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政：川渝遊記——從文峰古街到芭蕉院

合川是盧作孚的故鄉，因涪江在此匯入嘉陵江，古時便得名褻江，取「褻」字親近的意思，但班固編撰《漢書》時，在「地理志」中將其誤寫作墊江，故訛傳至今。南北朝時，西魏恭帝在此置合州，民國二年始更名作合川縣。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合州草街楓木村的黎氏兄弟赴重慶趕考，結識一個資質平庸的考生，叫鄒紹陽，後者送了一本《革命軍》給他們。怎知這兄弟倆讀完之後，即刻返鄉變賣家產，誓與滿清韃虜劃清界限。兩年後，黎懷瑾東渡扶桑，與孫中山相識，加入同盟會；回到合州後，又創辦黎氏家學，並以此為據點聯絡各方誌士，靜待時機。黎懷璞則赴省會成都，考入當時的新軍學校——陸軍軍官養成所，畢業後又隨川軍入藏，在新軍中秘密串聯，與乃兄異曲同工，只待曙光乍現。

鄒紹陽「點化」黎氏兄弟之後，依然在乃父的催逼下繼續參加科考，此後他的名字也沒能進入一般的史書。但他有個異母弟弟，叫鄒紹陶，庚子之變後赴日留學，還更名鄒容，正是《革命軍》的作者。黎氏兄弟讀到這本小書的第二年，鄒容即死於上海獄中，年僅二十歲。六年後，四川爆發保路運動，黎懷瑾趕赴宜昌招募勇士，欲馳援成都，不幸遭內奸出賣，含恨就義。黎懷璞在藏區密謀失敗後，繞道印度回國，投到熊克武麾下，隨軍討袁。黔軍入川後，熊克武失利，黎懷璞亡命上海，直至蔡鍔興兵才回到合川。此後又召集舊部與袁軍對抗，卻被敵方施反間之計，亦遭內奸謀害。後人談及黎氏兄弟，皆唏噓不已，氣吞山河之人，未能馬革裹屍，反陷宵小之手，英雄灑淚之時，叫人情何以堪？

沿著嘉陵江一路往南走過來，很快就看到文峰古街，一條仿古的街道，位於涪江南岸。除文峰塔之外，整條街面都是近年來重新打造的，但在民國時期，包括文峰街以及附近的南津街在內的這一塊，統稱南津鎮，也是盧作孚最早想要改造的區域。1925年，對武夫政治感到失望的盧作孚，回到故鄉合川，經過實地調查之後，將他的設想都寫在《兩市村之建設》這篇報告當中，又印製成書，贈與各界人士。其內容分成兩部分，一是《合川縣城南岸市村建設的意見》，二為《輔助渝合間三峽諸山經營採礦之意見》。此後盧作孚發起成立民生公司，又出任江巴壁合峽防團務局的局長一職，就把改造南津的設想帶到北碚去了，南津則依舊保持著自晚清以來的老舊摸樣，直至數十年後方獲重生。

位於古街中段的文峰塔，始建於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在此之前，因本地學子連續三屆無人中舉，時任知州董淳董大老爺，就下令募集資金，在兩江匯合的涪江南岸，修建九層振興塔一座，以圖振興當地文運。但此後合州學子依然藉藉無聞，繼任知州李宗沆就順應民眾請求，又將振興塔增高至十三層，且更名作文峰塔。三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一些新思想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又歷經艱難險阻，在掙扎中驕傲地茁壯成長。走到今天，文峰塔的來歷已然成了一個笑話，但作為合川的標誌性建築，卻照樣吸引著很多遊客。站在塔頂，只見涪江水自西而來，在鴨嘴與嘉陵江匯合後，又朝著東南方滾滾而去。整座城市在塔下徐徐展開，任傳統與現代各安其份，倒恰似一幅絕美的畫卷。

走進古街不遠處，就看到一尊銅像，逼真再現了一位老人出售合川桃片的場景。桃片是當地特產，由糯米、核桃、蜜制玫瑰及白糖精製而成，色潔白，質綿軟，味香甜。1895年，城內「祥雲齋」糖果鋪開始出售桃片，此後「同德福」號又加以改進。據說當時的合川舉人，以史學聞名的張森楷先生外出遊學時，就帶了很多桃片贈送師友。他還有一個叫盧思的學生，在成都自修期間，依靠賣桃片維持生計。小有盈餘之後，盧老闆又請了一位老師傅去成都，在西御河沿開了一家小店，叫「竹西社」，專售合川桃片。這一年，盧思十七歲。因為給成都的報紙撰文，引起革命黨人的注意，他又順理成章地加入同盟會成都支部，走上革命救國的道路。

