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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夕,崇禎為何厚葬魏忠賢?欠魏忠賢一個南明

明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朱由校崩,明思宗朱由檢繼位,改次年為崇禎元年,故史稱「崇禎大帝」。

登基之初,恰逢錢嘉征上疏彈劾。本來這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自古新官上任,舊臣們擁擠著相互舉報,這一點崇禎自己也是知道的。

只不過,錢嘉征彈劾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把持朝綱數年的「九千歲」——魏忠賢。

其實早在三年前魏忠賢就遭東林黨人楊漣彈劾,不過幸免於難。

逃脫罪罰的魏忠賢開始大規模迫害東林黨人,多達數十名中央大臣遭受誣陷,這也終於引起了時為信王的朱由檢的注意。

於是到了1627年,天啟帝崩,朱由檢登基,錢嘉征又非常聽話地彈劾了魏忠賢。

崇禎便自編自演自導了一出「順水推舟」,一紙文書就下令清查了「閹黨逆案」,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多達258人從此消失在了政壇,成為了黑暗歷史的千古罪人。

這一舉動的確為新上任的崇禎贏得了「聖明之君」的美譽,但我們今天要講的卻不只是他的「聖舉」,做了這麼久的鋪墊,更是要談談

「為什麼在李自成攻破京師前夕,崇禎卻密旨厚葬奸臣魏忠賢?」

時間回到1629年,那一年,陝北遭遇連年旱荒,被逼無奈的李自成揭竿而起,跟隨闖王高迎祥發起暴動。

1636年,高迎祥遭明將孫傳庭伏擊,不幸戰死,闖將李自成升格闖王,史稱「李闖王」。

1643年,李自成於襄陽稱新順王。

1644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欲攻克京師,推翻大明王朝。

而正是在1644年的崇禎十七年,京師面臨著兵臨城下的危機,明思宗朱由檢卻密旨下令收容魏忠賢遺骸,修墳立碑,厚葬於香山碧雲寺——這是魏忠賢生前中意的最佳墓址。

為什麼會這樣做?作為一個王朝的最高領袖,內憂外患之際,居然還有心情厚葬一個奸臣,豈不是荒誕之極?

按理說,調兵遣將才最應該是崇禎這個時候做的,南邊的李自成和北邊的多爾袞儼然火燒眉毛,崇禎厚葬魏忠賢難道別有用意?

「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這是老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在駕崩前叮囑朱由檢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先拋去魏忠賢迎合朱由校的「木匠之心」,其中的個人情懷的確很重,畢竟明熹宗也算不上什麼深明大義的明君。

然而有一點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魏忠賢把持朝綱期間,天下太平,政局穩定,北方的後金在遼東與明軍相互牽制,國內也鮮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勢力。

而明思宗朱由檢一繼位,後金逐漸演變成大清,不斷騷擾中原,農民起義也愈演愈烈,最終形成了大順、大西兩大實力,弄得全國政局動蕩不安,內憂外患更成了當時朝廷的主色調。

雖然的確不能把這些爛攤子都扣在領導人的頭上,但在把控朝綱、穩定局勢這種大事上面,魏忠賢的確比一般的中央大臣更有魄力和能力。

也許,這時候的崇禎就是想起了哥哥朱由校的那句話,開始重新審視起魏忠賢的價值了吧。

收集遺骸、修立碑文,我想,朱由檢這是以這種卑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歉意與亡國之心。

在維護國家大局、任用朝廷官員方面,魏忠賢始終站在民族生存死亡的堅定政治立場,雖然他的確貪贓枉法、徇私舞弊,但這些在國家危難、手足無措的崇禎面前又算得了什麼?

而拋棄了黨派之爭和徇私歹毒,剩下的不就是魏忠賢難得可貴的忠貞為國和遠見卓識了嗎?

起用熊廷弼,罷免袁崇煥,推舉趙南星,力薦孫承宗,在遼東戰事上嫻熟運籌,足以看出魏忠賢在國家大事上的原則,要不然是絕對不會認可孫承宗這樣的對立面的。

崇禎雖然貴為天子,卻常年在深宮不知天下疾苦,連吃一盤「野菜」也是經過深加工的,在這種四面楚歌的形勢下,魏忠賢正是被朝廷迫切需要的「治世之能臣」。

這就和漢末的「十常侍」一樣,同為太監,本質上僅僅是為了混一個榮華富貴,皇帝倒了,什麼都不會給他們留下,這一點他們不會不清楚。

所以,魏忠賢雖然徇私舞弊、歹毒伐異,但在維護王朝和皇帝方面,他始終保持著一致的態度。

國勢日衰、積重難返,如果魏忠賢仍然活著且具有一定的話語權,雖不能當即扭轉乾坤,但迂迴凱旋還是能起一定作用的。

說一句極端的,如果真的讓李自成攻破了京師,有魏忠賢在身邊,崇禎至少會被勸誡而不至於縊死。

而崇禎一旦未死,隨大部隊南遷金陵,也就不會出現南明的明爭暗鬥,有一個合法統一的中央號令,就算不能重返京師,來一個劃江而治也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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