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兒子老鬼

老鬼極不尋常。

他不尋常，不是有什麼「偉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別。

他從小在故鄉長大，五歲才回我們身邊。七八歲時，他父親帶他回了趟河北老家，住了不過半月，但當他回到北京後，對我的稱呼變了，「媽媽」忽然變成了「俺娘」。有許多天，他不肯洗臉、洗澡、換衣服。不僅如此，小便時，總是臉朝南。我發現後，幾次問他為什麼這樣，最後他才結結巴巴地說出「想老家」。他是為了不把從老家帶來的塵土洗掉，才不肯洗臉換衣服。至於朝南小便呢？那是因為老家在北京的南邊。

還是在初中時侯，他忽然啃起大部頭的馬列主義書籍來。我們發現他在看《資本論》、《列寧主義問題》、《左派幼稚病》等書，勸他說：「小波（他的小名），你看這些還不到時侯。先看點基礎書，首先看毛主席著作，學習要一步步來。」

這孩子從小沉默寡言，說話還結巴。無論我們說什麼，既不頂嘴、抬杠，也不唯唯諾諾，但是他有主意。這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中，捂著一隻手哭喪著臉，來到我們身邊，卻不出聲。看他那樣子，我們問他怎麼了？幹嘛捂著手？他結結巴巴地說：「手指頭破了。」「怎麼破的？」我趕忙問。

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說：「割破了。」「割破了，怎麼割破的？」他爸爸接著問。「為了入團，寫血書……這樣怪僻，雖然寫了血書，自然還是入不了團。

他熱愛解放軍，十四五歲連著兩年到宣武區徵兵處報名參軍，人家說他不夠年歲不收他，他就一整天站在徵兵處不走。晚上被趕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報名參軍。徵兵同志見這麼個臟孩子總來纏著，就耐心向他做說服工作。他不吭聲，第二天照樣又去。他有較深的近視，知道這會影響他參軍，就纏著我要配隱形眼鏡。給他配了，因為年齡小，他的參軍夢卻始終沒實現。

高中他入了坐落在西郊的四十七中學。

後排左起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為母親楊沫、父親馬建民。大哥缺席 攝於1958年

他喜歡讀書，古今中外小說讀得不算少。初中時想當關雲長，高中時想當馬特洛索夫和斯巴達克斯。於是，怪事不斷出現：我們住在西城柳蔭街的三合院，大門裡的過道是洋灰地，暑假的炎熱天，當午，這洋灰地熱得像塊燒紅的鐵，可是「斯巴達克斯」精神，卻使鬼兒子打著赤膊躺在這塊熱鐵上，一躺幾個小時。開始全家都睡午覺，並不知情。後來被我發現了，看見兒子躺在赤熱的陽光下曬著，渾身像燒紅了似的汪著黑赤的光，我又氣又恨。

當然，從小執拗的個性說也無用，第二天兒子照舊在陽光下狠狠地曬著。高興時，他也談談他的思想：想當英雄，那就必須能吃苦耐勞，尤其要鍛煉自己的堅強意志。

這個孩子到「文化大革命」有了異常的政治土壤後，他的驚人表現也就更加異常！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個上午，我家有十個男女紅衛兵闖進家門。這天，我到我單位——北京市文聯參加運動去了；老伴兒也被電話叫到他所在單位——北師大去開會；家中只有老姑姑等幾個女人。十個如狼似虎的紅衛兵叫開街門後，跳到屋裡、院里飛速地分頭行動起來——有掐電話的；有用帶來的一筒筒黑塗料，匆匆忙忙在院牆、屋地上塗寫比斗還大的大字標語的；有個特壯的小夥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鎖在東屋裡，然後跳到北屋把裡面的一個大姑娘用繩子把手倒綁得緊緊的，接著在他嘴裡塞了滿滿的一嘴破布，最後把她推倒在床，接著一把大斧頭猛地劈開了我的大衣櫃，把櫃里的幾百元錢、二百斤糧票和一個不錯的收音機拿到手，最後對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說：「告訴你，不許你報案！為了革命，我要大義滅親！不然，小心我們還得再來砸你們！」

原來這壯小子就是馬波。

十多分鐘後，一場狂烈的風暴戛然終止，馬波帶著九個同學飛快地結束了這場戰鬥，奪門而走……「文革」中，我十分幸運，單位里有浩然、李學鰲等一些同志暗中保護我，我家中並沒有被抄過家。可是我的兒子卻帶人抄我砸了我……至此馬波的故事並沒有完，遭劫後不過一周，他給我們寫來了信，抬頭不寫父母親，而稱之為「馬健民、楊沫」。信是從南寧寄來的，他說他們為了革命，要去越南援越抗美，要做「千秋雄鬼永不回家」。更表示壯志：「好男兒當馬革裹屍還。」不過下面卻改了口吻：速寄南寧××××處五百元，否則當心你們的狗頭！你們將遭到比上次更加慘重的打擊云云。

