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衛最後的惡霸，袁文會的罪惡一生
文 周利成老師 圖|天津市檔案館
1950年12月25日袁文會在小王莊刑場被執行槍決
天津衛的大混混兒、青幫頭子袁文會，在舊天津稱霸一時，當時，一提「袁三爺」，大人小孩無不談虎色變，咬牙切齒。他設煙館、開妓院，認賊作父，甘為漢奸，販賣華工，殘害同胞，殺人如麻，無惡不作。解放後，他終於落入了人民的法網，1950年12月25日，在小王莊刑場被執行槍決，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天津市民在觀看法院處決袁文會的布告
殺人如麻
袁文會生於1901年，天津南市人，其祖輩是日租界蘆莊子中局腳行佔有簽份的把頭，後為其父輩世襲繼承。自幼受家庭熏陶，在七八歲時，他就了解了家庭營生的範圍，15歲時接替了腳行的賬房。他的叔父袁八是中局腳行的把頭，在鴻義棧開設賭局，袁文會從小混跡於此，至20歲時便與袁八一起經營。1926年拜白雲生為師加入青幫，收徒結黨，贏得青幫分子的「擁戴」，成為全市青幫魁首。
1935年正月，袁文會與劉廣海在日租界爭奪一所花會，後花會被袁所佔。劉懷恨在心，派人刺殺袁，不料，刺殺未遂，反而激怒了袁。雙方定於同月18日，在萬國公寓一決雌雄。是日10時，袁率同其徒弟國文瑞、郭小波、李子揚等7人，攜帶兇器至萬國公寓，雙方講和不成發生群毆。袁的人當場將劉手下的宋國柱用刀砍死。事後，袁令其手下李子揚自殘左臂，到法院投案自首，袁則與國文瑞等逃往瀋陽轉至大連，逍遙法外。
1937年5月，國文瑞、郭小波等被法工部局捕獲，交由天津地方法院收押。「七七」事變後，袁與日本憲兵隊勾結，由憲兵隊長蒔苗出面，將人從看守所中要出來。袁仍不肯就此罷休，他又依靠憲兵隊勢力將劉廣海捕獲，收押於日本憲兵隊。後劉設法越獄潛逃，才倖免一死。同年4月，上海《申報》記者王岩石暗中打探日軍消息，被袁發現，當即將王押送到日本憲兵隊，後秘密處決。1939年春，日本憲兵隊長蒔苗調往唐山，袁又將其在津的多名「仇人」送到唐山處死。
袁文會口供
認賊作父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多次藉機進窺平津，以冀一舉佔領華北逐步南侵，實現其大陸政策的野心。遂授意駐津特務機關「中國通」土肥原賢二重金收買漢奸，為其效力。當時，袁文會正蔽居大連，遂由漢奸介紹與土肥原的爪牙小日相進一步勾結，與郝鵬、張璧等共同在津沽一帶召集流氓不法分子組成「普濟協會」，以日租界作掩護，發動便衣隊暴亂，為日寇侵略天津製造借口。
天津淪陷後，有日本人撐腰，袁文會馬上升格為「袁三爺」。日本憲兵隊成立後，袁又成了蒔苗的幫凶，蒔苗尊稱他為「囑託」。袁還與日本特務市川、毛利及諏訪等相勾結，公開充任日本憲兵隊特務，多次與郭小波、國文瑞同赴楊柳青、獨流一帶擔任偵察抗日力量任務。
1938年，袁文會開辦了「會記公司」，與日本的「大東公司」相勾結，專為日寇收容、逮捕華工販往東北。因袁招募華工有功，日寇曾發給他一張獎狀，袁把它貼在其住所日租界橋立街24號番地3號的正堂內。得到日軍的肯定，袁倍感寵幸，遂向日本陸軍聯絡部獻納了一架飛機。
在日寇的指使下，在霸縣組織土匪300餘人成立「袁部隊」，袁文會親任司令，王海明任副司令，日本特務中島成子任顧問。袁部隊到處燒殺掠搶，殘害抗日軍民，公然進攻解放區。
販賣華工
袁文會在天津設立會記公司，先是設在南門內南大寺，後移至二馬路元善里，作為集中華工的總機關。當時，華北各省各縣的華工都是經這個公司送往東北的。
袁靠壓榨華工的血汗而致富。他將依華工人數領取的大批糧食囤積販賣，而以少量粗雜糧摻雜土質配給工人。每日所領宿膳費，則是得十付一，按月發給工人。
