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幫助過的十個學者——紀念胡適逝世56周年
原標題：胡適幫助過的十個學者——紀念胡適逝世56周年
撰文：林建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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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1
周汝昌：「學人僉謂迎宗風」
周汝昌成為紅學家，源於兩個機緣。第一個機緣，是他在哥哥周祜昌的啟示下，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敦敏的《懋齋詩鈔》，由此考證了曹雪芹的生卒年月。他根據此書，寫成文章，發表在趙萬里主編的《圖書》版副刊。
由這個機緣，周汝昌有了第二個機緣。胡適看到周汝昌此文後，通過趙萬里邀請他前往胡宅聊天。因為是第一次見面，作為晚輩的周汝昌大多都在聆聽胡適的看法。臨走時，胡適送了一本《胡適論學近著》給他。兩人就見過這一次面。
雖然僅見過一面，但當周汝昌冒昧向胡適借閱世間孤本《甲戌本紅樓夢》的時候，胡適毫不猶豫借給了他。這正符合胡適「對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的處事風格。對此，周汝昌在《我與胡適先生》中回憶說：
因《懋齋詩鈔》之發現，我決意對雪芹的家世生平作一番研索的功夫，但對《紅樓夢》自然也不能置之度外，於是我冒昧向胡先生提出：請借閱他的珍藏《甲戌本》。這真是一個不知輕重的不情之請。不想沒過多久，小說專家孫楷第先生到燕大四樓來找我，遞與我一包書，報紙裹著，濃紅的硃筆寫著我的姓名與住址。打開看時，竟是《甲戌本》！
收到這世間至寶後，周汝昌大為感動。他寫道：
我對胡先生如此慷慨與信任一個青年學生深為感念——這信任不止是借給我那麼珍貴的孤本秘籍，更在於從借與之後，始終未再詢問過一字（如索還、提及……）他對我的為人一切了無所知呀！
此後，胡適還將已經難覓的《戚序》大字本《紅樓夢》也借給了周汝昌。這就是周汝昌的第二個機緣。
倘使胡適獨持孤本秘籍，不將書借給周汝昌，周汝昌將來能不能成為紅學家，可就要划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周汝昌
除此之外，胡適與周汝昌之間，還有一段刪文的小插曲。
1960年，身在台灣的胡適與另一位紅學家高陽通信討論《紅樓夢》。這年11月19日，在給高陽的信中，胡適提到了周汝昌，他說：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他的書絕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里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來，我看了當然明白。……汝昌的書，有很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收到此信後，高陽計劃將此信在台灣發表，為此寫信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同意發表此文，不過卻很體貼地刪除了這一段褒揚周汝昌的話。胡適為何刪去這段褒揚周汝昌的話呢？原因也很簡單，此前的大陸，胡適已經成為學者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胡適很明白，他這一段表揚周汝昌的話，一旦傳到大陸，會對周汝昌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刪文行為的背後，可見胡適的為人體貼處。
2
孫楷第：「一個念書人第一要廉」
孫楷第繼承了胡適小說考證的學術方法，並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果孫楷第是千里馬，胡適就是伯樂。當孫楷第邀請胡適為自己的書做序時，胡適寫道：
「滄縣孫子書(楷第)是今日研究中國小說史最用功也最有成績的學者。……孫先生本意不過是要編一部小說書目．而結果卻是建立了科學的中國小說史學。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為中國研究小說史的專門學者。……專為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
1930年代，鑒於孫楷第的學術成就，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盛情邀他前往北大任教。
1946年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後，孫楷第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北大教授。1946—1949年這一時期北平教授的待遇，與抗戰之前1930年代北平教授優裕的生活相比，有若地獄天堂之別。