在盧思手上買過桃片的成都人，恐怕誰都沒有想到，這個日後以作孚為號的年輕人，會去川南主管一方教育，又開辦學校、圖書館、醫院、體育場，擔任中國西部科學院的院長，成為馬寅初主持的重慶大學商學院的客座教授。二戰結束前夕，他作為中國實業界的代表，去美國參加國際通商會議。由他牽頭改造的北碚小鎮，被時人譽為「平地湧現出來的現代市鎮」，「迄今為止中國城市規劃最傑出的例子」。由他發起並主持的民生公司，由一艘小火輪起家，到1949年的時候，竟擁有輪船148艘，員工九千多人，公司總資產超過八億元，涉及發電、自來水、造船、倉庫碼頭、鐵路、煤炭、水泥、陶瓷、印刷、出版、鋼鐵、機械、紡織、、印染、食品、建築、貿易、銀行、保險等諸多領域。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曾無視那個家境貧寒的少年。張森楷先生執教合川縣立中學時，偶爾也會去瑞山小學授課。當時他就發現，這個體型瘦小、刻苦發奮的孩子，天資聰穎，不可限量，就抽空給他開小灶，做課外輔導，為盧作孚夯實了古文基礎。1918年，張森楷主持編撰《民國新修合川縣誌》，又邀請這位得意門生參與其事。此後，張森楷受聘成都大學，任國史教授，又北上遊學，在羅振玉及傅增湘家裡查閱他們的藏書，修訂自己的著作，不久就病逝於北平。驚聞恩師駕鶴西遊，悲痛不已的盧作孚不計勞煩不遠千里，用民生公司的輪船，將張先生的靈柩運回合川，厚葬於嘉陵江東岸的學士山上。終其一生，只要談起這位史學家，盧作孚的感激之情便溢於言表。所謂恩同再造，亦不過如此吧。

除張森楷之外，還有一個人，也對盧作孚意義非凡，但他絕非學者一路。毫不誇張地說，當時及後世的學者恐怕沒幾個瞧得起他，明裡暗裡也不會說他好。此人便是楊森楊子惠，一個在很多人心中臭名昭著的軍閥，貪財、好色、心狠手辣。可偏偏就是他，發現了盧作孚，還給了後者一個施展身手的機會。那是盧作孚的憤青時代，當時的他，還只能在報上寫文章，談論對於國家的認識，闡述關於未來的設想。楊子惠慧眼識珠，邀請他去瀘州擔任教育科長。此後楊森出任四川軍務督理兼攝民政，盧作孚又得其支持開辦通俗教育館。民生公司統一川江航運時，楊森、劉湘、劉文輝等川軍大佬都各自擁有船隻，此時又是楊森率先站出來，將自己的輪船無償交給民生公司。

生活有些時候確實很荒誕，千夫所指與萬眾景仰之間，難說涇渭分明，因此，靠不住的名譽往往被真正的智者棄如敝履。楊子惠與盧作孚，一個是正人君子，一個是凶神惡煞，表面上看起來，怎麼都扯不到一起，但好男兒之間就能如此互相扶持。直至1949年底，楊森在撤離大陸前夕，還將自己的二十多個箱子委託給民生公司。當盧作孚自殺的消息傳到台灣時，這位一直無條件支持他的赳赳武夫，恐怕也會留下兩行熱淚吧。1933年，在廣安的一次演講當中，盧作孚說道，「自己在1920年之前，還是一個只說不做的人；如做教師，只能在講堂上說，而且照著教科書向著學生說；當新聞記者，只是說，而且是只能在報紙上去說。第一次給我做的機會，還是楊軍長……」。英雄惺惺相惜，古來如此。

當很多年過去之後，因為中共中央的所謂「結論」，盧作孚的名譽已告「恢復」，但歷史依然欠楊森一個公正的評價。筆者在《龍台鎮的楊漢秀故居》一文中，只是蜻蜓點水般地論及楊森。畢竟，我手頭缺乏足夠的材料。前段時間，我看到有論者稱，楊森沒能留在大陸，主要是因其生性風流，不願在這方面受約束。但「哈兒師長」范紹增呢，他不是比楊森更風流嗎？因此，我實在想不出，這究竟需要多麼狹隘的心胸、多麼卑賤的靈魂，才能想出這般沒品的理由，而且還要以學者的姿態、以文章的形式，來散播這樣的謬論。以楊森的為人，看到這樣的所謂觀點，一定是哈哈大笑。但盧作孚就不同了，他會以死明志，而且毫不猶豫，毅然決然。這樣一比較，孰智孰愚呢？

