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語》的懸疑

原標題：《孔子家語》的懸疑

作為文獻辨偽史上的兩樁公案之一，《孔子家語》的辨偽在歷史上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馬昭的「增加」說，王柏的「王肅編《家語》，託名孔安國」及清人的「王肅偽作《家語》」。而這三種不同形態偽書說的產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偽者以辨書籍之真偽為名行辨義理之醇疵之實。好在近幾十年間，隨著一批與傳世《家語》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世《家語》之真偽以及「王肅偽作《家語》」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之中，有兩部書因為十分重要卻又來歷可疑，引得後人聚訟紛紜，形成了文獻辨偽史上的兩樁公案。這兩部書，一是傳世《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一是傳世《孔子家語》十卷。《古文尚書》貴在五經之內，地位遠較《家語》為高，但因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漢儒經說經注亦見保存，所以要對此傳世之作二十五篇進行分辨甄別，尚屬有跡可循。因此，此《偽古文》二十五篇現在一般認為是東晉梅頤所上，非復先秦舊籍。而與之相比，《家語》的情況則更加特殊。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語類下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這是《家語》在歷史上的最早記載。但此後該書的流傳線索中斷，以致後人從兩漢文獻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條與之直接相關的記錄。待王肅推出由己所注《家語》，則已遲至三國魏明帝時期。王肅注《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即後世流傳之本。此本與《漢志》二十七卷本關係如何，因為可供比較的線索實在太少，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定論。但由於二者卷帙有別，《漢志》本《家語》堙沒無聞，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當突兀，傳世《家語》可以說先天存有疑點，後人一般不認為它就是《漢志》著錄之本。所以顏師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語」，而《四庫全書總目》亦稱「此本自肅始傳」。

如果說傳世本的卷帙與來歷原本就足夠惹人懷疑，那麼王肅對此書的推崇，則引起了更大的爭議。漢代經學，鄭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經學為底，調入今文經學，對諸經融會貫通，最終形成了一代通學，在當時和後世尊奉者甚眾。而經學史上，王肅是鄭玄最主要的反對者。史書記載「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三國志·王肅傳》）。王肅與鄭玄學術的差異主要集中在禮學儀制上，但禮學儀制本是實學，講求的是證據。漢儒議禮，聚訟紛紜，原因就在於去聖久遠，無所據依，倘若經書、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麼自然也不會有這些問題產生。王肅稱其「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家語序》），想要挑戰鄭玄，說服時人，改易風氣，實非易事。正當苦惱之時，《家語》一書的獲得似乎讓他的學術命運迎來了轉機。

《孔子家語》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題目標一「家」字，頗有孔氏家族內傳的意思。而王肅謂此書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孫孔猛，似乎也對此有所印證。王肅獲此寶書在手，稱其聖人實事之論，與之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足以證明其觀點與孔氏無違。由此，王肅收羅各種證據，條理其觀點，撰集《聖證論》一書，集中對鄭玄的學術進行質難。很明顯，書名「聖證」，王肅就是要以《家語》中的聖人言論作為核心證據來為自己張本。此書一出，當時的為鄭學者多不以為然，孫炎、王基等都有辯駁。而雙方交鋒最激烈的，當屬在朝廷主持下，王肅一派與馬昭等為鄭學者的直接辯論。從今天留下的文獻來看，馬昭面對王肅引「聖證」來質難鄭學時，其基本策略是通過比較，強調鄭學證據在可靠性上更勝一籌。如《禮記·檀弓》里為同母異父兄弟服喪的問題，鄭玄同意經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觀點，而王肅引《家語》所載孔子語「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者，繼父猶且不服，況其子乎」，認為情況當分兩種。馬昭反駁云：「《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從之不亦可乎。」（《通典》）這實際是說，《家語》非經，未可輕信，而子游從孔子以學禮，是以其說鄭玄據之。

