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慈善家唐廷桂與「華人不得入內」

唐廷桂是上海開埠的親歷者，15歲就擔任英國駐滬領事館翻譯，曾與顏永京聯銜抗議公共花園「華人不得入內」，也是晚清上海重要的慈善家，擔任怡和洋行總買辦20年。不幸的是，世人只知他的別號唐茂枝，並不知道他的正式名諱是「唐廷桂」。上海公共花園抗議事件，可看作是他在美國爭取華洋平權努力的繼續。

唐茂枝像

15歲的領事館翻譯

唐廷桂、唐廷樞、唐廷庚三兄弟是洋務運動中的風雲人物，猶以老二唐廷樞最為耀眼，被稱為「中國第一位近代企業家」，他主持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已成為晚清近代企業的標杆。1971年，香港史專家施其樂（Carl T. Smith）在撰寫三兄弟傳記時，不慎將老大的名字錯寫成「唐廷植」，從此以訛傳訛，十分遺憾。不過，施其樂仍是對唐廷桂最了解的學者，大醇小疵，聖賢難免。

唐廷桂出生於廣東香山唐家村，小名「阿植」，1839年，他父親簽下「賣身契」，把他送入澳門馬禮遜紀念協會學校（馬公書院）學習英文，按粵語發音寫作「Tong A-chick」。1861年他入江海關任翻譯時，使用印名「唐國華」，1864年因幫商家翻譯英文文書收取報酬下獄，出獄後索性改為「唐廷桂」。1862年，唐廷樞出版《英語集全》一書時，在卷首寫上「兄植茂枝參訂」。「兄植」只表明當時姓名是「唐植」。施其樂從他弟弟唐廷樞的名字類推，錯寫成「唐廷植」，從此謬種流傳。

《英語集全》卷首（已故黃文仕先生攝）

以他在上海的地位和活躍程度，《申報》一定會有許多報道。筆者用「唐廷植」檢索《申報》全文資料庫，返回的是0結果；用「唐廷桂」檢索，則返回310個結果。一冊廣東唐氏合族祠記錄《唐鄉賢祠全書》（1907年增刻本）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全書》記載了唐氏宗親在廣州建合族祠的前因後果，中間部分是祠堂內供奉祖先牌位記錄，其中正座第八層左四牌位是「清二十世祖誥授通議大夫諱廷桂號茂枝公」，左三「清二十世祖誥授榮祿大夫諱廷樞號景星公」，右三「清二十世祖誥授奉政大夫候補同知諱廷庚號應星公」，都註明系「香山房」。至此，真相大白。

《唐鄉賢祠全書》

唐廷桂15歲就被派到英國駐滬領事館當翻譯。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正式換文，英國急於在上海設立領事館，卻為缺乏合格的中英翻譯人才大傷腦筋，不得已之下，要求馬公書院院長鮑留雲（Mr. Samuel Brown）遴選優秀學生派往上海。鮑留雲一開始認為學生學業未成，堅決拒絕，但書院這時已遷到香港，經費由港英政府供給，實在頂不住壓力，只好挑選了唐廷桂和一個從新加坡轉學過來的學生Hwang T』een Siu（T』in Sau，姑且譯為「黃天秀」）。1843年，15歲少年唐廷桂首途上海。現已無法了解他倆在登船時的心情，但鮑留雲校長則緊張萬分，不斷寫信詢問兩個少年在上海的動向。駐滬領事巴福爾回信說，兩個少年的工作能力和行為舉止都令人滿意，對領事館實在太有用了，要求從原定的半年試用期延長到一年半。結果，唐廷桂在上海一直呆到1845年春節過後，才重回香港校園。

不幸的是，黃天秀沒能跟唐廷桂一起回歸校園。英國領事館的任務結束後，黃天秀轉入海關工作，接著又給上海道台吳健彰當翻譯。他受命在上海與鎮江之間穿梭，結果對太平天國革命產生了同情。上海小刀會起義爆發後，黃天秀投身起義軍，與老上司吳健彰反目成仇。意料不到的是，小刀會領袖懷疑他是吳健彰派出的間諜，一怒之下，把他碎屍萬段。據說，吳健彰獲悉此事後，像小孩一樣放聲大哭。（施其樂：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崇基學報》1971年10月）

