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室的故事 一一我的生命我做主！

在美國行醫與中國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要面對病人的宗教信仰與治療之間的矛盾。見過天主教病人反對任何的避孕措施，也見過穆斯林病人男女授受不親，但是與手術最生死相關的則是「耶和華見證者」信徒。他們不接受血液製品的治療，有些人甚至因此失去生命也不改初衷。

「耶和華見證者」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後葉，始見於賓州一帶。他們根據聖經中的一些經文，認定食用和靜脈接受血液及血製品是違背教義的。在現今這個車禍橫行的時代，這樣的病人一但發生嚴重的創傷，或者因其他疾病需要大手術，普通的治療就會變得寸步難行，甚至危及生命，也為外科和麻醉醫生帶來治療和法律上的挑戰。第一次讓我徹底領教其嚴重性，也是讓我終身難忘的病例，就是一位摩托車車禍的急症患者。那還是我做住院醫的時候。

「嘀一嘀一嘀！一級創傷，十分鐘後直升機到達，創傷團隊速至創傷急救區！」 晚上八點左右，頭頂上的廣播響起刺耳的警報聲，創傷急症的患者馬上要到了，做為麻醉科的值班住院醫生，給創傷病人做氣管插管是我的任務，於是我拎起急救插管的箱子撒腿直奔急症室創傷區，等待直升機的到達。

一進屋，就見到急症主治醫生向大家通報病情。「患者男，40歲左右，摩托車騎手，在高速上發生車禍。EMS通報，患者昏迷，已經插管，右側股骨開放性骨折，出血量大，疑似傷及腿部血管，腹部創傷未知，生命體征不穩定，血壓60/40， 心律120。他們在直升機上正為病人輸血，目前不清楚輸了幾袋，10分鐘之後到達「。聽到患者已經被EMS插管，我知道沒我什麼事兒了，便拎著我的急救箱直接返回了專門為創傷急症準備的創傷手術室，這個病人聽起來很可能需要手術，我得將手術室準備好，隨時可以迎接病人。

果不其然，大約20分鐘之後，值班的麻醉主治醫生給我來了電話，說病人馬上要進手術室做開腹探查。病人急性腹腔超聲檢查陽性，可能是脾破裂或肝破裂，然後骨科醫生和血管科醫生再探查他的傷腿。未幾，急症和外科的醫生、護士一大幫人，呼呼啦啦推著病人就進了創傷手術室。

他們給我們報病歷交接說，病人腹內估計至少2000cc的出血，已經給病人輸了五袋」O-「的紅細胞，啟動了「大輸血」機制，血庫正準備更多的紅細胞、血小板和凍血漿，大約五到十分鐘左右會直接送到手術室。此時病人因為快速地輸血，血壓已經比在直升機上好了一些，大概90/50的樣子。我暗自慶幸，他才四十多歲，身體健康，只要輸血跟上，外科醫生找到出血源，手術止血成功，那這個病人的情況就很容易穩定了，不會是特別艱難的手術。

一切按創傷手術的程序走著，那天血庫特別給力，十來分鐘之後，不需要我們打電話求爺爺告奶奶，主動將血送了進來。一般這樣的腹腔內大出血病人，在打開腹腔之後血壓會直線下降，必須提前做好準備，其中之一就是輸血要跟上。所以血一到，我們就力爭以最快的速度給上。我這正手腳飛快地與護士查血呢，只聽手術室的門「呯」的一聲被撞開，接著便是負責護士一聲大叫，「停止輸血！」 我和其他人一併抬起頭直勾勾地看向她，不明所以，難道是血庫出錯了？這是第一個閃進我腦子裡的念頭。「病人是耶和華見證者，不能輸血，他太太來了，剛剛告訴我的「。於是我們這滿屋的人面面相覷，這不幾乎等於給病人雪上加霜了嗎？！剛剛刷完手穿上手術袍的外科主治醫，扭頭對我的麻醉主治醫說，「走，咱們倆一起去和他家屬談去「，說罷三兩下扒下無菌衣和手套，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我也只好放下手裡的血，抓起升壓葯以維持病人血壓，等待他們「談判」的結果。

十多分鐘之後，兩位主治醫生安靜如雞地回來了。我一看就明白了，家屬肯定是堅持不能接受輸血。不僅如此，我的主治醫生拿出一張病人教會準備的單子，標明這個病人連白蛋白都不能接受。現在病人雖然大出血，但我們能夠給的只有生理鹽水和羥乙基澱粉(Hextend), 維持病人的正常血壓和心跳的難度大大增加，更甭提這些液體沒有紅細胞攜氧、運氧的功能，病人的身體組織將會缺氧；這些液體也沒有任何凝血因子，大出血加上血液被稀釋會導致凝血因子水平大大下降，病人將會產生凝血障礙，進一步增加出血。總之情況很棘手，後果很嚴重！

手術開始後，病人的血壓需要同時用兩種升壓葯點滴，並且都是很大劑量，才能將將維持在正常值的低限。創傷外科的醫生為病人摘除了破裂的脾臟，修復了撕裂的肝臟，手術還算順利。然而就在我們以為見到曙光的時候，病人的手術部位開始出現瀰漫性的滲血。如我們預期的一樣，或者是病人血液中的凝血因子水平過低，或者是出現凝血功能障礙，例如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真的發生了。不論哪種原因，除了治療病因外，給血漿製品以較正凝血功能是最為快速、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是我們卻不能給！無奈之下，外科醫生只能暫時用紗布填進腹內，不縫合傷口，而是用大貼膜將傷口貼上。這樣既可以儘快結束手術，又可以通過紗布壓迫止血。同時他也將情況通知給骨科和血管科的醫生。這兩科的醫生以最快的速度探查後，發現傷及的不是大動脈，只是靜脈，並且止血帶可以比較有效地止血，於是決定等到病人情況穩定一些之後再手術。不過這有可能造成腿部組織缺血壞死，進而要做截肢手術，但是總比令病人當時在手術台上大出血死亡好多了。這些醫生都很無奈，大概都體會到了「醫術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滋味。

