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大內檔案」

原標題：魯迅與「大內檔案」

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1918年在教育部任僉事的時候走近了「大內檔案」，1927年他寫了一篇雜文《談所謂「大內檔案」》，1928年該文被收在《而已集》中。時間雖然過去很久了，但它仍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所謂大內，即指皇帝宮殿或宮內庫房。「大內檔案」便是指清政府於康熙九年起開始存放於紫禁城內閣大庫內的檔案，所以也稱為「內閣檔案」。這些檔案即包括皇帝詔令、臣僚進呈並經皇帝批閱過的奏章、硃諭、皇帝起居注、官修實錄、聖訓、會典、歷科殿試的卷子等內容，還有由盛京移來的舊檔、部分明末檔案，是研究明清歷史的珍貴資料。這批重要檔案，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遭遇了大量流失的悲劇。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大庫由於年久失修，滲漏嚴重，內務府決定修繕。議工期間，值八國聯軍入侵，事遂停頓，一拖十年。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個庫房塌了一個角，其他庫房也很危險，必須馬上修繕，庫內幾百萬件檔案被搬了出來。一部分年代近一點的檔案移至文華殿，另一部分被認為年代久遠，沒什麼大用處的，準備焚毀，被羅振玉發現並通過張之洞奏請後搶救下來，用8000麻袋裝好後運到學部後堂保存，後又轉移到國子監敬一亭。

北洋政府於1914年打算建立歷史博物館，遂在國子監成立了籌備處，大內檔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1916年，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遷往故宮午門樓，檔案也隨之移至午門外朝房存放。此時原先的學部已改稱教育部，教育部儘管接管了大內檔案，但並沒有認真盡責地保管。整理時，先見數十人亂鬨哄擠著，用一根小木棍潦草地撥拉著攤得一地的各式各樣的檔案，從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檔案放置於門樓，剩餘大量的名曰「已整理過了」的檔案就紛紛被裝進麻袋，接著像現在搞房屋裝修的人家堆建築垃圾一樣，將那些麻袋堆放在了端門門洞中。

這些麻袋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們將裡面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當時任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胡玉縉，曾經是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他深怕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著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請示如何處理這批檔案。

教育部專管這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司長叫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於「中國歷史」。他知道，中國的一切事，是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吧，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張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就這樣，在「辦」與「不辦」之間，拖拖拉拉，「麻袋們」安穩地躺了好幾年。

1918年，著名的版本學家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傅總長當即派了兩個人為他去麻袋裡「尋寶」，其中有一個便是此時恰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魯迅因此走近了大內檔案。搜揀過程中，魯迅目睹了教育部官員們經常在故紙堆中來往，有時將桌上揀出的東西拿走，送還時，往往比先前少一點。有的則邊檢查邊塞到洋褲袋裡。以後又清理了幾次，反正不少人來「順手牽羊」。一些工役們也手持長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之類的東西。

到了1922年前後，適值北洋軍閥曹琨賄選時期，政府財政空虛，以致像教育部這樣的機關連工資都發不出了。工資欠久，難免怨聲四起。教育部所屬歷史博物館無奈之下，經向教育部請示批准，遂將放置於故宮的檔案分兩次出賣了。

社會上圍繞大內檔案的流失，輿論早巳傳得沸沸揚揚，尤其是羅振玉將40餘箱大內檔案出賣給日本人松崎後，此事傳出，國人頓時議論紛紛。偏偏此時，《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號(1927年11月出版)發表了蔣彝潛《論檔案的售出》一文，為之辯解，還說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利來去總得糟蹋掉很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憤慨提筆撰寫了雜文《談所謂「大內檔案」》。

《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通過對所謂「大內檔案」處理經過的敘述，揭露出種種世態隱情。文中魯迅用諷刺的筆調描寫了一些政府官員，他們深於世故，熟悉官場學，都從推卸責任，保全自己出發，不在乎這些檔案的存滅。對這些檔案的處理和整理工作一拖再拖，一拖就拖了幾十年。後來傅教育總長派人清理，則為的是尋找宋版書，因為他是藏書家。在大內檔案的整理過程中，偷的偷，拿的拿，賣的賣。所以，魯迅在文末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

全文共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寫文章的寫作背景及寫作緣由。文中說「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啕之聲」。文中主要列舉了作者見過的金梁、羅振玉和王國維、蔣彝潛對此事的議論。作者通過分析，得出他們的議論不正確。「金梁，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只要看他的題跋，便知道『雲意如何』」。王國維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蔣是受羅振玉的騙了。而且，魯迅認為，只要在「大內」里放幾天，或者帶—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了。但「大內檔案」是被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里，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魯迅曾接觸過「大內檔案」，目睹了「大內檔案」升沉顯隱，想寫點關於「大內檔案」而有所顧忌，藉此諷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

第二部分記敘「大內檔案」的處理經過，揭露了踐踏、偷盜「大內檔案」的官僚、百姓們。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人物有歷史博物館籌辦處長鬍玉縉、教育局局長夏曾佑、F教育總長，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以及工役們。

胡玉縉因為擔心工役們放火，而去教育部商議處理辦法。當時擔任教育司司長的是夏曾佑先生，「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於是麻袋們又安安穩穩地躺了十來年。他和胡就是魯迅所說的外行吧。

F教育總長要整理「大內檔案」，是因為「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他—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裡定有好的宋版書」。原來，F總長作為一個藏書家，是有他個人目的的。

魯迅在參與整理「大內檔案」期間，親眼目睹、見聞了一些官員、工役偷拿檔案，魯迅用極其諷刺的筆調對他們進行描寫。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他們和F總長「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撿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總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少一點」；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YT「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這些人把國有的檔案根據自己的需要據為己有。他們是魯迅所說的內行吧。

至於那些「不要的東西」的處理，教育總長為了不擔責任，派部員幾個人處理。於是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們、工役又根據自己的需要挑挑揀揀，把一些檔案裝進白己的腰包。

第三部分，對全文進行了總結。透過現象，一針見血地看出了當時政府官僚的本質。

魯迅的《談所謂的「大內檔案」》這篇文章，時間已過去很多年了，作為一個檔案工作者，今天讀起來，對檔案工作還有很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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