但這裡有一條例外，《禮記·樂記》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辭未聞」，而王肅則據《家語》和《屍子》的記載補出了這一段歌辭。對此，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屍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禮記正義》）在此，馬昭沒有按照他一貫的策略反駁王肅。原因是這不是涉及經文理解的是非問題，而是《南風》歌辭的有無問題。當王肅據文獻補出鄭注說無的歌辭時，馬昭是無法通過列舉己方證據，進行比較加以反駁的。此時，馬昭若堅持要維護鄭學，那麼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肅證據的有效性。不過具體視之，王肅所舉兩條證據的效力並不相同。《屍子》，《漢書·藝文志》歸雜家，不屬於儒家典籍，不具備補充解說經文的資格。這一點馬昭很容易就能反駁，故曰「雜說，不可取證正經」。《家語》則不然，其中歌辭因出自孔子親口，便自有權威，豈容憑空否定。此前馬昭稱《家語》固所未信，乃在於經文有明證可據，然而其屬意子游，尚且要設之以疑問語氣，婉轉申說，此足見《家語》「聖證」之功效。作為一個尊信鄭學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認鄭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論，馬昭的處境尤其尷尬。這時強調《家語》中《南風》歌辭來自王肅增添，並非真正的聖人之言，正是消解這一證據的有效性，從而間接反駁王肅質難的唯一辦法。

通常，人們把《禮記正義》里馬昭的話視為《家語》辨偽的濫觴。馬昭的「增加」說，即認為《家語》有部分內容源自王肅摻入，可算《家語》偽書說的第一種形態。但可惜的是，馬昭對其「王肅增加」的觀點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而根據上文的分析，他在此處的反駁近乎辭窮，只是希望藉此否定《家語》的「聖證」性質，來達

到維護鄭學的目的。換句話說，「王肅增加」與「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駁中具有某種等價性，馬昭在意的不是《家語》一書的真偽，而是書中內容是否真的合於義理。

在鄭王經學論爭之後很長的時間裡，《家語》一書的性質並未再引起較大的爭議。相反，晉代以降至於隋唐，學者寫書注書，對《家語》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語》，有關爭議方才波瀾再起。朱熹本人對《家語》的見解相當通達。他說：「《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又說：「《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朱子語類》）朱熹認為傳世《家語》乃由王肅所編，但其內容卻是淵源有自，沒有經過改易。但他也提到其書「不純」「多疵」，這是承認《家語》在義理上有不足，從而把該書的性質真偽與義理醇疵區分開來，對於認識與利用《家語》都有著積極的意義。正因為這樣的認識，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選擇地採用了《家語》的一些內容進行注釋。

然而朱熹的三傳弟子王柏卻不認可這一做法，他專門寫有一篇《〈家語〉考》來表明自己的觀點。在文章里，他說：「《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托以安國之名。」在王柏看來，歷史上原有孔門的傳之《家語》，此書在義理上精醇無比，但其在歷史流傳過程中一再發生變動，傳世《家語》只是王肅所編。朱熹也說王肅編《家語》，但卻沒有討論此前是否另有別本《家語》及其性質的問題；而王柏則對王肅編《家語》的觀點進行了細化，指出了取材來源、編纂方式以及託名孔安國的行為。只是這些說法是否立得住腳，則大有疑問。傳世《家語》的確與《左傳》等書有大量互見內容，只是這些究竟是相互並行的同源材料，還是《家語》襲自後者，王柏完全沒作考慮。而一旦《家語》在內容上的承襲有所疑問，則其「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的編纂方式更無從談起。王柏之所以提到「託名孔安國」，主要是傳世《家語》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國語氣的序文，他認為這是王肅託名所作。有趣的是，雖然王柏認為傳世《家語》系託名編纂而成，按理便不應輕信其間文字，但他所謂的《家語》「五變」之說，恰是藉助了那篇「孔安國」序言及其後的「孔衍」上書的內容，又加以想像敷衍而成。回頭來看，王柏在說起王肅編《家語》時，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對此問題的輕率態度。整篇《〈家語〉考》乃為糾正朱熹以《家語》注《中庸》而發，因此他在文末點明：「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說，王柏的著意點乃在於由論述傳世《家語》非孔門的傳來消解此書在義理層面任何應用的可能。