午夜時分，病人終於被推出手術室。這天醫院的外科重症監護室(SICU)滿員，這個病人只好先送到麻醉後監護室(Post Anesthesia Care Unit, PACU)。到PACU之後不久，護士發現病人滲血的情況似乎越發嚴重了，把我叫了去。我想了想，便用兒科的小試管抽了血送化驗，檢查他的血液指標。抽血的時候，發現他血液的顏色比正常人的要淡很多，我心說，這血紅蛋白大概連5都沒有。果然，沒過多久，化驗室很負責任地打來電話，說我們的血樣有問題一一「血被鹽水稀釋了，要重新抽血「。我萬分無奈地告訴那個好心的檢驗師說，「沒有錯，這是個極度貧血的耶和華見證者病人」。對方聞言似乎卡住了，頓了一下才說，「祝他好運」。不多時，結果回來了，他的血紅蛋白只有4.0（正常男性不低於13.5），迷信的我不禁想，這真不是個吉利的數字。他的血小板和其他凝血功能指標也都完全不正常。然而，面對著這些，我們卻只能瞪著眼睛干看著。

當PACU的護士終於將病人安頓好，他們將他的太太領了進來，同時進來的，還有兩位西裝男士，二位一左一右在病人太太兩側，和保鏢似的。普外的主治醫生向病人太太仔仔細細的交待了他的病情，並且再三強調了輸血的作用，以及不輸血可能產生的最壞結果。然而不待病人太太發聲，兩位西裝男士就堅決拒絕輸血治療。他們自我介紹說是病人教會的長老，可以代表病人太太與醫生溝通，並拿出一些小冊子分發給在場的工作人員。這時我能清楚地看到外科醫生眼裡的憤怒，腦瓜頂兒隱隱有青煙繚繞。他剋制著轉頭看向病人的太太說到，「我可以單獨和你談談嗎？」 那兩個長老大聲說，「我們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這種艱難的時候，我們必須在她身邊保護和支持她「！那女士也半低著頭說，「我需要他們」。事已至此，外科主治醫生只好對她說，「如果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可以隨時聯繫我」。又對我們說，「從現在開始不經我允許不可以抽血」。說罷轉身走了，揮揮手，將烏雲全留在PACU, 一片都沒帶走。

那夜，做為勞動人民的住院醫生，我和一個外科的傢伙一宿沒離開PACU。想辦法保持病人血壓，想辦法保持病人體溫，想辦法保護病人腎功能，想辦法治療病人開始出現的ARDS, 推病人去照CT……我倆在喝了兩壺咖啡之後，看到早晨來接班的人時，頓生子弟兵見到親人老百姓的感覺。

下班回家睡了一天之後，轉天早上終於神清氣爽。我特意提前了半個來小時到醫院，到達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PACU去看這個病人。不過，護士告訴我，前一天下午SICU有了空床，病人已經被轉走了。於是我又立刻轉身直奔SICU，然而令我非常失望的是，當我到達SICU和護士問起這個病人時, 他們告訴我病人已於幾個小時前的凌晨時分去世了。

護士說病人去世前，最後一次檢測的血紅蛋白只有1.4！這個病人40多歲，在此之前身體非常健康，如果是年紀大或有其他慢性病的病人，恐怕都無法堅持50多個小時。正聊著呢，外科的主治醫生也過來查房，見到我更是憤憤不平地說，「早知道當時在急症室我就再給他五個O+的血了！」 他說後來病人已成年的兒子和女兒也來了，想做他們媽媽的工作，讓她同意給病人輸血治療。但是教會裡的那兩位長老一直就寸步不離病人妻子的身邊，讓病人的孩子們根本無法和病人的太太單獨對話。外科醫生認為，那兩位長老完全控制住了病人的太太，讓她沒有任何改變意志的機會和可能。這位外科醫生覺得教會長老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形同綁架。然而，病人的太太是唯一合法的監護人，不論她的決定是如何做出來的，只要她不同意，醫生就不能擅自為病人做輸血治療，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死了。我聽了之後不勝感嘆，病人太太是承受了什麼樣的壓力呀！

很多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這個病人，還有那兩個西裝革履的教會長老。我在想，病人的太太「不改初衷」，拒絕任何血液製品的治療，是真的因為她的信仰堅定呢，還是因為那倆長老與「協迫」有一拼的」緊逼盯人」的戰術呢？如果病人的妻子改變了初衷，病人的愈後如何後暫且不說，但可以肯定是，他們在他們所屬的教會裡再也不會被接納了，那就好像與很多親密的家庭成員，一夜之間反目成仇，斷絕來往，他們所受到的孤立、鄙視甚至羞辱，一定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無論我的觀點和感受如何，我知道我無權指責病人的妻子，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或悲切。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禱，祈禱這個病人的靈魂，真的到達了他的天堂，這樣才能聊以慰籍他的親人們放棄他生命的痛苦；也祈禱他妻子的決定，皆源於自己堅定不移的信仰，而不是屈於外界的壓力和各種因素的逼迫，這樣她才不會在以後的日子裡面對無盡的自責。 逝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

文中故事完全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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