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塊青石，揭開神秘的臨汾商幫真相

明清時期襄汾商幫的輝煌已是風光不再，但我們可從當年襄汾商幫的碑記、書信、契約等各種文字記載中，來找尋前輩們創造歷史的艱辛和取得佳績。

政協襄汾縣文史資料委員會2005年與襄汾縣中小企業局合編的《襄汾文史資料（晉商專輯）》，2010年與襄汾縣文體局合編的《襄汾文史資料（碑碣志文錄）》兩部書，為研究襄汾商幫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資料。此外，陶福海先生的《丁氏家族與丁村》提供了許多關於丁村商人的來往信函及買賣契約，是研究丁村商人的重要資料。

工商會館是商人在當地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而會館碑刻則保留了諸多會館的歷史記憶。關於襄汾商幫在北京等地的會館及其碑刻，據《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張正明、薛慧林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披露，主要有：

1.《修建臨襄會館碑記》會館修建於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位於大興縣南城，為聯鄉情、篤友誼的相會之處。

2.《重修臨襄會館碑》會館創修時間不詳，重修於光緒十四年（1888），位於京師正陽門外之東曉市，為臨襄在京從事油鹽糧行者「香火聯盟、用志同心之契」之所。捐資者及商號名單如下：

翰林院陳積德堂施銀貳拾兩

戶部主政曹 施銀貳拾兩

京東：晉隆敷、晉源號、晉聚通、泰和信、聚源增、復泰興、晉泰蔚、天成□、永茂號、□□、大有號、隆泰公、德源號、復順源、廣通號，以上各號施銀柒兩。

德順爐房、西恆昌、泰麟坊、東來號、西廣豐、義豐號、潤豐號、大順號，以上各號施銀六兩。

萬和號潭長吉、洪興號劉丕征、復昌永馮茂盛、德順成東天成，以上各號施銀捌兩。

京北：晉恆謙、長□□□□□、恆昌號李尚清、富順號李天泰、玉順公張志興、德豐爐房、聚豐爐房、廣豐號、全順成、元華成、福興會計德明、公昌義戚仕榮、喬恆泰□勤修、元華昌張調元、王福厚張從聖、元華長郭大成、恆興號劉士儀、鼎豐和張壽德、泰昌號□□□、通源□王上林、元和坊郭濟涑，以上各號施銀六兩。

會首：六必居、鼎茂恆、玉生號、涌福坊、成玉號、德源號、鼎和號、松□□、恆源號、西鼎和洋行、壽昌號、公盛義、涌福□。（註：為了解在京臨襄商號，特錄以示例。）

3.《山右臨襄會館為油市成立始末緣由專事記載碑記》碑立於民國21年（1932），為維持油市正常秩序，抵制「油業專行」橫暴行為而作。原在北京前門外曉市大街138號。

4.《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會館位於北京前門外曉市大街138號，碑立於民國21年（1932），經理掌管臨汾李丕顯協助公立。將歸臨襄會館管轄之臨襄館、山右館、廣安門外財神庵（含平水義園）等「三處房屋形式數目，及所置產業始末詳細情形，鐫石志之，以垂永久」。會首：六必居、中鼎和、南洪泰、公盛義、長順公、涌福坊、西鼎和、鼎茂恆、洪茂祥、廣興號。

5.《山西平陽府太平縣闔邑士商創建並增修會館碑記》碑立於清乾隆三十年（1765），會館位於百順衚衕，名為晉太平館。會館之設「所以匯鄉井於一堂，永朝永夕而敦桑梓之好」。

6.《襄陵會館碑記》會館坐落於北京和平門外虎坊橋北口內街東，碑立於嘉慶十八年（1813），為維持會館，籌集資金事。

7.《重修襄陵北館記》碑立於民國4年（1915），會館位於延壽寺街佘家衚衕，張邦泰主持重修。碑記稱：襄陵會館在都門原有四處，當時只存三處，即臨襄會館，在大市街，為襄邑汾河東部居京商人董理其產；襄陵北館，在延壽寺街佘家衚衕；襄陵南館，在五道廟街。

此外，《重修臨汾東館記》（乾隆三十二年）、《京師正陽門外打磨廠臨汾鄉祠公會碑記》（光緒九年）、《重修臨汾會館碑記》（光緒十八年）、《重建臨汾會館碑記》（宣統元年）、《重修臨汾會館碑記》（民國30年）等也多有襄陵、太平商人的參與。