1948年的孫楷第，乃是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低谷。雖然人還在北大教書，但由於物價膨脹貨幣貶值，發到手的工資就連溫飽都不能滿足。屋漏偏逢連夜雨，此時的孫楷第，纏綿病榻多日，這讓原本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更讓他頭大的是，自己剛剛師範畢業的兒子「畢業即失業」。
孫楷第的窘境，讓他的好朋友王重民憂心忡忡。為此，王重民專程找到胡適，希望胡適雪中送炭。兩人談話不久，還不放心的王重民還給胡適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前談孫子書（即孫楷第）二少爺孫寶湖可以位置他一個小書記事，伊極為感激。茲送上三個履歷片，請一送鄭秘書長，一送毛館長，一送出版組李組長，希望「有缺即補」。若把子書的二少爺安插好了，還需要一點錢來救他的病和難關。去年他在教員休息室丟了一件大衣，前些日子想來上課，便借了一百五十萬另買了一件，不知北大可否用賠補的名義，贈送他兩百萬？
對此，胡適想出的法子是讓孫楷第的孩子孫寶湖做自己的私人秘書，由自己私人付錢給他。孰料孫楷第知曉後堅決反對。為此他致信胡適說：
有三（按：即王重民）兄弟曾說，先生要他作先生私人的書記，此非先生力量所能辦。先生這種義氣雖足動人，可是絕非不可。我亦不希望他在北大謀事，有缺即補。因為，我在北大作事，應當避嫌。再說一句老實話，北大方嫌人多，有缺不補才是正辦法，何雲有缺即補乎？他既然是師範畢業，教小學似乎他還夠，或者北大以外機關的小職員亦可。現在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的時候，以無能力之人而謀事，煞不容易。」
孫楷第希望不要破壞北大進人的規矩，不能因為他與胡適的私誼就讓自己的兒子有缺即補。他希望胡適幫忙介紹自己兒子進一所小學教書。窮困潦倒之際，孫楷第念茲在茲的還是北大的規矩。更讓人感動的是，當北大中文系的學生要為孫楷第捐款的時候，他也言辭拒絕了。同樣在這封給胡適的信中，他寫道：
「前天看報看到北大中文系學生要為我捐款養病的話，我不覺毛骨悚然，當下寫了封較長的信託游澤承（國恩）兄轉交北大中文系同學（因為我沒有甚熟的學生）大意是說他們富於同情心而昧於理，君子當愛人以德。一個念書人第一要廉。廉者不苟於人，亦不輕取之於人。我引南朝的兩個故事告訴他們：一個是宋朝的朱百年。百年甚窮，顏竣送谷五百斛，不受。一個是梁朝的庚承先。承先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日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我說我應當效百年，你們應當效承先的門人，千萬取銷此意；如已捐了，應即退還。……我不才，濫竽北大，尚不至為北大丟臉也。」
胡適幫助孫楷第，被孫楷第婉言謝絕了，這個忙到底有沒有幫上，已不可考。不過，在幫與不幫之間，既可以看出胡適急公好義的個性，亦可見孫楷第廉潔耿介的人格。
3
羅爾綱：「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要論胡適幫助最多的學生，應該就是羅爾綱了。羅爾綱是胡適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學生。大學畢業後，羅爾綱對史學研究有興趣，希望胡適幫忙推薦到歷史研究院去，結果胡適明確希望羅爾綱可以追隨自己，一邊教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一邊整理胡適的父親胡傳的文稿。包吃包住之餘，另外給羅爾綱60元錢。
這期間，羅爾綱協助胡適做了《蒲松齡的生年考》與《醒世姻緣傳考證》兩項學術工作，初窺考證學的堂奧。當時，羅爾綱希望從事春秋戰國史的研究，並徵詢胡適的意見，胡適明確否定了這一選題，理由是上古史的史料不但少，而且還多訛誤。最終，因為母親生病的緣故，羅爾綱回家鄉廣西省親，進而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道路。
羅爾綱
這一時期，胡適還幫助羅爾綱修訂了《上太平軍書的黃畹考》一文，並將此文推薦到北大《國學季刊》發表。這是羅爾綱第一次在國內外頂級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此後，經胡適推薦，羅爾綱進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金石拓本的整理工作，在這期間，羅爾綱根據整理結果，做了一些金石補訂的札記。為此，胡適專門給羅爾綱寫信，勸他發表這些札記的時候，務必要用真姓名，因為「此項文字可以給你一個學術地位」。
