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論之父如何找老婆
達爾文
導讀：婚姻自由一方面確立了男女結合的自主性，尤其使女性從傳統婚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著夫妻雙方在家庭中的權利義務不再明確。
作者：田方萌，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師，專欄作家，關注領域包括遷移、人才、文化和歷史。
潘達爾（Ruth Padel）是位頗有名氣的英國作家，還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詩學教授。你也許從未聽說過她，但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曾外祖父——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者。潘達爾年逾古稀，從照片上看，雖然隔了好幾代，她的長相和達爾文還有幾分相似。當年達爾文娶妻生子，未必料到後代中有人會當作家，但他一定清楚配偶選擇對子孫命運的巨大影響。在整個十九世紀，沒人比他更理解這一點。這位歷史上最偉大的生物學家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妻子呢？
達爾文的曾外孫女潘達爾
跨越半個地球的相親活動
在《道德動物》一書中，美國作家賴特（Robert Wright）詳細記載了達爾文的羅曼史。1831年年底，22歲的達爾文登上貝加爾號，開始了他著名的環球之旅。據賴特推斷，達爾文在這次旅程之前很可能還是個處男。之後的五年遠航中，他同七十多條漢子擠在一條船上，自然也不可能交結女友。不過，儘管與家鄉遠隔萬里，達爾文依然通過大英帝國的郵政系統展開了求偶活動。他同家中姐妹們保持著通信，內容常常涉及自己和別人的婚事。
儘管達爾文在週遊世界，還見過美麗的印第安女人，他的擇偶範圍卻很小，僅限於親友家庭中幾個待嫁的姑娘。當時達爾文可以考慮的結婚候選人一共有四位：一位是鄰居家的漂亮姑娘，還有他舅舅韋奇伍德家的三個女兒——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麼近的親戚結婚並不是忌諱。不幸的是，在達爾文回到英國之前，其中兩個條件不錯的姑娘已經訂婚，這讓在海上飄泊的單身漢頗感失望。還有一個不久得病去世了，達爾文便將眼光鎖定在他的表姐艾瑪身上。
艾瑪是韋奇伍德的小女兒，比達爾文大一歲，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達爾文年少時常到舅舅家的莊園打獵，有時同艾瑪一起彈琴散步。當他回到英國時，艾瑪已經快三十了。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性普遍結婚較晚。不過達爾文還是可以找個年紀小的姑娘，賴特解釋了他為何選擇了姐弟戀。
達爾文是個深居簡出的學者，極其討厭社交活動。他曾寫信拒絕了數學家巴貝奇（Charles Babbage）的邀請：「……我十分感謝您寄來聚會的邀請函，但我很害怕接受它，因為那樣我將會在那兒遇到一大堆人，但我曾對著天堂中的聖徒起誓，我絕不再出門了……」在給表弟福克斯的一封信中，他無奈地寫道：「劍橋（大學）唯一的壞處是它過於悅人了：每天晚上總有這種或那種使人高興的交誼會；在別的大城市中，拒絕邀請不會有損害，但在劍橋情形就不同了。」獨居的生活方式為達爾文節省了大量研究時間，同時也減少了接觸女性的機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重新接觸，達爾文與艾瑪相戀了。一天，達爾文在紙上寫下哈姆雷特式的問句：「結婚還是不結婚，這是一個問題。」已故的美國學者貝克爾（Gary Becker）曾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包括婚姻在內的人類行為，達爾文恰恰實踐了貝克爾的決策方法——他開列了一張婚姻的成本收益表。
在收益一方，他首先寫上「孩子」二字，接著列出「固定伴侶」、「老年朋友」、「照顧房子的人」，考慮得全面而長遠。在成本一欄里，達爾文想到結婚會「損失大量時間」，而時間充裕意味著「可以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對生活方式的自主選擇」。此外，達爾文還想到消極意義上的自由——「不會被逼著走親訪友」和「不必努力掙錢養家」。
