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之德」：《保訓》篇與周文王的滅商道路

最新 02-26

周文王陵，陝西咸陽周陵鎮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介紹過，《保訓》篇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最早整理出來的一篇竹簡，也是迄今學者們討論最多的一篇清華簡文獻，《保訓》篇究竟蘊藏著多少重要的歷史呢？

劉國忠，1969年生，福建政和人。1997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中國學術思想史及國際漢學等領域的學習和研究工作。著有《〈五行大義〉研究》、《古代帛書》、《走進清華簡》等。

「文王之德」：《保訓》篇與周文王的滅商道路

周文王雖然早有滅商之心，但他知道滅商的時機還不成熟，「小邦周」在各方面都無法與「大邑商」相提並論，因此他需要努力發展壯大周的力量，為此周文王在國內積極攬士納賢，推行德政，同時對外實行武力征伐，拓展疆土。後人在提及「文王之德」時通常只突出了周文王禮樂教化的一面，實際上「文王之德」應包括文治和武功這兩方面的業績。有學者曾經說：「周從一個小部族逐漸發展壯大，依靠的絕對不是後世所歌頌的單純的所謂禮樂教化，而主要是通過不斷的武力征伐，擴張疆域，從而獲得了滅商的實力」，「從周族興起於西土，到取得天下，其最為後人所稱道的『文王之德』的內涵，曾被認為主要是以仁義道德教化百姓。但我們從《詩經》等可靠先秦典籍中勾稽的歷史事實證明，包含武力征伐在內的政治方略亦是『文王之德』的核心內容」[1]。應該說，在周文王的努力下，周的實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周人的事業蒸蒸日上。

與此同時，周文王對於事商也一直十分注意，由於滅商的時機尚未成熟，文王很重視搞好與商的關係，避免與商發生直接的正面衝突，以等待滅商時機的到來。《左傳·襄公四年》言：「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2]杜預的註解認為：「知時未可爭」。由於還未到與紂王一爭高下的時機，因此文王團結那些對紂王有二心的諸侯，說服他們一起事紂。按《大戴禮記·誥志》的說法，就是「文王治以俟時」[3]。周文王之所以順事商王，正是出於審時度勢、韜光養晦的需要，等待著滅商時機的成熟[4]，因此文王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事商紂王，《呂氏春秋·順民》言：「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5]大意是說，周文王在岐山時，對事奉商紂王一事十分用心，遇到冤枉或侮辱時也都十分退遜，給商紂王的貢品也是按時交納，祭祀也十分恭敬。周文王在對商關係中所採取的這種低姿態贏得了商紂王的信任，使商紂王放鬆了對周文王的戒備。

周文王還很重視對商朝民心的爭取，據史載，文王曾獻洛西千里之地，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據《韓非子·說難二》的記載，周文王此舉兼有釋紂王之疑和爭取民心雙重意義：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鄷，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6]

在紂王對周起了疑心的情況下，周文王採取緊急措施，主動將部分疆土獻給紂王，並以此請求紂王廢除炮烙的酷刑，使形勢轉危為安，並進而贏得了民心。周文王的這一舉措受到了殷民的普遍歡迎，正如《大戴禮記·保傅》所說的那樣：「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7]。對此《呂氏春秋·順民》曾評論說：「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8]用一個「智」字來評價周文王在處理商周關係上所採取的種種措施，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17年版

當然，在周文王積極準備滅商的過程中，商紂王並非是沒有一點警覺。商紂王曾經感受到周人壯大的威脅，並把周文王囚禁起來準備殺害，即《呂氏春秋·行論》所說的：「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9]。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文王一方面向紂王表白自己的忠心，聲稱：「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10]以此來消除紂王對自己的懷疑；另一方面則通過手下進行多方的營救，最終化險為夷，甚至還獲得了紂王專征伐之命。相關的情況在《史記·周本紀》中有很生動的記載。

與周人不斷發展壯大成對比，商紂王的暴虐政策導致了商朝君臣上下的離心離德，統治日下，但是商朝畢竟是一個有數百年治國經驗的大國，朝中彙集了不少人才，據《孟子·公孫丑上》：「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11]。周文王要滅商，還要設法離間紂王與其賢臣的關係。《韓非子·喻老》[12]篇記載了周文王離間商紂王與其賢臣膠鬲之間關係的一個故事：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13]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14]。」

在這個故事中，韓非子還專門點明「周惡賢者之得志」，即周文王擔心膠鬲這樣的賢者受到紂王的重用，因此在紂王派膠鬲來索取玉版時故意不給，使其無功而返；而佞臣費仲來索取時則馬上交出玉版，故意使紂王誤以為膠鬲無能而費仲能幹，其目的就是要讓「無道者得志於紂」，其目的正如《韓非子·內儲說下》所說的那樣：「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15]。周文王的離間計策收到了預期的效果，膠鬲受到商紂王的冷落和佞臣的排擠，被迫離開商廷，以販賣魚鹽為生，最終被周文王所重用（《孟子·告子下》及趙岐注），並在輔佐周武王滅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6]。而費仲等佞臣卻受到了紂王的寵信和重用，政治更加黑暗混亂。如果周文王真是一心事紂，我們將很難理解周文王離間紂王與膠鬲這樣的事情發生。

周原博物館，陝西省岐山縣

我們可以看到，周文王時期的商周關係可以說是處於一種微妙的狀態，文王之父季歷死於殷人之手，已經使周文王有了滅商之心，而接受天命滅商更使周文王的這一目標有了行動上的依據。滅商是周文王一生的追求，周文王事商只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從清華簡《保訓》、《程寤》等材料來看，周文王生前已經秘密稱王，積極從事滅商大業，它意味著周文王事實上已經與商朝決裂，正在積極從事滅商活動。而周文王在滅商過程中運用策略得當，也使得滅商的準備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孟子·滕文公下》曾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用「丕顯哉文王謨」來概括周文王運用各種謀略發展實力，為滅商做準備，可以說是再合適不過。在周文王統治期間，周人實際上已經完成了滅商的各種準備，到周武王滅商，整個過程應該說只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1]姚小鷗、鄭麗娟：《〈大雅·皇矣〉與「文王之德」考辨》，《中州學刊》2007年2期，第188-191頁。

[2]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2頁。

[3]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4頁。

[4]《呂氏春秋·首時》亦言：「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時未可也」。高誘註：「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丑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5頁注5），可謂是文王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

[5]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頁。

[6]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75頁。

[7]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5頁。

[8]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頁。

[9]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9頁。

[10]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9頁。

[11]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79頁。

[12]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60頁。

[13]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第460頁：「奇猷案：是，猶夫也。」

[14]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第461頁：「奇猷案：是愛無道者得志於紂也。」

[15]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7頁。

[16]《國語·晉語一》韋昭註：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