我們這個兒子啊，怎麼說呢？他和一夥同學搶了自己的家，弄些錢，然後去越南抗美，他們幾次跨越中越邊境，跑到那邊，被越南邊防軍狠狠揍一頓趕回中國境內，可是他們誓不罷休，當他們又要偷越國境時，被中國邊防軍捉住，也狠狠揍他們。這十位「英雄」漸漸有人受不住了，多數不去越南回北京了，只有馬波或許還有一兩個同學跟著他做「千秋雄鬼」。馬波是個倔強的任性孩子，他挨打受罪最多，但還是沒有去成越南，只能跑到西藏、四川。不知怎麼他們又大膽逞能地偷了部隊的一支槍，最後回到了他讀書的北京四十七中。後來他偷槍的事被人揭發，海淀公安局把他抓起來關了幾個月。這時侯已經是1968年春天了。

此後，學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隊，他覺得內地農村干農活沒勁，沒有去。終於有一天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忽然決定去艱苦的內蒙，他們要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業。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探索性新聞主義」的小說《血色黃昏》中，如實地描繪了他臨去內蒙時的情景：「媽，我今天晚上要去內蒙了。」「什麼？你今天晚上走？」母親睜大眼睛望著我。「嗯，今晚上十一點五十分的火車。」

一陣沉默，只聽見寒風在窗外一聲聲低吼。媽媽溫和地問：「你響應毛主席號召去邊疆是對的，但你們不通過組織，自己跑去，人家會要麼？」「沒問題，我們學校有好幾個人自己跑到內蒙，人家全要了。」「那檔案、戶口等手續怎麼辦？」「那邊收下後，再回來辦。」……他們去了內蒙，人家不收。於是又是用刀割破手指寫血書，感動了當地的司令員，批准他們去西烏旗的一個牧場勞動。

這地方奇寒，我生長在北京，雖讀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句，但很難想像其奇異的景象。

兒子後來回到北京，常對我說起他們西烏旗的冷，那裡六月天刮白毛風還能凍死人。經凍的牧民，鼻子、耳朵一樣會凍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來就立刻成冰柱……可是這伙青年，就是割破手指寫成血書要求去這令人生畏的地方。

可是，那個時代呵，那個時代的青年呵，他們都遇到了怎樣可悲的命運呢？……兒子去內蒙八年，有七年都是在「現行反革命」的悲慘嚴酷的折磨中度過。

他最好的錦繡年華，變成了血淚斑斑、傷痕纍纍、不人不獸的歲月。

剛到不久，他們就以「階級鬥爭為綱」奉命抄了牧主的家。「牧主」家有什麼呢？沒有珠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只有十幾隻羊也成了牧主。可是這伙小青年尤其是馬波——一馬當先。於是，他們和牧民的關係緊張了。馬波狠打牧主時，一個貧牧為了救「牧主」，狠狠給馬波頭上一悶棍，馬波暴怒，幾乎要用鐵鍬打死這個貧牧。他在學校里就學會打拳、摔跤，渾身練就鐵骨鋼筋，如果一鐵鍬下去，還不出人命！是他的一個頭腦冷靜的同學狠狠抱住他，最後用力咬了他的手指頭，他才鬆了手。

他臨去內蒙時，答應我不打架，好好乾。可是，不出一年，他就給家中來信，誇耀戰績：「媽媽，我打了一個馬車班長，打得他鼻青臉腫，嗷嗷求饒。他一貫欺壓知青，前些天，草原奇寒，刮著白毛風，我一個人趕著一輛大軲轆車拉了一大車石頭，從天亮趕出去老遠，到天黑才趕了回來。不想快回到連部的時侯，一塊尖石頭，刺破了車帶，車沒法走了，我只好卸下石頭，趕著空車回來。不想這班長不但拿走我的三個大包子偷著吃了，使我餓了一天的肚子只吃了幾個冷鏝頭充饑。我正生著氣，他還跑到指導員那裡告我搞破壞，說車帶不是尖石頭扎的。可把我氣壞了。我找他去說理，他反而大罵我狗崽子，先動手打我。我挨了打不甘心，夜裡越想越氣，第二天天剛亮，我突然跑到他屋裡，騎在他身上狠狠揍起他來。他從枕下抄起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起來和我斗。不是我身體靈活，有功夫，說不定叫他扎死了。