《襄汾文史資料碑碣志文錄》可以補充《明清晉商資料選編》所收襄汾商人在京會館及其碑記的有：

1.《重修襄陵會館記》會館位於京城西河沿，於康熙十八年（1679）京師地震被毀壞而重修，碑立於康熙二十四年。

2.《修建晉太高廟記》會館位於北京宣武城南，碑立於同治元年（1862），高廟內中奉關帝諸神，南有樂亭，中門外為奎星閣，西為義園。此「廟舊為太平邑館，昔人屢拓基址，遂規模益閎」「為邑人棲息之地」「余（碑文作者進士柳長庚）官庶常時偕友人讀書其間，每春秋佳日，徘徊橋上，南望則譙樓雉堞，時隱現於煙樹間。而江亭、龍樹院、龍泉寺諸古剎，參差高下，歷歷儼在目前。萬葦環之，一碧無際，依稀鷺汀鶴漵，城市有江湖之概焉。西望則太行山色，若蒼然自遠而至，彌使人起故鄉之思。回憶花晨月夜，與同志樽酒論文於南軒，俯檻憑欄，曠然意遠，彈指倏近一稔矣」。太平商人在京經商，不只會起早貪黑為商事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也在京城開闢了一片優雅的休閑之地，以緩解故鄉之思。

根據以上碑刻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大致了解襄汾商幫在北京的生存狀況。襄汾商幫在北京經商的時間很長，從明代到民國大約5個世紀，有的會館是明代就有的，而且襄汾商幫在北京經商的商人人數相當多。《重修臨汾會館碑記》曰：「（清朝）龍興伊始，我邑之宦於京師者為最盛，即鉅賈大賈，我邑之牟利於京師者，亦視各屬為最多。」這包括了所有襄汾在京師者。襄汾商幫在京師主要分布於北京的前三門一帶，即前門、崇文門和宣武門。前三門是普通官吏、文人學士、進京考試舉子、商賈人等相對集中的地方。各種生活資料需求量極大，給商業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活動空間。襄汾商幫在京所經營的商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商品量大，薄利多銷。他們組織了油鹽糧行，制定了行規，形成了行風。對於破壞行風行規的欺行霸市行為，聯合全行業商人，進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以維護行業的根本利益。襄汾商幫在京團結互助，共同發財致富，形成一支不可小視的商人勢力。產生了一批有知名度的有影響力的品牌，培養了一大批經商的人才。在襄汾形成經商致富的風氣，淡薄了「耕讀傳家」的傳統觀念。在襄汾大地上明清兩代先後出現了一座座宏大的院落，成為重商思想的風向標，並引起社會風尚的變化。襄汾商幫在持續幾百年的經商活動中，悄悄地改變著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政策對農民的影響。封建自然經濟正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悄然地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丁村所保存的丁村商人的來往信件，使我們走進了丁村商人的商業活動之中。他們經營的商品種類、經銷數量、價格變化、贏利情況、活動範圍、人事變化、管理方法以及艱難困苦等皆一目了然。人們往往只看到他們牟取暴利、發家致富、蓋房置地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們創業的艱辛。因為天氣的好壞，年成的豐欠，社會的穩定或動蕩，都直接影響著商業活動的起伏。如咸豐十年（1860）八月初六日，在西寧的楊兆鰲給坐鎮丁村的丁先登的信中說：「這幾天噪言下路不寧，甘省沿路走兵，不知去到何處，令人心上不安。看其之樣，後半年時光不唯各貨價錢有跌，且還去不了幾多，情因下路不寧，土產無客，又兵餉無銀，誰還貪取貨物，如此年光，真乃令人無法。」在兵慌馬亂的情況下，商人感到絕望而無奈。又如咸豐七年八月初六日，楊兆鰲給丁先登的信說：「唯有號中所做生意，實不堪言，目下賣貨獲利更不如先。」因「涇地普里雨缺，棉花未安」「以至咱伙刻下賣貨一件只能獲利銀四點五錢，且獲近年時光極難轉至好景，每歲銷貨不能如先年之數，如此生意何以求利。」這是天氣變化影響農業豐欠導致生意的艱難。再如丁洋給他媽的信說：「男二兄在外一日之間，愛朋友，吃洋煙，吃酒作樂，洋煙一兩有零，肉一斤，酒三斤，一年花銷太重，男與他商議不通難言。」這是商號中的蠹蟲，好吃懶做，坐吃山空。所以，商人經商獲利實屬不易。

