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瑞·斯丹：讀《紅書》的意義在哪裡？
榮格《紅書》介紹及其意義
默瑞·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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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語
榮格的《紅書》可謂紅遍全球，在閱讀默瑞老師的文章前，我們來看看《紅書》為什麼這樣紅？
《紅書》為什麼這樣紅？
從2009年英文版面世開始，《紅書》迅速暢銷全世界，被翻譯成近二十種文字，而且一種語言還會存在多種版本，既有與原手稿等大的珍藏版本，也有適宜閱讀的小開本。從2012年到現在，中文版已經出現五種，既有手稿本，也有圖文本，既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
《紅書》的熱銷與大部分一般暢銷書不同。無論國內國外，暢銷書通常是易於被大眾閱讀與理解的，價格也通常是普通圖書的水平。《紅書》卻不是一部容易閱讀的書，它被譽為「世界十大神秘天書」之一，很多人在不忍釋卷的同時，也在慨嘆大師的腦洞太大，只看一遍是無法理解的。
為什麼這樣一本無論內容還是價格都突顯貴族氣質的書，卻一路飆紅，在全世界大眾圖書市場掀起銷售熱潮，甚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呢？
《紅書》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他是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曾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主席，是一位普遍公認的西方現代思想中的重要人物。榮格的理論在現代心理學、心理治療及精神病學的形成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心理學名人中，在促進心理學對大眾生活的影響方面，唯一能與榮格相提並論的只有佛洛依德，他們的理論都在藝術、人文學科、電影等流行文化中得到廣泛傳播。榮格還被認為是啟發了新世紀運動的人。這樣一位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大師，他的作品當然具有廣泛的讀者基礎。不過，榮格的其他學術作品語言都很專業，晦澀難懂，並不適合普通讀者閱讀。《紅書》雖然被譽為「神秘天書」，但它其實是真正的「榮格自傳」，記錄的是他的心路歷程，既是真實的，又具有文學性。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神秘天書」《紅書》反而是榮格所有作品中最具可讀性的。
榮格創作《紅書》始於1913年，到《紅書》正式出版時已近一個世紀，而圍繞《紅書》的傳奇故事也流傳了大半個世紀。在出版之前，全世界僅有二十餘人真正見過原稿，即使對於榮格的子女來說，《紅書》也一直籠罩在神秘的迷霧中。榮格生前只讓很少幾個人看過《紅書》手稿，大家對《紅書》到底存不存在並沒有把握。榮格生前認真考慮過《紅書》的出版事宜，多種記錄顯示，他非常糾結於此，曾經冒險嘗試，又遲疑反悔，因為他擔心公眾能否理解他。他認為如果出版《紅書》，在公眾眼中不但自己作為科學家的形象會完全坍塌，甚至會被公眾視作精神失常的人。他的擔心並非完全是多餘的，事實上，即使在他逝世後半個世紀才出版，也有不少讀者認為他「走火入魔」了。榮格生前曾告訴他的傳記作者傑菲，想把《紅書》書稿送給巴塞爾大學圖書館，加上50年、80年或更長的保密時間限制。這更增加了《紅書》的神秘感。
榮格在遺囑中要求將《紅書》保留在家族中，因此其家人將它視作私密的內容，在房間中存放了二十年後，又轉入銀行保險箱。很多人曾要求查閱，但事實上只有少數幾個人得到允許，這也是這部手稿得以保存完好的原因。1972年，BBC製作了一部關於榮格的紀錄片，片中展示了部分《紅書》的圖畫，引起了大眾的廣泛關注。1975年的榮格百年紀念活動中展出了部分《紅書》手稿的複製品。1977年，又有九幅《紅書》插圖收入傑菲的《榮格：文字與圖像》一書中。1989年，另一部榮格傳記也收錄了幾幅《紅書》插圖。這些陸陸續續少量流出的文字與圖像，不斷刺激著學界的神經，心理學界把《紅書》看作20世紀最重要的心理學作品，認為它是一部榮格的紙上聖殿，是心理學的「聖杯」。
1984年，《紅書》被專業複製了五份，由五位榮格直系親屬保留。經過長期的審慎考慮，直到2000年，榮格後人才同意出版《紅書》。經過九年時間的編輯整理，《紅書》在2009年正式出版。美國出版商曾說，他初見書稿時，被《紅書》之美驚得魂飛魄散，並決心採用原大複製的方式來出版，讓世人有機會得見真顏。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默瑞·斯丹老師是如何介紹《紅書》介紹及其意義的？
