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向高質量發展轉換需三個轉型

何謂「高質量發展」？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徵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2月25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指出，要完成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需要三個轉型：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在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看來，最根本還是要「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談到了金融風險的問題，他說，「我現在返回投資界，看到的全是風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策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要完成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需要三個轉型：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最重要的是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一是定價，二是配置。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全社會缺乏風險意識是大問題。我現在返回投資界，看到的全是風險。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最根本還是要「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吳曉靈：政府只能夠在基本的公共服務和基本的社會保障上下功夫，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應該讓市場來做。

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系統性策略

「過去兩三年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在不同的部門都發生了一些問題，包括像股市、債券、理財產品、房地產市場、銀行不良率、匯率調整、數字金融等。」黃益平說，「我總體的感覺是，有金融風險並不奇怪，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在過去我們看到金融風險在不同的領域之間遊走。」

他表示，看中國過去40年改革的經驗，應該說中國在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當中，是少數幾個沒有發生過嚴重危機的國家之一。如何防範系統性風險？黃益平指出，這需要系統性的策略。

「最重要的是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一是定價，二是配置。特別重要的是要強化市場、繼續打破剛性兌付、消除政策扭曲、出清殭屍企業、發展資本市場。」黃益平說。

此外他還建言，政策統籌、日常風險監測和分析機制、平衡創新和穩定等也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內容。

黃益平猜測，統一標準、全覆蓋和政策協調或是去年成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比較重要的工作內容。其中，政策協調可能也包括現在防風險政策的協調。

樓繼偉也談到了金融風險的問題，「全社會缺乏風險意識是大問題」，樓繼偉說，「我現在返回投資界，看到的全是風險」。

他舉例說，在金融業進一步開放的趨勢下，他在同外資金融機構對話中發現，風險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前不久公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下一階段要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高質量發展要靠公平競爭的高效率「市場」

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主要靠什麼？在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看來，最根本還是要「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

其認為，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教育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方面。「但是技術創新、產業發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會有一個高效率的市場，才會有一個技術不斷進步、新技術不斷湧現的市場」。

吳曉靈認為，各國政府其實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場。「馬斯克的『獵鷹』導彈回收成功打破了一個神話，並不是說這樣高端的技術和與國防有關的東西民營企業不可以介入。」所以政府只能夠在基本的公共服務和基本的社會保障上下功夫，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應該讓市場來做。

吳曉靈說，「我們現在的政府熱衷於搞投資基金，現在各類大大小小的投資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競爭行業當中去，有好多說的是戰略性的新興產業。誰想到中國能夠出現阿里、騰訊和百度？它從來都不是在規划過程當中的，而是滿足市場需求的過程當中給了它一個企業生產的自由，它就能夠創造出來。」

( 作者：宓迪編輯：張潔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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