這次我突然襲擊，他不是我的對手，終於向我求饒，我才罷休。可是，他在被送往醫院前，又向指導員誣告我……「現在我必須檢討，我承認我打他不對。可是，我能為連里的知青們，為我自己出了氣，寫寫檢討也高興……」馬波打架傷了人，更因為他的坦率——當整黨時，他給指導員提了意見，於是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他頭上，一戴就是七年。

當了反革命，他受的罪可大了。請看他的回憶：趙幹事打開抽屜，取出一堆銬子……他揀了半天，揀了一個既小毛刺又多的，摘下原來的銬子後，複員兵把我的雙手扭到背後，銬了半天也銬不上，銬子實在太小了，最後，還是那位複員兵痛快，他把我的手腕按在桌子上，兩個（銬子）眼對準，用拳頭狠砸，終於銬上。「倆胳膊血液不暢通，酸麻酸麻，肩韌帶陣陣劇疼。我只好用剜肉補瘡辦法，把雙臂盡量往前拉，任手銬深深勒進皮肉里……」……「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指導員藉以廣泛搜集他的材料（光打架上不了什麼綱，必須有政治問題才夠勁），從北京同去內蒙的有的同學在壓力下，開始揭發他說過毛主席也有缺點；說過搞個人崇拜是反馬列主義的；說過「三忠於、四無限」不應當強迫搞……於是六大罪狀，把他定為「現行反革命」，上報到師。桀驁不馴的馬波受苦不過，又眼看別的盟有些知青在「一打三反」中已經被鎮壓，他為了活命，漸漸變得老實了，變得俯首貼耳了。

他被押著了，到他團里十一個連，一個連一個連地去游斗示眾。每天打倒他的唾罵聲、憤怒聲把他搞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是在做噩夢，還是活在可怕的現實中。有時，他曾冷靜地想，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怎麼能隨隨便便把一個自願支援邊疆受盡辛苦的知識青年定為敵人？社會主義國家，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怎麼能出現這種事？難過極了他想過死。但他很快驅趕了它，他要活，一定要看看中國究竟會變成什麼樣。

罰他上荒無人煙的石頭山去打石頭，背石頭。一個人住在山洞裡好像狼一樣過著孤獨的生活。打了石頭，又幾噸幾噸地一個人彎著腰從深坑裡向地上背。他真有些像野獸了，不洗臉、不洗手、不洗換衣服，像個原始人，整年整月一個人住在山洞裡，成天吃著粘著牛糞的食物，多少日子看不見人跡，實在煩悶極了他就對著蒼茫天際，像狼一樣怪嚎、怪喊，以發泄胸中的積悶……因為長期不說話，當他以後回到人群中時，幾乎都不會說話了。

馬波這時侯給我們來了信，說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很受了些苦。當時，我們的情況也很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那時對解放軍領導的內蒙兵團還十分相信他們的公正。兒子被打成反革命，以為他一定問題嚴重，罪有應得。有一段時間沒有同情他，也沒有多理他。這當然更加重了兒子內心的痛苦。可是，後來，我們從切身體會中，從許多老將軍、老幹部的遭遇中，漸漸明白了「反革命」帽子的真實含義，這頂帽子無論多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在「文革」中飛到頭頂上，何況孔武有力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諱說真話的馬波呢？於是，大約從1972年以後，我就對兒子的事大為關心了。寫信鼓勵他好好乾，不要悲觀，問題總是可以澄清的。接著我又像個乞兒，打躬作揖地給他的指導員、團領導、師領導一封封寫信，不論大小官，一律稱之為「首長」，請求他們對馬波的問題進行複查，說明他從小熱愛黨、熱愛解放軍，不會是反革命……。我為兒子費盡了心機，可內蒙兵團那方面卻音訊杳然。

楊沫與兒子老鬼

這時他寫信告知我們，在這樣艱苦的歲月里，有一個和他同一個連的女孩以她神聖純潔的光輝給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氣。他深深愛著她，他有許多邪欲，可是一想到她、一看到她，他的心立刻像水晶般透明起來。她並不愛他，更從不理他，但他那顆初戀的摯篤的心，並不因為她的冷漠——或者輕蔑而稍有改變，這個神佔據了他整個心靈，在他獸化的生活中，心中卻蘊蓄著最真摯、最聖潔的情愫。我想我那極自尊又粗野的兒子所以能夠在那樣悲慘的環境中活了下來，多虧這個他心中的「神」拯救了他……進入1975年，兒子在內蒙古建設兵團的風雪草原上，仍戴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服苦役，我的心越來越不安。這時，一個朋友給我出主意說，你給周總理寫信吧，他關心群眾，也許可以起作用。當時我知道批林批孔周公，總理處境也不好，不忍心打擾他。但是為了兒子的前途，我終於給周總理寫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說，周總理把我的信轉給了內蒙古的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批複內蒙兵團複查馬波的問題。