為防止華工逃跑，會記公司周圍安設了電網，日軍漢奸持槍警戒，形同監獄一般。送往東北時，更由敵偽軍警押至東站，裝入悶子車裡。一次，適逢酷夏，華工多因饑渴燥熱而中暑，一路上竟死了十幾個人，屍體在高溫下迅速腐爛後被棄之荒野。華工送到東北後，分發各工廠從事挖煤窯、挖戰壕等最低級黑暗的工作。遭受迫害的華工達10餘萬人，而僥倖生還的百人中也沒有二三十人。
即使這樣，袁文會還感覺「功勞」不大，又藉助日寇勢力，規定凡要出關到東北的人，都要經過日本的大東公司，而這個公司沒有袁的「介紹」是不給開證明的。這樣一來，所有出關的人就都成了「華工」。而此一去，誰又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來了呢？在日寇的鐵蹄下，在饑寒交迫與礦山深淵之中，無數人悲慘地死去，而他們的家人還在天津城苦苦地等著，盼著。
開妓院 設賭場
慘遭袁文會姦淫蹂躪的婦女更是不計其數。當時一區紫竹林飯店裡最大的一套客房，是袁文會長期包訂的。每當要「駕臨」此地時，他都要令其爪牙張玉棠為他安排七八個舞女、妓女，陪著他取樂，最後他要想讓誰留下，誰就得絕對順從，否則就躲不過一頓「教育」。
1943年，早已從良嫁人的張某某到南市串門，被袁文會看見後欲行不軌，遭到張某某的拒絕。一天晚上，在打手們的維護下，他以武力將張某某姦淫後，又用汽車將她拉到家裡，強逼著張做他的姨太太，張堅決不從。最後，袁用手槍頂著她的腦門說：「你今兒個回去收拾收拾，跟你男人告個別，讓他想開了，明兒個一早乖乖地過來。」張某某滿以為這是個逃脫的機會，回去後便與丈夫往天津城外跑。但她的行蹤始終也沒能逃過袁文會暗探的眼睛。第二天就又被抓了回來。這一次，袁再也沒有耐心讓張某某考慮了，他拿出兩張事先寫好的離婚書，立逼著張某某和其丈夫在上面捺了手印。丈夫給她的4000塊錢也被張玉棠奪了去。就這樣，張某某被袁文會霸佔半年多，最後，因她身染重病而被袁一腳踢出門外。
袁手下的青幫頭子張玉棠，以開辦妓院為業，歷20餘年，共開設秋香、聯香、闊大別墅等6處妓院。他白天讓妓女推磨，夜晚讓她們接客，無客時需輪流陪他取樂，連三夜無客就要遭受一場毒打。他對妓女施用「進紅城」、「撇大簪」、「跪搓板」、「舉木棍」等酷刑，恣意摧殘婦女。妓女大順因「生意」不好，被他扒光衣服，持木棍毒打，棍斷三截，後竟慘死在妓院!總計被他凌虐致傷而死的有鄭芬蘭、二胖等10餘人。至於因虐待吞金或服毒自殺的，得病不治而死的更是不勝枚舉。
「九一八」事變後，從上海傳入天津一種新興的賭博方式——花會。花會共有36門，分上18門和下18門，只要押中了一門，花會就要賠本錢的36倍。所以，花會在天津當時風靡一時，各行各業以及家庭婦女無不熱衷於此。初期，警方明令禁賭，後袁文會看中了這個賺錢的門路，對社會局、警察局等官方上下打點，包辦花會，聚賭斂財，所以，花會這個大賭場在津門恣意發展，無人問津。
袁文會在旭街（今和平路）開辦會德號商號包運煙土公開販毒。在這兩個罪惡深淵中，不知有多少人深陷其中，不知有多少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霸佔商號
1939年7月29日下午4時，袁文會攜同數名日本憲兵鬧進侯家後東口的像銀樓強行搜查，很快就在房中「搜出」數枚青天白日帽章。袁遂以像銀樓勾結重慶，私制青天白日帽章為罪名，將經理周玉山逮捕，連同該樓貨物、款賬及機器一併送往日本憲兵隊。在憲兵隊，周玉山經過數次刑訊而身患重病。後經市警察局轉送至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法院見周玉山已奄奄一息，遂通知其家屬取保就醫。誰知還未及醫治，周玉山老人已含恨而亡。像銀樓也就理所當然地歸屬了袁文會。