與馬昭「增加」說強調部分內容的摻入不同，王柏一則強調《家語》在歷史流傳中的一再變動，二則強調傳世《家語》乃王肅編纂並託名孔安國。這可看作《家語》偽書說的第二種形態。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論述多不脫此範圍。影響所及，一直延續到清初姚際恆處。

乾隆時期，隨著學壇復古風氣的發展，漢學研究得以復興。作為漢學的代表，鄭玄及其學術在當時受到了特別的推崇。由此，王肅對於鄭學的攻擊以及《孔子家語》在這中間發揮的作用，重新成為了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昔日王肅著《聖證論》以質難鄭學，馬昭未能悉數化解其挑戰。清人尊鄭學，不能容忍王肅的挑戰，勢必需要有所回應。但他們卻不得不面臨一個難題：《聖證論》已散佚，王肅難鄭的具體意見已難於知曉，是以他們無法直面王學的質難而給予回擊。這時，轉而在王肅立論的主要依據——《家語》上動腦筋，成為了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況且傳世《家語》素有疑問，又曾遭馬昭、王柏等人質疑，只是未得徹底揭發。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礎上對此書作進一步研究，以證明此乃王肅完全偽作，其中內容必不足以徵用，而王肅對鄭玄的相關質難亦隨即消解。

因此，這一時期的《家語》辨偽在問題意識和論證方法上都表現出了新的特點。梁玉繩序《家語疏證》云：「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衡下，讎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考以證其訛，因握筆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罷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而晴江亦歿久矣。」此處敘述頗為典型，足以反映當時學壇對待《家語》的態度。所謂「王肅撰《家語》」，即以《家語》為王肅之著述。王肅對於此書，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增添者或編纂者，而是創作了其中的內容。學者間論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識之下，搜考線索證其訛謬倒成為了一種炫耀博學、相互角力的遊戲。至於最終的證據是十得五六，還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畢竟結論先已有之。

當然，認真者總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這30年間，學者范家相、孫志祖先後獨立完成了《家語證訛》與《家語疏證》兩部全面討論王肅偽作《家語》的專著。這兩部專著不約而同地採用了文本間比較分析的方法來進行論證，即將《家語》與《左傳》《荀子》等書進行比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異的文本，將他們的相同之處歸結為王肅抄襲，而不同之處則歸結為王肅篡改。同時，他們這種窮舉式的文本分析，對應的正是王肅偽造全書的立場。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加舊說，未有全指其偽者。」范氏稱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偽者」，即暗地裡誇耀了他們對《家語》認識的「發展」。而這一「發展」與清人檢驗論據的動機，緊密相連。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若將《家語》與他書視作平行文本，是無法推斷出諸書之間的承襲和改易關係的。而范、孫二人之所以有此結論，實源自他們預設了《家語》晚出偽作的立場。而此立場又恰是他們所需證成的觀點，所以從邏輯上說他們的研究是一種循環論證。所以當有人，如陳士珂，預設了與辨偽者相反的立場，以同樣的方法著《孔子家語疏證》，證明《家語》非後人偽作時，辨偽派人士無法正面反駁，只得稱其書「反謂《家語》為諸書所本，強詞奪理，殆亦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流」（《郋園讀書志》）。另外，即使可以確定時代先後，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證明文本的差異源自改易，卻無法指明改易者是誰。馬昭的「增加」說既缺乏證據，也只是就局部內容而發。范、孫二人將所有的「改易」都與王肅關聯上，無疑又存在過度推衍的問題。同一時期的官修學術巨著《四庫全書總目》在《家語》提要下，以同樣的方法，舉一例證明《家語·公冠》襲自《大戴禮記》，並稱「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家語證訛》與《家語疏證》，尤其是後者，自問世起，便受到了廣泛的認同與好評。有此二書，再加上官方結論，則當時學術圈的整體認知不難曉矣。因此，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孔子家語》辨偽公案至「乾隆中葉問題完全解決，公認為魏王肅偽撰」。只是經過分析，范家相們的研究方法存在著邏輯誤區，並沒有證成他們的結論。