在這裡，胡適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幫助羅爾綱。1917年，年紀輕輕的胡適之所以擔任北大教授，與蔡元培的賞識息息相關。蔡元培之所以賞識胡適，就因為他恰好看到了胡適發表的《詩經言字解》。
民國時期，論師生關係之親密，胡適與羅爾綱可謂典型代表。故而胡適一旦看到羅爾綱文章中不合理處，必寫信嚴厲批評，好在羅爾綱虛而能受。對此，他在《師門五年記》中寫道：
「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卻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著一種使人啟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
胡適與羅爾綱的故事，是民國史上師生關係的一段佳話。不幸的是，由於胡適的身份與政見，這一對師生關係也經受了考驗。1950年代，羅爾綱在重重壓力之下，寫了批判胡適的文章。不過，胡適至死也不相信羅爾綱批判他是出自真心實意。對此，胡適的小門生唐德剛有生動地回憶：
「有一次我指著那七、八本巨著，戲問胡先生『這幾十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
「沒有學術自由，那裡談得到學問」，胡適一語帶過。
「那至少也可搞點自然科學」，我說。
「『自然科學也搞不好』，胡先生說這句話的態度，簡直有點橫蠻，同時也可以看
出他對自由主義信道之篤。」
「胡先生後來又在他那亂書堆中找出羅爾綱所寫的小冊子《師門辱教記》給我看，說『你看爾綱會那樣地批判我？』
「『說不定羅爾綱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說，胡說』，胡先生直是搖頭，『不可能，不可能。』」
改革開放後，羅爾綱回首往事，最懷念的，依然還是追隨胡適讀書的那段黃金歲月，陸續寫成《胡適瑣記》一書，字裡行間充滿對恩師胡適的深情。文中，他評價胡適說：「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胡適與羅爾綱的這段往事，在在證明了一件簡單的事情：政治的風浪固然喧囂，固然能在一時之間讓師生反目，但人間總有一些感情是極權所不能征服的。愛情、親情、師生之情，人間的真情，均屬如此。
4
鍾作猷：為青年學者爭權益
1931年6月17日，胡適給舒新城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頃見先生覆北大鐘作猷先生的信，知中華肯收買他的《基本英文詞典》稿，先生的厚意，我們都替他感謝。但我覺得他此書是一部很有用又很可銷售的書，賣五百元實覺太少。我想勸先生允他用抽版稅的辦法，版稅不如稍低，如百分之十之數。倘蒙允許，不勝感激。
通讀這封信，可以看出，胡適是在為鍾作猷爭取權益。當時，舒新城是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鍾作猷是北大講師。胡適正忙著與北大校長蔣夢麟籌劃復興北大的重任。百忙之中的胡適，還挂念著青年人鍾作猷。
鍾作猷與胡適認識，源於兩人的師生關係。1917年胡適回國在北大任教，哲學之外，胡適還教過英文，甚至擔任過英文系系主任。鍾作猷在1920年代的北大求學，就讀於英文系，也就成了胡適的學生。求學時的鐘作猷，勤奮刻苦，英文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與他同級的北大畢業生有許君遠、梁遇春等人。因成績優秀，北大畢業後，鍾作猷就留校擔任了北大預科的英文教師。教書期間，鍾作猷致力於編英文詞典，經過幾年努力，終於編成《基本英文詞典》，進而以500元的價格賣給了中華書局。
當時的500元，也算一筆不小的數目了。不過，胡適還是覺得對青年人未免太虧，於是提出抽版稅的方式，「版稅不如稍低，如百分之十之數」，由此可以看出，百分之十的版稅在民國算是偏低的了，與我們當下這個時代恰好相反。
鍾作猷在北大教書，一直干到了1934年。1934年5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商定北大文學院舊教員續聘人數。
不聘者：梁宗岱、HewriFrei、林損、楊震文、陳同燮、許之衡。
請假者：蕭承恩、鍾作猷。
鍾作猷之所以請假，源於他的人生規劃。他計劃在這一年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進修，並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1936年鍾作猷獲得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的他，應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的邀約，擔任了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之所以選擇四川大學，可能與鍾作猷的鄉情有關，他是四川雙流人。