逛完文峰古街，我又走過涪江一橋，來到北岸的盧作孚廣場。一尊銅像矗立在廣場正中，基座上刻有毛澤東的一句話——「中國的運輸行業不能忘了盧作孚」。據盧子英回憶，毛澤東曾說過，「如果盧作孚不死，國家要他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此話是真是假暫不分析，但以盧作孚的為人，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就他那種剛烈的性格，完全沒可能獨善其身。哪怕躲過了「三反五反」，也難逃1957年的陽謀。因此，他的悲劇結局是註定的。至於現在拿毛澤東的話來肯定他，怎麼看都像是一個笑話。按照黃炎培日記的記載，毛澤東是說，「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批判，中國張之洞、張謇、范旭東、盧作孚於經濟建設是有貢獻的。」毫無疑問，他們可不是中共敢用的人。

客觀地說，這尊銅像確實把盧作孚收拾得光鮮帥氣——西裝革履，馬甲風衣，左手還像模像樣地拿著一些材料，完全符合普羅大眾對於成功人士的幻想，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絕大多數時候，盧作孚可沒有這般瀟洒。無論是作為民生公司的總經理，還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以及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永遠都是一身麻布中山裝，而且為了節省時間，還不留頭髮。1944年底，他去美國參加國際通商會議，見到為鄉建籌款的晏陽初，老朋友就語重心長地規勸他，「作孚，外國人很注意衣冠，你這樣不修邊幅，恐怕會吃虧」。又說，「閣下這個頭，外國人看，會以為是一個和尚」。然後晏陽初就帶他去裁縫店做西裝，教他打領帶，盧作孚也才開始留頭髮，很細心地學習梳頭……

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張群先生，有一次就對盧作孚說，「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這的確是真的，據盧國紀回憶，抗戰初期在武漢，盧作孚有一次應邀去給某單位做愛國演講，車開到門口，首先下來的是盧作孚的司機翁祥福。「他身穿派力司中山服，頭戴巴拿馬草帽，手裡拎著一隻黑色的公文皮包，樣子挺神氣」，隨後下車的才是交通部盧次長，一身由北碚三峽染織廠生產的麻布製作的中山裝，亦即民生公司的制服，而且還是個光頭。主人不認識盧作孚，就向著翁祥福走過去，恭恭敬敬地問道，「你是盧先生吧？」搞得這位跟班又羞又窘，只能慌亂不已地伸手指著自己的老闆。張群說過，「盧作孚先生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他的確沒有錢，1952年2月8日，盧作孚自殺身死。第二天，民生公司召開臨時董事會，決議稱，「盧作孚總經理身後蕭條，由行政致送喪葬費人民幣一千萬元。至撫恤辦法，另案辦理。」這裡的一千萬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幣值，相當於一千元，而盧家就是用這筆錢給盧作孚發喪、買地、修墳，除此之外，盧家不名一文。1944年，曾任盧作孚的英文翻譯又參與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的孫恩三先生，在《盧作孚和他的長江船隊》一文中這樣寫道，「當他還是二十歲的少年時，他開始自己謀生。今天，作為一個創造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的全國聞名人物，他已將他童年時期的許多事物忘記，然而他卻從未拋棄他在普通人民中艱苦一生所形成的個人簡樸習慣和謙遜品德」。

他的確讓人難以理解，迄今為止，無論是重慶、北碚抑或合川，其實都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盧作孚故居，充其量，盧作孚只是在那裡住過，但那些房子都不是他們盧家的私產。在很多年的時間裡，蒙淑儀跟著盧作孚，要麼租房，要麼就住民生公司的宿舍。全家人穿的衣服鞋子，基本都是蒙淑儀一針一線親手縫製的。除此之外，這箇舊時代的傳統女性還要出售自己的「女紅」，靠收入所得來補貼家用。與此同時，民生公司內部還有一個職工家屬工業社，蒙淑儀也是負責人之一。她要教那些職工家屬們識字學文化，傳授刺繡和縫紉的技術，又幫助她們了解公司，從而更好地支持親人努力工作，為社會為國家做貢獻。這所有的辛勞，蒙淑儀都沒有報酬，完全是義務的。

蒙淑儀讀書不多，但寫得一手標準的小楷；她做的「女紅」，在當地也小有名氣。作為一個女人，她終生不施粉黛，就現在公開的照片看來，直至老年，無論冬夏，她都是一身大襟襖，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它的裝扮。盧作孚死前，給她留下遺囑，「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喪事辦完，她就搬離民生公司的宿舍，住到三子盧國綸家中。1953年，女兒盧國儀將母親接到長春，文革期間又一同下放農村。1984年1月20日，蒙淑儀在成都盧國綸家病逝，享年83歲。據清秋子（程曉剛）說，他外婆喜歡看的連環畫中，「除了《白蛇傳》、《孔雀東南飛》、《柳毅傳書》等愛情故事，還有《聶政》、《專諸刺王僚》、《趙氏孤兒》、《卧薪嘗膽》、《王佐斷臂》、《鎖麟囊》等思仇故事。那時候，不知她內心究竟藏了多少悲苦。」

