。一方面，日本人一向以「善於學習」著稱於世，在向中國搜求典籍的訪書活動中也鮮明地表現出來，這是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傳統中國人所不具備的思想觀念。自晚清起，中國也經歷了向日本學習、向歐美學習的摸索，但在思想觀念的深處，虛懷若谷、如饑似渴地隨時留意域外文化，將他山之石有效地拿來為我所用，以更新或壯大自己的文化，這種意識尚不夠自覺和發達。另一方面，對於本國的文化遺產，更多地停留在自豪自滿的層面，真正在觀念意識上懂得更好地珍惜它、保護它還很不夠。近代以來如敦煌經卷這樣的國寶大量流失海外，甚至自毀於國內的慘痛教訓，至今仍刺痛著中華民族的記憶。(作者系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
鏈接·資料
古代歷史上來華的幾位最有影響的日本訪書人
裔然：983年乘中國商船入宋，曾先後詣天台山、五台山，又在首都汴京兩次面謁宋太宗，被賜予法濟大師號，宋太宗還親自賜予新印《大藏經》480函5048卷及新譯經41卷。
成尋：1072年入宋，先後詣天台山、五台山，在首都汴京謁見宋神宗，得神宗賞賜新譯經，包括成尋自己搜集到的各類印本，共600多卷。
俊芿：1199年入宋，在福建四明山學習天台宗，居13年後回國，帶回天台宗、律宗、華嚴宗等佛教典籍1218卷，儒道典籍及雜書法帖等800多卷。
圓爾辨圓：1235年入宋，1241年回國，成為日本京都著名的東福寺的開創者。他攜回的內外典籍也在千卷以上，根據目錄可知其中三分之一是經史子集等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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