1940年3月21日，袁文會與日本憲兵隊退伍軍官野崎來到河北大衚衕的金橋旅館，叫喊著讓旅館的人們馬上騰房，聲稱此處已改作日本兵站了。旅館主人王桐軒急忙出來哀求道：「您開開恩饒了我們吧，這旅館還養活著30多口子人呢，您這一改兵站，可讓我們怎麼活呀！」袁文會哪肯聽他羅嗦，遂令其手下開砸。結果旅館員工胡永慶、胡秀岩等數人被袁文會抓了起來，關在他家的地窖里。後袁放出話來：「要想放人立馬騰房！」被逼無奈，王桐軒只得將一個擁有120餘間客房，暖氣、傢具設施齊全的金橋旅館，拱手送給了袁文會。袁文會僅給了王桐軒6000元偽聯幣。王用顫抖的手捧著這6000元錢欲哭無淚：「這點錢就連暖氣也買不了呀！」第二天，金橋旅館的牌匾換成了「野時旅館」。
罪有應得
抗戰勝利後，劉廣海的人在紫竹林飯店將袁文會捕獲扭送市警察局。時正值蔣介石來北平巡視。於是，高玉璞、劉筱田等10餘名受害人及其家屬聯名具狀蔣介石，信中列舉袁文會的20餘條罪行，呈請依據《懲辦漢奸條例》對其予以嚴懲。蔣介石遂令毛人鳳與馬漢三調查該案。1946年5月，該案移送至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
但袁文會派人在外面多方走動，上下打點，法院一直是羈押而不判刑。他買通了典獄長為其「改善居住環境」，一起羈押的漢奸們捐款5萬元，將監獄修繕得如同別墅。袁文會還將家裡鋼絲床、綢緞被褥、毛毯等搬進監獄，每日由聚全成飯莊為他開小灶，雞鴨魚肉，應有盡有。在這裡，袁文會被關押三年，與其說是坐監獄，倒不如說是療養更貼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後，天津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時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法院，王笑一為第一任院長。袁文會終於受到了人民審判。1950年12月2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做出判決：被告袁文會漢奸罪處死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均沒收。12月25日上午，檻車押著袁文會從法院開出，馬路兩側擠滿了憤怒的人群，每個人臉上都分明地寫著「仇恨」兩個字。袁文會一掃舊日的威風，兩隻餓狼似的眼睛脹得通紅。一名三輪車工人不無感慨地說：「這小子在天津稱霸20多年啊，今天總算得到了報應！」當記者採訪到已是75歲的王桐軒老人時，他激動地說：「袁文會不僅搶了我的金橋旅館，胡秀岩放出來沒幾天就死了，他爹鬍子貞也給活活氣死了，他媳婦生活沒著落也抹脖子自殺了！在那時，我們這些人有冤沒處訴呀！今天，是共產黨、毛主席給我們報了仇啊！」
在小王莊刑場上，隨著一聲清脆的槍聲，袁文會這個津門巨霸結束他罪惡的一生。
厚葬袁文會事件
天津市民在觀看法院處決袁文會的布告
1950年12月25日，津門巨霸袁文會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處決，廣大人民群眾無不拍手稱快。但袁文會的親友、爪牙卻公然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在群眾中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在鎮壓反革命初期，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天津市委認為，這是反動分子對政府的公開敵對和示威。因此，責令沒有及時發現和處理的市一區區委、公安一分局徹底查清此事，做出書面檢討，並向全市各級黨政部門發出通報。