細繹清代辨偽者的文本分析過程，則不難發現他們暗藏在辨偽活動背後的經學思維的實質。翻開清人的疏證，不難發現他們在發掘傳世《家語》「偽造之跡」的同時，總是在不厭其煩地暗示其內容的不可信。但是書籍之真偽與內容記載之真偽是兩組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並不能無差別等同。從文獻學上來說，偽書一般是指創作年代失察、作者認定失實或者書本內容不同於原書的一類書籍。而所謂內容記載之真偽則是指書籍內容所

記是否符合歷史真實的問題。偽書中，固然有內容出自後人虛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實的情況。但是如果後人在作偽過程中，選擇了可信的史料，本著如實的態度創作內容，那麼則偽書里也可能存在著與歷史真實相合的內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確、年代歸屬清晰，內容未經後人改動的書籍也有可能會因為作者虛構、失察、諱言等諸多原因記載了不符合歷史的內容。

《孔子家語·相魯》「而西方之諸侯則焉」一句，《家語疏證》辨析云：「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一字，改為『西方』，而注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為說，何也？」《史記》稱「四方」是泛指；《家語》因魯國在東，故曰「西方諸侯」，亦通。兩者小異，應屬於記載異辭，完全不影響讀者對於文意的把握。司馬貞《史記索隱》雲「《家語》作『西方』」，同時引王肅注，不過取相近記載發明《史記》之文。而孫志祖認為此處經過改動，不足以補正《史記》，從而將書籍之偽與內容記載之偽等同了起來。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清人的疏證，便可發現他們判定《家語》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簡單利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得出結論。如《家語》「孔子之楚」至「無祭者乎」一節，《家語證訛》云：「本《說苑·貴德篇》。聖人之祭，何等鄭重。乃欲以棄糞壤之物受之，以進祖考，何以為聖人？不經尤甚。」范家相以《家語》記孔子受腐魚以祭祖的行為與經書所見孔子態度不合，便認為不可相信。其實，經書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一個需要慎重探討、仔細研究的問題。而《家語》中孔子的行為與其對待祭祀的鄭重態度是否完全衝突，也是個值得分析的問題。范家相對這兩個問題避而不提，簡單地認定《家語》所記「不經尤甚」，實際上是以經籍的權威性作為「信」與「不信」判斷標準。又以前舉「而西方之諸侯則焉」而論，即使有些極度簡單的疏證從表面上看僅止於辯駁異文而無甚深意，但是細思之下，似乎仍不難發現其中所表現出的經學思維方式。此處《史記》雖不是經籍，但早已經典化。清人多稱史遷著書上繼《春秋》，深於義法，考信必於六藝，敘事多本經傳。又謂作《孔子世家》，乃據素王之說，推尊孔子，下筆曾反覆斟酌以盡善。是故，《世家》之語相較於《家語》，仍有著類似經籍的權威性，不可輕改。

因此，清人的疏證工作，實際是由論證《家語》是偽書，進而否定其內容記載的真實性，而他們的判斷標準和思維方式卻是利用經籍的權威性來勘驗《家語》。在這過程中，由古書辨偽到史料甄別再到與權威經籍相勘驗，問題被置換了兩次。所以說范家相們疏證工作的實質是一種經學活動，其最終目的是想要說明傳世《孔子家語》不合於深具大義的經籍文獻，不具備充當經學證據的資格。

乾隆時期形成的「《家語》王肅偽作」的觀點是《家語》偽書說的第三種形態。其核心乃在於強調王肅改易材料，偽造《家語》全書，因此其書內容不值採信。晚清近代以來，疑古風潮逐漸興起並大盛，疑古派接受繼承了清人的觀點，這使得《家語》在文史研究領域長久地被棄擲不道。但現在看來，清人的疏證並不是客觀的文獻辨偽活動，而其最終目的乃在於消解《家語》作為王肅經學立論依據的合理性。