默瑞·斯丹Murray Stein
瑞士心理分析師，瑞士分析心理學會國際學校校長，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前任主席。在他擔任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名譽秘書長時（1994），他與時任國際分析心理學會主席的Tom Kirsch，以及Jean Kirsch和Jan Stein等訪問中國。其著作榮格的《心靈地圖》，一直是華文世界研讀榮格心理學重要的入門書籍之一。
我對在中國介紹《紅書》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中國在地理位置上離《紅書》的故鄉——瑞士的蘇黎世湖畔很遠。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紅書》不僅僅屬於一個地方，它對於地球上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本有益的書，儘管這本書位於一個獨特的思想領域裡面，那就是榮格心理學。榮格把這本書叫做「新書」。
榮格在他的一生當中是沒有來過中國的，他與中國文化的緊密聯繫是通過其朋友衛禮賢對中國《易經》的翻譯。然而榮格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特殊的情誼，從他對《金花的秘密》的評述和對《易經》英文版所寫的前言中可以看出，榮格與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有著緊密的聯繫。
1913年起，榮格開始在日記里寫一些條目，後來形成了《紅書》的文本。與1913年相比，現在的世界小了很多。在當時，中國遠離歐洲大陸，歐洲人基本是通過學者或者旅行家翻譯的作品來了解中國，這些翻譯就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衛禮賢和榮格對這一交流的橋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衛禮賢將中國文本翻譯成德文，而榮格則是國際上心理學很好的詮釋者。他們兩個人把中國文化帶到西方人的視野當中，創立了世界文化的基礎，融合了世界各部分的宗教、哲學和傳統。當我們今天提到全球化的文化時，他們的不懈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創作《紅書》的過程中，榮格也在構建另外一種橋樑，即心靈的白天和黑夜、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橋樑。我們提到日性意識和月性意識，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認知和知覺，榮格提到兩種類型的思維——指導性思維和幻想性思維之間有無形的聯接，當榮格閱讀衛禮賢翻譯的中國經典文本的時候，太乙金華密旨（金花的秘密）裡面提到的內心思維更接近幻想性的思維，或稱之為聯想性的思維，而指導性思維應該是特指西方科學的理性思維。在《紅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思維類型的人格，幻想性思維是積極想像的對話，指導性思維是對素材的評述，將兩種思維結合在一起，增加了這一維度的是《紅書》裡面這些充滿藝術的畫作。
接下來，我想問兩個問題：榮格創作《紅書》時到底成就了什麼？這些成就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紅書》的敘事所遵循的是一種旅行日記的模式，從一開始的灰暗，到最後一個場景在斐樂蒙的花園裡。旅程開始於一個晚上，榮格呼喚自己的靈魂：「靈魂啊，你在哪裡？」之後，進入到更深的黑暗與混亂中，到達沙漠並停留了25個晚上；在沙漠中，靈魂慢慢變得栩栩如生，到最後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而顯現出來。這時，她已經掙脫了榮格自我的意圖和願望的束縛，擁有了她自己的心靈。
這是《紅書》旅程中，榮格第一個偉大發現：靈魂在心靈中是自主的，我們要以其獨特的方式來對待，事實上，榮格也發現自己對靈魂的依賴，超過靈魂對他的依賴。「我不知道我是你的容器，當我沒有你時，我空空如也，當我擁有你時，我是滿溢的。」
在旅程中，榮格繼續遇到一些意象和人物，他們也會顯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好像都有其自己的意願和願望。榮格所能做的是不要逃離這個意象的世界，不要簡單地將其稱為幻想。在沙漠中，他遇到了兩個重要的人物，先知以利亞和他的女兒莎樂美，他們證實了自己的真實性，他們是心靈中永恆存在的人物。最初，在與他們的對話中，榮格試圖把他們僅僅看作是符號，只是象徵而已，不是真實的。但他們堅持自己的真實性。伊利亞告訴榮格：「我們不是符號，我們是真實存在的。」心靈再一次傳遞出信息，表明自己的自主性和整合性，超越了自我的信念和偏見，這些給了榮格教訓，讓他得以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心靈，將其當作鮮活的現實來對待。