24歲的美國僑領

1847年，唐廷桂以學生身份兼任法院翻譯。1849年，馬公書院關閉，唐廷桂轉學到香港英華書院（1850年改名聖保羅書院，他在此受洗信教）。1951年年底，唐廷桂跟隨他的叔叔到美國加州經商。香港教會給他寫了隆重的介紹信給加州的基督教領袖。

1852年5月8日，加州報紙以《一個受過教育的天朝人》（An Educated Celestial）為題，報道了唐廷桂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現。他控告某個美國人對他施加威脅，英語準確而流利，姿態優雅從容，這對美國人來說絕對是個新鮮事。7月10日，該報在報道加州盛大的美國獨立日大巡遊活動時，特地點出「為商界所熟悉的年輕紳士」唐廷桂在華僑組成的方陣中佔據著顯要位置。

加州報紙的報道

唐廷桂的到來，也令加州教會人士欣喜若狂。他們正在發愁如何在華僑社會中傳教。很快，以唐廷桂為中心，在舊金山組織了中文聖經班。教會還從別處調來了曾在廣州傳教的傳教士斯比爾（William Speer）到加州配合他的工作。斯比爾形容唐廷桂「談吐高雅而謙遜」，「將會對那個充滿未知而迷人的龐大帝國產生重大影響」。由唐廷桂經手勸募，華僑慷慨解囊捐錢建起了一座教會建築。

唐廷桂的宗教熱情很快減退，將精力主要放在經商和華僑公共事務方面。憑藉他在商界的地位、嫻熟的英文能力和出色的領導能力，他很快成為陽和會館（由廣東香山、東莞、增城、博羅四縣華僑組成）領袖，這時他年僅24歲。唐廷桂的第一幕演出，是介入一項引入華人契約勞工的爭議。為應對勞工短缺，加州議會通過了一項引進華人契約勞工的立法，遭到礦工們的激烈反對，他們擔心華工可接受更低的工資，影響到他們的收入。1852年，加州州長向州議會發表演說，正式反對該項立法。

唐廷桂起草了一封公開信，向美國社會解釋，華工是自由工人，與中國的商務往來對美國有利。華僑選舉唐廷桂作為代表去面見州長，希望通過遊說，讓州長運用其影響力說服原有礦工接受這項立法。州長在辦公室接見了這個年輕華人，作了友好交談。1853年，加州通過新立法，禁止華僑從事礦工工作。4個華僑同鄉團體領導在聽證會上作證，唐廷桂擔任翻譯，闡述中國人的立場。斯比爾牧師寫道：「這個人代表其同胞發言，努力使公共輿論向有利於中國人的方向發展。」然而在當時種族主義肆虐之時，唐廷桂跟他的夥伴未能扭轉趨勢。這一系列努力的失敗，對他日後在上海的抗爭行動有深刻影響。

身為華僑領袖，唐廷桂也要負責調解同胞之間的衝突，有一次差點為此喪命。兩個華人同鄉組織為地盤問題大打出手，第二天唐廷桂召集雙方當事人了解情況，試圖充當和事佬，有一方強烈懷疑他的公正性，氣氛逐漸緊張，進而發展到拳腳相向。突然，一隊帶槍大漢衝進會議室，唐廷桂躍上窗口，跳到一個鐵皮雨棚上，棚子隨之塌下，雖受了點傷，總算撿回一條命。

約 1857年，唐廷桂回到香港，1861年重返上海，入江海關當首席翻譯，1871年出任天津怡和洋行買辦。1873年，唐廷樞經李鴻章點將入主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辭去上海怡和洋行總買辦一職，由唐廷桂接任。

「華人不得入內」事件

上海史上最牽動國人感情的，莫如公共花園（外灘公園、黃浦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一事。學界已有連篇累牘的文章加以考證，不過仍有一些未盡之處。1885年工部局公共花園規則第一條是「腳踏車與犬不得入內」，第五條「除西人之傭僕外，華人不得入內」，也即整套規則中分別含有「犬」與「華人」不得入內的內容，但沒有連寫。毛澤東嶽父楊昌濟的敘述最為準確：「華人不許入；又雲犬不許入」。