慎重權衡過婚姻的成本收益，達爾文還是傾向於結婚：「想像一下在烏煙瘴氣的倫敦的房子里孤獨地過完一天，再想像一個美麗溫柔的妻子坐在沙發上，同時還有溫暖的爐火，還有書籍和音樂。」大學者在這裡顯露了他平俗的一面，對「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期待最終讓他下定決心。
此外，艾瑪理解和支持達爾文的研究事業，據說她曾細讀他的航海日記，這也是吸引達爾文的重要因素。最後，就像完成一篇數學論文，他在紙上寫下：「結婚，證畢。」他對婚姻仍存有恐懼，於是這樣給自己打氣：「一個人不能孤獨地過一生……相信運氣，睜大眼睛去尋找，還是有很多快樂的奴隸的。」1838年11月11日，達爾文與艾瑪正式舉行了訂婚儀式。如果他知道許多年後，這一天變成了中國的「光棍節」，一定會為自己「脫光」的日期而莞爾。
用進化論解釋擇偶行為
賴特寫作《道德動物》，並非只為考證達爾文的私生活，而是要用進化論解釋兩性關係。進化論的基本原理非常簡單，大部分人花上幾分鐘就可以弄懂。《天演論》的譯者嚴復將它概括為精鍊的八字短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的朋友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讀完《物種起源》後更是感嘆道：「沒能想出這個理論是多麼愚蠢啊。」然而，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當代演化心理學，嘗試解釋人類擇偶過程中的具體行為，仍是頗具挑戰性的研究工作。
男女擇偶時看重什麼條件？這是我們在青春期經常討論的話題。即使就身邊有限對數的婚姻來看，每對夫妻的組合也有很大區別。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就更大了，可這並不妨礙科學家提出一種普遍性的解釋。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生生不息的繁衍活動塑造和改變了人性。
根據美國生物學家威爾遜（Edward O.Wilson）的多層次選擇理論，在嚴酷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那些更有利於基因、個體和群體生存的品性被保留下來。其實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就點明了兩性關係的奧秘：「兩個戀人之間互投的渴望眼神……就是生存意欲肯定自身的最純凈的表達。」文史學家張中行在總結人生經驗的《順生論》中也說：「……美貌以及多種稱心如意，不過是為種族延續而設的誘餌，人都是主動上鉤而不覺得。」
從進化的意義來觀照，人類的擇偶行為，與其說是為自己找個好伴侶，不如說是為孩子找個好父親或好母親。由於兩性在生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不同分工，男性更看重女性的生殖力，包括年齡和外貌等個體特徵。女性更看重男性為育兒帶來的資源，包括獲取資源的體力和智力，以及專情的程度。美國演化心理學家巴斯（David Buss）調查過全球37個文化群體，從南非祖魯人到中國大陸人，他發現男性普遍在擇偶時看重外貌，都傾向於找比自己小兩到五歲的姑娘。而女性更看重對方未來的收入狀況，喜歡找比自己大幾歲的丈夫。
為闡明演化心理學，賴特將達爾文作為個案研究，讓這門學科的鼻祖現身說法。達爾文的傳記資料非常豐富，研究者可以了解到他求偶過程中的種種細節。上文簡述了達爾文為何娶了艾瑪，我們再來看看艾瑪為何嫁給了這位學者。達爾文性格溫順，不喜爭鬥，屬於雄性激素水平不高的男性。這從他圓圓乎乎的臉龐也可以看出，達爾文曾認為自己的外表「令人厭惡地平庸」。然而，他生長在富裕家庭，事業有成，不愛沾花惹草，這些都是吸引女性的特徵。艾瑪在婚後給她姨媽的信中稱：「他（達爾文）的性格非常溫和，是一個積極肯乾的人。」
在奧斯汀的小說《理智與情感》中，女主人公瑪麗起初嫌布蘭登上校嚴肅老氣，愛上了英俊輕浮的威洛比，「一個三十五歲的沉默寡言的人，跟一個二十五歲的朝氣蓬勃的人相競爭，哪裡能有什麼希望呢？」然而，威洛比對瑪麗並無承諾，布蘭登上校則以持久的愛心讓她回心轉意，兩人終成眷屬。達爾文在婚姻市場上的優勢和劣勢類似布蘭登上校，只是他沒有經歷那些戲劇性的波折，直接娶到了適合自己的人生伴侶。達爾文夫婦的婚姻寧靜而幸福，兩人共同生活了43年，一起養大了七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兒曾（Henrietta Darwin）回憶說，父母的婚姻是一樁「完美的結合」。
電影《理智與情感》劇照
人類婚姻的古今之變