在河北區小王莊刑場袁文會被處決後，其妹夫在市人民法院辦理了領屍手續，其大老婆袁戴氏、小老婆袁王氏、妹夫等4人，將其屍首抬回一區羅斯福路（今和平路）26號的家中。因子彈從袁文會的後腦射入，從鼻樑處穿出，所以，他的鼻子幾乎被打掉，整個臉部血肉模糊。到家後，袁家先以5萬元（舊幣）僱用杠房師傅黃士珍等4人，將屍體清洗乾淨，並將子彈打壞的鼻子做了簡單的整容。而袁文會的叔父袁國瑞則以50萬元，從珍記棺材鋪賒來價值300萬元的一口上好棺木。在袁國瑞、袁國良的帶領下，袁的親友、爪牙為其布置好靈堂。當晚，袁戴氏到南市蘆莊子「尊道堂」聘請師傅為袁文會念經超渡。師傅們一聽死者是袁文會都不肯去，袁戴氏再三請求未果，最後雙膝跪倒，連連叩頭，並說：「如果各位師傅不去，我就一直脆在這裡。」眾師傅這才勉強答應前往。
袁宅停靈三日，接待親友、爪牙們的喪吊，整個喪事統由袁國瑞、袁國喜等14人主持。當時雖然前來弔喪的人不是很多，但到袁家看熱鬧的群眾卻將整個衚衕擠得水泄不通。27日晨5時，袁文會的靈柩由8人從家中抬出巷外，用大馬車拉著，一路上吹吹打打，經羅斯福路，穿過河西，最後拉至六區南郊尖山掩埋，在棺木中的袁文會不僅身著錦衣而且還陪葬了很多衣物。出大殯的熱鬧場面沿途引來許多群眾駐足圍觀，人們議論紛紛。事後，據市公安一分局查明，厚葬袁文會的花費達300萬元以上。
這一事件發生後，在群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並有群眾報告了天津市委。市委認為，袁文會親友、爪牙的這一惡劣行為，是「對人民政府的對抗和示威，是我黨在政治上的一個損失，造成群眾很大不滿和思想上混亂，使天津政府威信遭受損失，而區級黨政部門對此既未報請上級處理，亦未加以阻止，而任其公開行喪，招搖街市」，因而對此事件負有責任，並責令市公安一分局徹底調查此事件。
同年4月4日，一區區委就此事做出了書面檢討「……此種非法舉動始終未被我們發覺，直到市委聽到對此問題的反映。市委進行調查時，區委還不知道袁犯在一區。這一事件和實質是對我們公開的敵對和示威，並在群眾中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此問題的發生證明區委平時在工作中不夠深入，對我黨政策的貫徹執行的存在著麻痹思想，如對處決反革命分子，認為人死了便沒有事了，並沒有想到以後還會發生什麼問題，因而在出了問題時不能及時發覺、處理，這也就給黨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
與此同時，市公安一分局也向市委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分析了事件發生的原因，「這件事的發生，主要是由於派出所幹警思想麻痹，認識模糊，覺得『人已經死了，沒有什麼了』，而未能給予足夠的注意，加以制止，未及時報告分局；而分局的官僚主義也沒有及時了解情況，加以發現，因此造成這種損失和錯誤，這一點值得深刻檢查。」
1951年4月10日，天津市委秘書處，將此事件通報了全市各級黨委、區委、市級機關、企事業單位。通報稱，這種麻痹思想不只是一區幹部有，其他區的幹部中特別是下層幹部中恐是相當嚴重。另外，從上述事件中也說明了在群眾中，甚至是一些黨員中，還存在著沒有立場，敵我不分的憐憫思想，應加強檢查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