終於有一天，連長把他找去，告訴他：「你的問題就要處理了，改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撤消監督改造。這就等於沒事了。」

這也等於天上響了一聲霹雷，把個馬波震得狂了起來，高興得亂砸亂舞。請看他自己的形容：「我要獨自歡樂一下……衝進屋，插上門，胸口還悶得難受。一腳把破水桶踢飛，第二腳把牛糞堆踢個空中開花，乒乓碰在煙筒上。縱身跳上炕，打著滾，兩腳朝天猛蹬，狂笑著，噢噢怪叫……」後來內蒙兵團解散，馬波來信敘述他對組建兵團的感慨，或者說憤慨。他說內蒙組織建設兵團，盲目地大面積開荒種地，誰知破壞了生態平衡，使水土流失，草原嚴重沙化，他們七連組建六年以來，所開墾的二萬畝土地全部作廢，蓄的四十個糧囤也全部變成沒用的土包……他說，媽媽，完了，全完了！知青苦幹了八年，最後是一場無效勞動……多麼大的國際玩笑呵！無法統計的物資消耗，成千上萬、幾萬幾十萬人力的消耗浪費，這是一場亘古未有的對草原的大破壞呵！也是多少萬青年人青春生命的消耗浪費呵！聽到領導傳達這是多少億的虧損，把人們都驚呆了，有的悲傷，有的怒罵……我們沒本事叫兒子很快離開內蒙，他還在草原苦熬著，但他不同於其他青年，用他自己的話說：「靠摔跤打拳到社會上打抱不平，已被實踐證明根本行不通，現在只有走媽媽的路來折騰一下了。」「即使我沒有什麼嚴謹的理論見解，缺少深刻的哲理，不懂現代美學，寫出來的東西粗糙無味，但是如果能夠反映出這個龐大社會的一角，反映出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小小側面，那就沒白費力氣。「這一拳若打好了，比阿里的拳頭還有力！」

……知青們看他成天趴在炕沿沒完沒了地寫，勸他說，「打牌吧老鬼，打一打年輕十歲。」

也有的知道他在寫自己的經歷，勸他說：「老鬼，算了吧！你的悲劇只不過是無數悲劇中的一個，比你更慘更倒霉的還有的是！」「不，我得寫，不寫我氣得慌。」

馬波經常不洗臉，不洗腳，穿的衣服又破又臟，他那個犟勁有時還挺凶，怪嚇人的，於是知青們就給他起了個綽號「老鬼」，而這個老鬼不但不惱，反而以此為榮為樂。以後寫成了長篇紀實小說《血色黃昏》，就用了筆名老鬼。

1978年，馬波去大同當了一年多的工人後，當全國不再招收工農兵學員，正式恢復大學入學考試時，他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當起大學生。

他上著學，依然不忘寫他的自傳體小說，畢業後分配到中國法制報當了一名記者，他仍在工作之餘為他的小說拼搏。寫作了將近十年，經過了十三家出版社的過目，經過16次的退稿的傷痛，經過了無數次的修改，他的書終於在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出版後，真有點像他說的，阿里的拳打出去了。評論家馮牧說：「老鬼的處女作是這樣的出手不凡，他沒有辜負自己長達十年的經歷和鮮血、汗水、眼淚混在一起的生活，對這段獨特的、在世界上可能是獨一無二而又具有普遍意義的生活經歷，做出了、現在已經達到了概括或表現。」

我對兒子過去有過許多的不滿、許多的氣惱、許多的失望。經過文革，我有了某些改變。當他的《血色黃昏》出版後，通過他的書（雖然這本書中有些地方醜化了我，罵了我）我對他的了解更多了。他得了稿費，除了買了一部電腦打字機，他依然穿得土氣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時，他只會就著生黃瓜啃干饅頭，從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頭或習慣。在布朗大學當訪問學者，從他寄回的照片看，衣著神情和在國內沒有兩樣，只是粗野氣少了些，書卷氣多了些，也依然嘴笨舌拙不會說話。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暮年的到來，我對老鬼的人品、對他個性的「特」、對他的「不尋常」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於是我的氣惱、我的不滿和失望，也更加減輕、減輕。

……我也不禁常常懷念遠在地球那一端的兒子。

【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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