目前整理出來的許多知名人士回憶中，「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一個完整句子，與檔案不符，不少學者認為是事後建構出來的「記憶」。對此事如何解釋，學界仍有爭論。有學者認為，1903年的周作人日記「犬與華人不準入」可視為木牌存在的最關鍵證據，不過這位學者並沒有留意到，周作人日記中說的是從高昌廟到十六鋪「途中經公園」。劉緒源指出：「這一來一去，都是在十六鋪往南的線路上走」「怎麼也不會繞到十六鋪以北的外灘黃浦公園這一帶來。」劉緒源這個論證非常有力，也即周作人經過的公園並非公共花園（黃浦公園）。日記只證明當時從高昌廟（上海縣城大南門外）到十六鋪之間某個公園曾有這樣的木牌，但不能證明黃浦公園也有同樣的牌示。

周作人1903年日記

1903年上海地圖

這個公園，從周作人的行走路線判斷，應該位於法租界或其周邊，不可能途經外白渡橋邊的公共花園。當時在華西人歧視華人，為不爭的事實，不必否認，但除極個別漢學家外，他們幾乎都不懂中文，就算跟中國人做生意的洋行職員也同樣如此，所以才極度依賴華人買辦。他們能否寫出「犬與華人不準入」這樣的中文牌子尚有疑問。另一方面，西方人將狗視作夥伴和寵物，西方文化中狗並無漢語中所含的強烈貶義。或許可以大膽猜測一下，有很大可能是法租界裡面的越南人所為。越南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原來並無本國文字，讀書都是學習漢文，這些越南人若曾與中國人發生衝突，懷恨在心，有意將遊園規則簡化為「狗與華人不準入」一句話，可滿足其報復華人的心理。據1900年《申報》報道，因發生義和團亂事，法國先後兩次調越南士兵800多人到上海法租界，次年事定之後調走。不排除在他們駐紮上海期間曾代法國人書寫中文告示牌，到1903年被周作人看到。

早在1881年4月，顏永京、唐廷桂等8名華人已向工部局提出書面抗議，要求允許華人入內。4月27日，《申報》刊出報道稱：「前聞有華人具稟於英工部局，請准令華人入外國公家花園游賞。乃昨閱西字報，見有工部局致華人熊經園、唐茂之等一函，內言敝園地本狹隘，不能容眾，且管園之巡捕深知規矩，凡遇上等華客聽其入內遊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賞而巡捕不為放入，本局亦深以為歉云云。」文中的「熊經園」，估計是顏永京英文名Yung-kiung Yen的回譯，「熊」字在上海話中發音與Yung十分相似。

1885年11月25日，唐廷桂領銜再次致信工部局，除重申4年前的抗議外，也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即由工部局向華人發放入園證，每周安排兩三天允許「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當地中國人入園」。這個折衷方案，目的是消除工部局對一些行為不檢的華人的擔心，從今人眼光看來，也含有自居「高等華人」的意味，這是當時環境的產物。在遞交抗議信後不久，工部局採納了發放入園證的建議，華人終於可以遊園，結果《申報》接二連三地報道華人在園內摘花的事件，反過來也證明西人的擔心並非無因。工部局為此十分頭痛，不久在蘇州河南岸新建一個「華人公園」，公共花園仍由外國人專用。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簽名的順序是：唐茂枝（廣東香山）、譚同興（廣東開平）、陳詠南（廣東）、李秋坪（廣東香山）、吳虹玉（江蘇陽湖）、唐景星（廣東香山）、顏永京（福建廈門）、陳輝庭（廣東新會）。此前研究此案的學者都不清楚陳詠南是何方神聖。經查考《申報》，陳詠南本名陳德薰，廣東人，陳善昌茶棧老闆、廣肇公所發起人，曾任高易籌賑公所負責人，為河南、兩廣救災籌募巨款，又兼任仁濟善堂董事，是與經元善、謝家福並稱的義賑領袖。也就是說，參與抗議的8人中有6個廣東人。熊月之說「外灘公園的交涉，從開頭到最後，都是廣肇公所人領頭」。唐廷桂約從1873起到1897年去世，一直都是廣肇公所首董。1880年代這場抗議運動的靈魂人物，非唐廷桂莫屬。