在《紅書》中，我們看到榮格是一個有意識的作者，他在努力去理解積極想像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當積極想像逐漸展開，它擁有驚人的力量，同時又擁有驚人的現實性。他把處在月性世界的伊利亞解釋為邏各斯，即邏輯，而把莎樂美解釋為厄洛斯，即愛欲。這些都是從希臘哲學裡面得到的詮釋，這有助於幫助他的日性意識去創建一種橋樑與在月性世界發生的事件進行對話。
《紅書》中的評論與體驗同等重要，因為這時，我們的日性意識與月性意識同時投入其中，目的就是在它們之間形成一個橋樑。所以，當你有了夢，你可以去進行積極想像，可以畫畫，這還不足夠，你的意識心理還必須去抓住這些，努力去理解這些素材體現的意義，嘗試與意象之間形成一種動態的、有意義的關係。我們在《紅書》中可以看到榮格會去做一些實驗，去發現可能的意義是什麼，但這些是無法進行界定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讓意象和自發的思維不斷地前行。
《紅書》也是關於亡者的故事，其中經常出現徘徊的幽靈，他們說自己還沒有得到滿足。他們第一次出現在敘述中時說：「我們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們要去找到我們所尋求的東西。」耶路撒冷是一神論傳承的故鄉，榮格也是一神論者。很明顯，這些亡靈是不高興的，因為他們找不到自己的安息之所。後來他們重新出現，也就是從耶路撒冷回來之後，他們依然沒有得到滿足，他們大喊大鬧，希望能夠得到苦苦追尋的答案。對於這些，榮格一開始是阻抗的，後來他讓他們說話了。眾亡靈齊聲大喊：「我們從耶路撒冷來，在那裡我們沒有找到答案，我們懇請你讓我們進去，你有我們想要的東西，並不是你的鮮血，而是你的光明。」 就在這個時刻，先知斐樂蒙出現了，向死者進行了七次佈道，然後亡者消失了，他們得到了答案，獲得了滿足，回到了安息之所。這些沒有辦法得到安息的亡靈到底是什麼呢？在《回憶·夢·思考》中，榮格寫道：「這些亡靈是我們祖先的蹤跡。從那個時候起，這些亡靈對我而言就是來自於那些祖先沒有被解決的、沒有被回答的、未曾被補償的聲音。這是我的命運要求我做出回答的，這些答案不是來自於我的外在世界，而必須來自於我的內在世界。與死者的對話形成了我將要向世界傳遞的關於無意識的東西，它是一種模式、一種秩序，或者說是對普遍內容的一種解釋。」
那對於我們而言，我們能夠回答的問題是什麼？榮格的《紅書》以及他之後的著作能夠幫助我們去回答這些沒有被解決，沒有得到補償的聲音。我們今天所要回答的問題又是什麼，也許與榮格遇到的問題類似，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
像我們今天參加這樣的大會，我們要去回答這樣的問題，那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們這樣一個東方和西方相聚的會議，在深層的文化水平上相遇，它的基礎是什麼？榮格和衛禮賢已經建立了交流的橋樑，但他們的任務是遠沒有完成的。榮格和衛禮賢已經去世了，也許他們的亡靈會在這裡大聲地嚷嚷要我們去回答。我們有沒有可能完成和他們同等水平的工作，把這個橋樑建設得更好呢？這可能是值得我們去應對的挑戰。這也需要我們認真嚴肅地去對待，對我們的文化以及榮格和衛禮賢創作的文本進行深度反思。
讓我們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在《紅皮書》中榮格究竟成就了什麼，這些成就對於我們又有何種的意義？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紅書》為他一生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他把那個時期自己最深層的領悟轉化成了科學工作和理論著述。這個基礎不僅是理論層面上的，更多的是深層體驗到的。他從1913年之前發表的科學方面的著作「我知道」，跨越了很長的歷程，到1961年時達到「我得到了」的程度。
那麼，《紅書》對於我們有何種意義呢？我們不需要試圖去模仿榮格，但是可以學習使用他的工具，包括積極想像、對夢的理解以及對素材的有意識的解釋。這就是我們全世界範圍內榮格心理分析師所做的工作，我們做了很多這樣的個案，就是與上面所說到的類似的工作。榮格心理分析所產生的結果，不僅僅是「我知道」，例如了解我的情結、我的衝突、我的童年創傷等，而是「我獲得」，通過與這些意象的工作，把它們的意義帶入到生活當中。
（張敏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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