回顧《家語》辨偽在歷史上的三個重要階段，可以發現有關此書真偽的爭議總是同與之有關義理的爭議相伴相生。不論是馬昭的「增加」說，還是王柏的「王肅編《家語》，託名孔安國」，抑或是清人的「王肅偽作《家語》」，這些不同形態的偽書說產生的背後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偽者以辨書籍之真偽為名行辨義理之醇疵之實。換言之，他們預設了真《家語》必然是孔門的傳而極富精醇義理的前提。而這又非為質疑《家語》者所獨享，除開王肅取之以為「聖證」外，稱頌此書價值者歷代不絕。在儒教立國的時代里，一般士人要擺脫意識形態的干擾，將這本名字帶有「孔子」二字的書籍本身的真偽與義理的醇疵兩分看待，實在是一個艱難的考驗。這也就是為什麼，儘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陳士珂發出「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並行，至於今不廢，何獨於是編而疑之也」（陳詩《孔子家語疏證序》）的詰問，卻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顯諸書互見文字，以示《家語》內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語疏證》也長期被視為辨偽專著，而備受誤解。

近代以來，以經學為中心的傳統學術體系的解體和以文獻史料為基礎的現代文史學術體系的建立，使得客觀探究書籍的真偽性質及其形成過程成為可能。而近幾十年間，隨著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等一批與傳世《家語》相似材料的出土，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世《家語》之真偽以及「王肅偽作《家語》」的問題。研究者們一方面意識到出土材料的發現可以證明傳世《家語》與諸書的互見內容可能並非簡單的承襲關係，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們可能存在某個共同的源頭，卻經歷了更為複雜的演化過程。因此，傳世《家語》應當可以脫去「偽書」的帽子，而進一步考慮孔安國編纂此書的可能，及其在儒學上的意義與價值。而同時，研究者發現，與出土文獻、乃至《說苑》等書相比較，傳世《家語》文本上存在著大量後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證明傳世《家語》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時代更晚，傳統上以王肅為作偽者的意見似不宜輕易放棄。

以上兩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著局限性。英國歷史學家埃爾頓（Geoffrey R. Elton）說：「歷史研究並非對過去的研究，而是對過去的當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們所說、所想、所做以及所經歷的事情沒有留下任何痕迹，那麼這些事情就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至關重要的因素是當前的證據，而不是過去的存在這一事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那些沒有材料來回答的問題並不是問題」，「歷史學家的方法有時促使他依據消失之物周圍仍然存在的事物來重建它。不過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實踐中尤其如此。」（《歷史學的實踐》）分辨傳世《家語》真偽的疑難在於，一方面除了《漢志》中二十七卷的著錄外，我們無法找尋到更多的《家語》在漢代流傳的線索，因此無以傳世《家語》即漢代流傳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卻無法說明這些痕迹源自王肅。以當前的證據與方法，既然無法解決這一爭議，那麼我們其實可以暫時將其擱置，而選擇一條更為超脫的路徑。

在過去，像《家語》這類早期古籍的真偽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引得人們紛紛討論，實源於人們對於書籍著作權的一種粗略認識，即一本書應該有明確的作者，可考的創作年代以及穩定的文本內容。但是，這樣的觀念往往只能反映後世個人的著述體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漢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則力有不逮。由於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加以及研究的漸次深入，學者已經意識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歷經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在這期間，它的內容的創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編次都不是很固定；從最早的面貌到最終定本的產生之間，古書可能經過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種「真」「偽」二分的判斷標準並不適合用來說明早期古籍的性質，因而對這些古書著作權的追問，應當轉換成對其形成、編纂、流傳過程的一種歷史的動態的把握。事實上，利用相似的互見材料對《家語》進行嚴謹細緻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與演化，已成為了當前《家語》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現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運；能夠剝離義理的判斷而客觀分析文本，現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級，《家語》的懸疑或將逐步揭開。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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