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嘲弄︱叛國的愛國者，愛國的叛國者
如果橫向對比民族之間的命運，中國人近百年的歷史說是被無情的嘲弄恐怕也不為過。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在很多時候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環境的催逼。在屈指可數的選擇中，叛逃境外是極少數人才敢有的想像。在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烈火考驗中，形成過兩次大規模的外逃風潮。往南的「大逃港」，因為那句「我死後，骨灰都不要往這邊吹」而讓我們有所了解。往北的逃亡蘇聯，規模不大，但持續的時間特別長，可能就知之甚少。
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中，叛逃是可以說特別嚴重的罪名，是萬不得已的下下之選。叛逃者的人生，往往對於我們解讀歷史，或者說有更深刻的啟發。
傅索安
傅索安就是所謂的叛國的愛國者。
1949年出生的傅索安是個在政治方面天賦異稟的姑娘。她是1966年毛在天安門接見的第一批紅衛兵之一，聽從領袖號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一個「橫空出世」的造反指揮部。在其後的革命大串聯中，傅索安作為積極分子，在新疆、內蒙古多地考察，其中就到過臨近中國、蘇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的奇瑪村，還在那裡認了一門乾親。
傅索安為了給自己的造反組織刻個公章，找到了鄰居，天津著名的金石文玩家張厚石。在文革中噤若寒蟬、小心翼翼的張厚石斷然沒有私刻公章這種膽量，死活不幹。結果惱羞成怒的傅索安帶領自己的小將們把張厚石揍了一頓，直接打進了醫院。
但是無巧不成書，張厚石因為曾經在北平管理過國民黨的檔案，江青為了搞某些黨內對手的黑材料，拐彎抹角的就找到了張厚石。碰巧張厚石就被打得不省人事。多疑的江青覺得這是有人故意作對，下令嚴查。
傅索安等人只能抹腳開溜，越遠越好。所能想到的地方就是她認過乾親的奇瑪村。當時正值毛髮出「上山下鄉」的號召，於是她打著知識青年下鄉落戶的旗號，順利的跑到奇瑪村落了戶，陰差陽錯的成為中國第一個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但是不甘寂寞的革命小將們在奇瑪村很快就又闖了大禍，挑動和參與了爭奪水源的械鬥，結果貧下中農們當然不幹了，直接舉報。傅索安逃回天津後還是被捕，被押解回奇瑪村。
不到一年的光景，傅索安從一個紅得發紫的紅衛兵頭目，變成背井離鄉的逃亡者、插隊落戶的知青、背負刑責的罪犯、挑動群眾內鬥的階級敵人……人生落差之大，讓這個年僅18歲的姑娘不堪重負。1968年5月8日晚，不甘束手就擒的傅索安從臨時監押所越獄,游過額爾古納河，投奔祖國的死敵——蘇修。
經過身份鑒別之後，這個曾經把實踐領袖的革命理論當做終身事業的革命者，成了克格勃旗下的一名間諜。傅索安參加過一系列間諜活動，最著名的，是1970年4月在日本刺殺叛逃的勃列日涅夫的衛士尤里?巴甫洛夫的任務。當然，可以想像，作為一個叛逃者，寄人籬下，免不了要執行與中國相關的諸多任務，這對於曾經自詡為革命者的傅索安真是莫大的諷刺。
1974年4月，長期酗酒的傅索安患肝癌，在克格勃醫院病房裡割腕自殺。據說她死前用自己血，在牆上留下一個大大的「悔」字。
這個悔，很難說是悔之前的愛國，還是之後的叛國。這樣的匪夷所思的不該出現在少年時代的悲劇，其實恰恰反映出革命的成色。在這樣的革命中，另一位奔命蘇聯的叛逃者的故事，更為引人深思。
雷光漢
雷光漢是北大1955級的學生。這個名字你一定生疏，但他有個大名鼎鼎的同學：沈元。史學天才，文革殉難者。雷光漢和沈元是好朋友，思想上有相似之處，甚至前期的命運也一樣。
雷光漢1957年在著名的引蛇出洞期間寫了一張大字報，講的是俄國歷史上侵佔了我國東北、西北大片土地的歷史。這個在當時以蘇俄為師、甚至為父的政治氛圍下，無異於公開質疑。所以不出所料，他很快就被套上「反共、反蘇和反人民」的右派帽子，被短暫的勞改後，1961年被發配到新疆伊犁距邊境僅7公里霍城第一中學教書。
其間他在《伊犁日報》的《天山夜話》專欄上發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歷史與人物的文章，文革開始後《天山夜話》和北京的《燕山夜話》被掛上了鉤，雷光漢再度被勞改。一度被押去挖煤、修水渠。談婚論嫁的女友也被迫和自己分手。
周公掀起「一打三反」的殺人狂潮之後，遇羅克、沈元等人相繼人頭落地。雷光漢收到大學同學的密信，大為惶恐，思慮再三隻能往北出逃——逃往那個他曾經寫大字報批判的，無比憎惡的蘇俄。
1970年4月，身無片紙的雷光漢游過中蘇界河霍爾果斯河，逃至對岸蘇聯的哈薩克，很快就被蘇聯邊防軍逮捕，最後依靠一個曾經在北大留學的學生克留可夫，（後來曾任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雷光漢證明了自己北大學生的身份，得以留在了蘇聯。