位於城區文華街61號的芭蕉院，就是所謂的盧作孚故居。銘牌上的簡介稱——「1912年—1926年的十餘年，故居為盧作孚的主要居所」，但這完全是胡扯。1912年，盧作孚在成都的補習學校教書，為報刊撰文。1913年執教於江安縣立中學，次年即遠赴上海。1916年春末又赴成都，供職於《四川群報》，直至次年夏天才返回合川，在縣立中學任教。同年秋，迎娶蒙淑儀。1919年春天，攜妻再赴蓉城擔任《川報》主筆，第二年又回到江安重執教鞭。不久，楊森主政瀘州，盧作孚成了教育科長，1922年歲末，重又赴上海考察，呆了大半年，回重慶後在省立第二女子師範任教。1924年，楊森入主成都，盧作孚又去省城操辦通俗教育館。直至1925年8月，才算是正式回到合川，開始創辦民生公司。

據盧國紀回憶，他們一家租住芭蕉院，應該是在民生公司成立前後。對於這個老院子，盧國紀的回憶是非常溫馨的，他說，「那時候，我們合川的家是城裡黑龍池的一個小院。院內種著幾棵芭蕉樹，因此叫做芭蕉院。……有一年，我和哥哥異想天開地模仿民生公司的輪船，用硬紙板剪接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紙輪船，外形與民生公司的輪船惟妙惟肖，也給它們取上了相應的輪船名字，什麼『民生』啦，『民望』啦，『民主』啦，『永年』啦等等。……然後我們把紙做的輪船放到『江』中去，用麻線系住船頭，牽著它們，沿著河流『航行』起來。船頂上的旗幟輕輕飄動，挺神氣的，每過一個『城市』，也靠『碼頭』，口裡還不斷地發出尖銳的汽笛聲。」——能夠寫下這些文字時，盧作孚早已辭世整整三十年了。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1952年2月6日，盧作孚第一次當眾檢討，卻首先聲明，「我自問不是想當資本家來搞企業的」。這的確是大實話，所有了解他的人自然懂得，當他還是一個憤青的時候，就開始思索救國的問題，又為此加入同盟會，參加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清廷倒台後，四川都督府論功行賞，委派他出任夔關監督，年俸四萬兩銀，卻堅辭不就，依然呆在成都教書，撰文吶喊，呼籲新政——他並不貪財。創立民生公司，他給自己敲定月薪30元。去宜昌接船時，途經萬縣，被楊森苦苦挽留，許以月薪五百，他依然不為所動。此後進入仕途，不管當什麼官，都是臨危受命，把最要緊的事辦完，立即走人，絕不貪戀權位。志在無疆之人，如此潔身自好，區區一個「資本家」，算什麼呢？

狗眼看人低，不過如此。在北碚的一次演講中，盧作孚說過，「我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於是在辦教育，是想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的能力。」在《一樁事業的幾個要求》這篇文章里，他還以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姿態氣宇軒昂地指出，「我們要鼓起勇氣，堅定信心！凡白種人做得來的，黃種人都做得來！凡日本人做得來的，中國人都做得來！只要學會了他們的技術和管理，便會做出他們的事業。」——他是一個樂觀的理性主義者，盧梭、達爾文、赫胥黎等啟蒙思想家的觀點，深刻影響了他的行事為人；但在骨子裡，他依然是個儒生，他相信高尚的道德足以自救，也能救人。

所以，面對一群宵小之輩的羞辱，他泣不成聲。當看到那些投槍匕首，竟然來自身邊最倚重的人時，他頓時垮了。他無法理解，自己也能跟「貪污」掛上鉤。人哪，太讓他失望，畢生的信念在剎那間分崩離析灰飛煙滅。想當年，他站立在宜昌碼頭，頂著日本飛機轟炸的危險，指揮若定，氣吞山河。早知如此，就應該跟著楊森出川抗戰，兄弟攜手共擊倭寇，直至血灑疆場馬革裹屍，方不負好男兒曠世情懷英雄氣概。就這樣，作孚公走了。他走的那樣決絕，那樣安靜，除了給家人留下一張紙條之外，沒有作別任何人，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不值得留戀。而在此之前，他還幻想著民生船隊揚帆海外，怎知一不留神就邁到了烏江邊？誠可謂「天下英雄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摧」，是耶？非耶？

參考書籍:

1.《我的父親盧作孚》，盧國紀著，人民出版社。

2.《百年心事——盧作孚傳》，清秋子著，新星出版社。

3.《盧作孚全集》，張守廣、項錦熙主編，人民日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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