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青蛇》重新演繹了白娘子和許仙的民間傳說。在小說結尾，時間過了一千年，來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白素貞化身為剪刀廠的女工，在煙雨濛濛的西湖畔又遇上了許仙轉世的文藝男青年。李碧華暗示著輪迴重複的兩性關係，可現代人的婚戀模式已經與白娘子的宋代中國迥然不同，也與達爾文的維多利亞英國大相徑庭。在工業革命兩百多年後，男人還是男人，女人還是女人，可我們的生存環境與祖先相比已是另一番天地。
在傳統的農業時代，男女到了性成熟期就可以談婚論嫁；在當今的學歷社會，我們的身體依然按照古人的節奏發育，可婚期被高等教育推遲了五至十年。這種基因與環境的「錯配」導致了一系列婚戀問題。例如，今天的男人在擇偶時仍然看重女方的年齡容貌，這種基於生殖力的選擇偏好早就被嵌入了男性基因。可很少有女性還像艾瑪那樣養育七個孩子，不少家庭甚至不要孩子。生育任務的減免為夫妻節省出很多精力和時間，需要靠業餘活動去填補，人們在擇偶時就比古人更重視生活情趣。傳統的標準再加上情趣的要求，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就比以往難了許多。
在保守封閉的熟人社會，即使像達爾文這樣曾在劍橋求學的富家子弟，選擇配偶的範圍也不外親朋和鄰居家的閨女。結婚與否也不能僅由雙方決定，兩家的父母都可以影響甚至否定兒女的意願。當年達爾文順利結婚，就得益於雙方家人的支持態度，他們都認為這是親上加親的喜事。傳統婚制雖然限制了戀愛自由，可也保證了婚姻的穩定性。漢代經書《白虎通》說：「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防淫泆」就是避免性生活混亂，保持社會的基本單位遵守秩序。
在如今變動不居的「陌生人社會」，地理和社會意義上的流動性都很高，一個普通人也比達爾文有更多的機會結識異性。然而，這種交往自由不見得能幫助我們找到最佳伴侶。面對諸多候選對象，我們常常處於舉棋不定的焦慮狀態，因顧此失彼而惴惴不安。即使像達爾文那樣理性地計算成本收益，試圖找到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好處的伴侶，我們也很難預料到未來的「市場風險」和「浮動空間」。何況，影視作品展示的浪漫愛情總讓人幻想「還有比他/她更好的人等我追求」，因而錯過最適宜的結婚年齡。
婚姻決策並不完全基於「價格」，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信息」。熟人社會的婚配製度具有信息對稱的好處。達爾文和艾瑪雖是近親結婚，可青梅竹馬，知根知底。在今天中國的大城市裡，青年男女的接觸則從了解對方的「基本信息」開始。起初的短暫接觸後，雙方主要根據對方的外在條件決定是否繼續發展關係。這種機制使內秀者處於劣勢，而便於品性不良者掩蓋自己的劣跡。不了解過去，也就不易把握未來。結婚後日久見人心，之前潛伏的矛盾便爆發出來了。
婚姻自由一方面確立了男女結合的自主性，尤其使女性從傳統婚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著夫妻雙方在家庭中的權利義務不再明確，婚姻日益被視為一種不斷變動的「合同」，總是處於談判和妥協之中。社會學家鄭也夫在《代價論》一書中寫道：「父權制的最大收益在於為性別角色提供了一種模式，使他（她）們免於陷入個體選擇的困惑與衝突中，得到一種『安全感』……進而獲得一定的效率。」達爾文結婚時就很清楚，艾瑪將為他生養孩子和「照顧房子」，艾瑪也清楚達爾文「積極肯干」，能夠承擔父親的責任。
今天我們的確贏得了婚戀自由，可不見得提高了婚姻質量，反倒常常破壞它。當婚姻出現問題時，夫婦們傾向於以分手了結，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也趨於簡化離婚過程。從《物種起源》面世的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每年的離婚率從每千人不到半對上升到了每千人近四對多，約三成的婚姻最終以離婚告終。現代化動搖了婚姻制度，這可能是我們為享受經濟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沒有人能夠回到過去，大多數人也不想回去。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得到幸福美滿的婚姻，達爾文、他的進化論和他生活的時代仍然可以為當下提供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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