雷光漢雖然是研究歷史的，但本質上是一個很單純，甚至說很天真的知識分子。他叛逃蘇聯，居然是想指望蘇聯人送他去新加坡、台灣之類的華人聚居的地方。蘇聯人不是活雷鋒，收留你當然為了利用你。
和傅索安不同的是，雷光漢在國內雖然屢遭冤屈，叛逃的動因也是「活下來親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賊的下場，看到祖國的新生」，但他壓根就不打算和蘇聯人合作。不僅當間諜不幹，連入蘇聯國籍，甚至去出版社當編輯這種高大上的工作也不幹，在被流放期間，還聯合其他人密謀再次逃亡伊朗，立下誓言，「永不叛國」——一個被祖國逼得叛逃的人，說出這樣愛國誓言，祖國你怎麼看？
實事求是的說，連雷光漢自己也在記述中多次承認，即便自己有反蘇傾向，蘇聯人依然對他不差。他甚至認為克格勃的監獄是最有文化、最有人情味的監獄，比起國內的那些監獄、牛棚不知道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克格勃這樣的專政工具，其人員的素質，也遠遠高過國內的那些革命者。正因為在這樣一個他一直反對的，卻偏偏給了他一條活路的國家，他才在完全不合作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坐牢，還最終以一個無國籍者的身份，在偏遠的哈薩克塔拉茲立足下來，找到工作，安家立命。一步一步成為改革開放後的「愛國僑領」，衣錦還鄉。
但讓人無法理解的在於，即便蘇聯給了絕境中的雷光漢如此的恩惠，他居然後來在給祖國的建議中寫道：「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他的愛國情懷後來甚至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有人罵中國人，就拿著鐵棍敲過去。」甚至有人罵他自己都痛恨的毛，他也要打人家。
有的蘇聯人無法理解他，說你如此熱愛偉大領袖和國家，為什麼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雷光漢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毛不能叫外國人罵。
這是所謂的愛國的叛國者。
讀這樣的小人物的令人心酸的歷史，總會讓我們有更多的共鳴——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身邊人、甚至是自己的影子。
諸如傅索安這樣的所謂「革命青年」，其實根本不理解革命為何物，他們在狂熱的政治氛圍下形成的價值觀，本質上是由現實的利益驅動的。革命可以帶來好處的時候就革命，沒有好處，那就反革命。角色的轉換迅速而自然，並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義上的障礙。說他們是時代的的悲劇，不如說是國家的獻祭。大量的這樣的原本鮮活的生命，在革命的烈火中也就是起一個乾柴的作用。燃燒之後就是灰燼，甚至連灰燼都沒有。
而雷光漢先生看似苦盡甘來的故事，實際上同樣讓人沉重。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因為說真話而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甚至家破人亡的故事，在那樣的年代中數不勝數。但像雷光漢先生這樣，命運有那個時代揮之不去的烙印已經很不幸，而引火燒身的思想上，居然也留有加害者的烙印。比如一方面他認識到毛髮起的政治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個世紀，不知要多少代中國人的含辛茹苦，才能把他造下的孽彌平下來」，一方面又認為只需要加以改良，中國比蘇聯還要好；一方面認識到了解歷史事實的可貴，要重新審視美國這類的國家，一方面又是陰謀論的支持者：「美國卻到處支持落後的宗教文化在別國特別是我們中國發展，來阻礙社會進步。」
在雷光漢先生的身上，既看到了一個老牌的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和見識，又看到了在閉關鎖國的知識圈養下，缺乏國際視野的精英們，在價值觀上的嚴重退化。他們想用「愛國」這個藥引來拯救國家，卻根本不知道藥方是什麼。最終又回到老路上來。愛國這樣的天然情懷，在雷光漢先生的演繹中，我更多的是讀出了一種強迫症似的悲哀。
其實無論是傅索安還是雷光漢，他們的故事，都是沉重的故事。這樣的傷疤，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是一種羞恥。我們回望這樣的歷史，不是為了獵奇，而是要站在一個真正的人類的視角，去審視我們未來的命運。因為歷史從無新鮮，只有重複。命運已經嘲弄中國人太久了，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2018/2/21
本文史料引自：
東方明，《狂花凋落：一個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雷光漢，《蘇聯逃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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