襄汾商幫中富商巨賈的碑誌也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如反映他們經商的原因的資料，張思敬《蒙溪先生祠堂記》說：「邑故俗輕士而高賈。」這是元代後期的事。當時商人的社會地位就高於士人。《南高村劉向經墓志銘》說：「晉俗多重楙遷，多賈於外。」襄汾商人墓誌中關於棄儒經商的資料就不少。小韓村《姜彬墓誌》說，姜彬「未弱冠，學業垂成，不得已棄儒就商，至京三十餘年，未嘗旋里，殫精竭慮，補舊增新，創製字型大小」「遂資累巨萬」。丁村《丁又標墓誌》說：「公（丁又標）家貧，未能專攻詩書，乃渡黃河，逾太行，商游許州。」鄧村《漢卿王老夫子德行教澤碑文》說：「適太老師謝世，洪邑商務棘手，夫子繼志述事，棄儒就商。」北梁村《喬履三墓誌》說：「先生幼，事親以孝稱，家貧棄儒就賈。凡三十年，而家以裕。」襄陵《高畫堂墓誌》說：「年十六迫於貧，棄儒而商。乃辟商肆於曲沃。商顧日贏，累數千金，浸稱素封矣。」北王村《趙桂林墓誌》其父在隴右經商致富，死時，「先生時方弱冠，仰視俯蓄，咸萃一身，不得已輟讀理家。」赤鄧村《鄧肯堂墓誌》說：「父諱貴，字和庵，家貧廢書，隨邑人之寧夏習商業，慘淡經營四十餘年，卒以起家。」

司馬遷《史記》中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襄汾人在元明清時代也在實踐中懂得了這個道理。襄汾的世風有了明顯的變化。襄汾商幫的出現有一定的地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由於貧窮而外出經商，經過若干年的辛勤打拚，終於走上了富裕之路，改變了貧窮落後的面貌。因商致富以後，他們也懂得以讀書做官來光耀門庭的重要。不少商人在家鄉興學育人，培養了不少國家的棟樑之材。如，南高村劉家劉向經「恆謂篤敬曰：『富而不學，無以昌其家，使人目爾為膏粱子弟，吾不願有此子也。』」他又設義學於南高村，「以處鄉之願肄業者」。劉家終於培養出來日後成為舉人、刑部主事、山西商會會長同蒲鐵路總辦的劉篤敬。高畫堂雖早年棄儒而商，但後來「研求不輟」，與「宿儒名流」晨夕就教並培養出來高時臻這樣的山西著名的教育家，他曾經在1912年和1916年兩任山西大學校長。赤鄧村鄧貴自己廢書習商，但他的兒子認識到了讀書的重要性。他的長子鄧鴻基在鄉培養他的兩個弟弟鴻業和鴻煦都上了大學，鴻業畢業於北京大學，任立法委員。鄧鴻基還在村裡創設國民學校教村教村童，致力於國民教育普及。許多商人家裡有豐富的藏書，劉體正家「藏書累萬卷」，尉泳思家「藏書萬卷」。所以，襄汾商幫的發達，也促進了襄汾文化教育的發展。襄汾是晉南文化底蘊較深的縣份之一。

襄汾商幫走遍全國，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他們走遍全國各省、區、市，在亞洲到達韓國、日本、新加坡、泰國、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遠至世界各地，如俄羅斯、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家（《晉商專輯》）。但是，襄汾商幫的根據地還是在本地，即當時的太平縣和襄陵縣。從明清至民國的幾百年間，這個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據有關碑刻記載，他們疏通道路，架設橋樑，以打通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要道；他們在交通要道建立市鎮，組織集市，規定逢集日期；他們建立各商行以專業劃分的行的組織，訂立嚴格的行規，以便互相保護；他們嚴厲打擊破壞市場秩序的不法行為，懲罰私造成色過低之銀，規定以九成為度；他們不斷重修城隍廟、新立會場（即市場）、重建鼓樓、穿鑿新井，以吸引各地客商；他們建立各種娛樂設施，如酒樓、戲樓，城隍廟，豐富商人市民們的文化生活等等。

襄汾商幫的結局是很複雜的。總的來說，作為整體的「襄汾商幫」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作為襄汾商幫的個體，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者說他們的後人仍然在繼續從事商業活動，他們不願意放棄家族的傳統，他們有經商的經驗，有經商的基礎。有的商家，出於對形勢的某種判斷，突然之間宣布自行解體。相傳南高劉家在極短的時間裡自動放棄自家的房產、地產和財物。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只有那幾座石牌樓和那通《晝錦堂》碑，至今仍屹立在那裡，不斷地喚起人們的遐思。也有許多老字號則一直堅持到了解放後，參加公私合營，成為新中國商業的一部分。襄汾商人經商的歷史還在延續，襄汾商人經商的故事還在延續。

作為晉商重鎮的襄汾商幫有著輝煌的過去，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覆蓋了整個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襄汾縣境；他們創立了許多老字號，有的傳承至今；他們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一度強力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尚的發展；他們誠實守信的商業精神，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風貌。人們將會長期地追尋襄汾商幫的歷史足跡，去尋找襄汾商幫那段輝煌歷史的真諦。

（本文節選自《史志學刊》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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