日裔學者Kaori Abe研究了唐廷桂在上海充當華人與英美勢力「媒介」的大量活動，稱之為「條約口岸的媒介精英」。唐廷桂精通英文，早年曾充法庭、海關翻譯，對西方法律有一定了解，在美國、香港、天津、上海經商多年，富有與東西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經驗，實為當時上海最重要的東西方媒介人物之一。

低調慈善家

唐廷桂在1885年以領頭人身份向工部局提出抗議，也與他多年從事公益事業有著密切關係。怡和洋行為當時遠東地區最大的外資商行，在上海商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廷桂身任總買辦，不僅僅是經管上海以及江南地區的事務，還要協調怡和在中國沿海沿江以及日本、朝鮮等地的買辦，為怡和的總體經營目標服務，其地位遠遠高於單一口岸買辦。除履行總買辦職務外，唐廷桂為初創時期的開平礦務局募集了大量股份，又與友人開辦上海火燭保險公司、煙台繅絲局，發起創辦中國玻璃公司。

唐廷桂以他在中外商界的巨大影響力，一直是公益慈善界的活躍人物。1869年，唐廷桂名列香港東華醫院倡建值理。1872年，署南匯知縣葉廷眷與著名買辦徐潤發起重建廣肇公所，次年唐廷桂自津來滬，即積极參与廣肇公所同鄉公益事務，及後正式出任首董，滬上英文報紙稱他為公所「主席」。公所下屬廣肇山莊，持續舉辦同鄉先友靈柩停厝與運送回鄉善舉，按傳統觀念來看屬於無上功德。1890年起，他又兼任兩粵廣仁善堂上海總理。

唐廷桂是香港東華醫院創始人之一。

1885年發生兩粵水災，災情甚重，災區甚廣。唐廷桂代表旅滬粵人發布《勸募兩粵水災啟》，向各界廣泛勸募，並利用他與洋商、買辦的密切關係，向滬上15大洋行募集巨款。從賑濟兩粵水災開始，唐廷桂與高易洋行買辦李秋坪聯手設立高易籌賑公所，在接下來的河南、江北賑災等善舉中，成為滬上舉足輕重的義賑機構。1888年李秋坪積勞成疾去世，高易賑所由陳詠南接手辦理。1885年聯名上書工部局的8人中，唐廷桂與李秋坪、陳詠南名居前列，都是熱心慈善的商界人士。

1883年，唐廷桂與浙江絲商施善昌聯手改組成立滬北仁濟善堂。據慈善史權威夫馬進的研究，滬上原來最大的善堂是同仁輔元堂，仁濟善堂改組後不久，其事業規模即凌駕於同仁輔元堂之上。晚年，他將怡和洋行業務交給其子唐榮俊（唐傑臣）打理，出任廣益善堂董事，未幾接任首席董事之職，為救助貧黎工作到最後一刻。1897年7月6日，唐廷桂在上海逝世。英文《北華捷報》用很長的篇幅報道了這場隆重的葬禮，頌揚他在中國經濟近代化方面的突出貢獻，指出「他在漫長歲月里同時擔任數家慈善機構領導人，促使來自外國的新理念體現於這些機構的章程之中。」

國內學界早期對買辦群體、買辦階層的研究，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一是認為近代中國存在一個所謂「買辦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二是認為買辦都依附於帝國主義。汪敬虞先生從1980年代起已力矯其弊。他在《唐茂枝》一文中指出，給唐廷桂「輕易戴上買辦資產階級的帽子，未必名實相副」。唐廷桂及參與抗議的買辦群體的經歷表明，他們具有鮮明的民族意識和高度的獨立性，時刻維護華人尊嚴與權益，並積極持續地投身華人公益慈善事業，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近代轉型。

通商口岸買辦與近代中國慈善的發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據筆者研究，1869年香港東華醫院、1871年廣州愛育善堂與澳門鏡湖醫院的創立，買辦群體是主要推動力，這三個團體隨後都成為所在城市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慈善機構，並具有成熟的近代形態。創辦於1899年的汕頭存心善堂，11個發起人中有8個買辦，這家善堂長期以來都是潮汕地區慈善界的領頭羊。對買辦群體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進一步研究，或將部分改寫近代慈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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