1949年，留在大陸的鐘作猷輾轉來到南開大學教書，不幸在1950年代捲入了以穆旦、巫寧坤為首的「外文系事件」，倍嘗人生冷暖。此時的鐘作猷，想必早已忘了胡適為他寫的這封信了吧，因為此時的胡適，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矣。
5
吳晗：「吳氏夫婦攻擊胡適甚力」
1928年胡適執掌中國公學時，吳晗是胡適班上的學生。他學期期末的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得胡適賞識，賣給了大東書局，得稿費80元，這對家境貧窮的吳晗無異於雪中送炭。後來，胡適因為「人權與約法」論爭，受國民黨的壓迫，回北大教書。吳晗也憑藉這80元的稿費來北平生活。這期間，吳晗寫了《胡應麟年譜》，再次讓胡適刮目相看。
此後，吳晗考上清華大學，生活費卻是一大難題。為此，胡適給當時的清華代理校長翁文灝、教務長張子高兩位寫信求助，信中寫道：
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生之中，有一個吳春晗，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史的根底很好。……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
胡適這封信起了關鍵作用。1931年9月9日晚，吳晗給自己的老師梁志冰致信說：
生於7日入學，食宿交費註冊等手續俱於當日辦妥，9日晨晤教務長張子高先生及史學系主任蔣廷黻先生，俱以胡師曾函托關照對生甚為青目，關於工讀事蔣氏已定於下周開教務會議時以史學系名義提出通過此（事），不過手續關係，其實毫無問題。
入學後不久，吳晗獲得了清華大學歷史系助教的機會。不特如此，當時的歷史系蔣廷黻約見他，建議他研究明史，為此，吳晗寫信徵求胡適意見，對此，胡適大力支持，信末，他還寫道：
「請你記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
胡適的這封信，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吳晗的學術方向。看完這封信後，1931年9月26日，吳晗給胡適回信說：
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後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著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由此可見，從獲得歷史系助教到明史這一學術方向的確立，胡適對吳晗都有很大幫助。
除此之外，胡適的妻子江冬秀也幫過吳晗夫婦大忙。據羅爾綱回憶：
抗日戰爭那年，我們到了天津候船南歸。江冬秀師母也到了天津住在周家。周家是一個大公館。吳晗叫我帶他去向江冬秀師母借錢去雲南大學做教授。他說要借300元。我說100元就夠了，為什麼要這樣多。他說要多借200元，留給袁震在北平應用。我帶他去見師母，照說了，江冬秀師母立即轉身回房間去取了300元給吳晗說：「我送給你。」我還不曾見過家庭主婦如此大方哩。
吳晗與袁震夫婦
由此可見，抗戰爆發後，吳晗去雲南大學教書的路費還是胡適妻子江冬秀給的。吳晗女朋友袁震多病，她養病以及生活費也是胡適妻子江冬秀給的。
吳晗到了雲南教書後，受地下黨的影響，思想日益激進，在政治思想方面開始與胡適格格不入。抗戰勝利後，吳晗也曾攻擊胡適。1946年12月10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
葉丁易來訪。
訪吳晗，「吳氏夫婦攻擊胡適和傅斯年甚力」。
從學術事業到日常生計，胡適都曾幫助過吳晗。然而，當兩人政見不同的時候，吳晗就在朱自清面前大力攻擊胡適。在他的世界裡，政見遠遠高於師生之情。吳晗的這個特點，與胡適的行事作風恰成鮮明之對照。
6
千家駒：「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
胡適幫助千家駒，源於千家駒的《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和中國工業化問題》一文。此文中，北大經濟系學生千家駒發現：大凡抵制日貨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日貨的輸入會發生報復性激增。這不能怪中國民眾的「五分鐘熱度」，根本原因是中國工業不夠發達，故而根本之圖，還是應該大力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
對千家駒此文，胡適頗為讚賞。需要指出的是，胡適當時是在從北平前往南京的火車車廂中讀到這篇文章的。恰好車廂中有一位凌某，胡適向他打聽作者千家駒的情況，結果讓他又吃了一驚。因為凌某告訴他，千家駒是北大還未畢業的大學生。回到北平後，一向惜才的胡適向吳晗打聽千家駒的情況，恰好吳晗是千家駒的同鄉兼莫逆之交。於是吳晗帶千家駒去拜訪胡適。當聽到千家駒大學即將畢業但工作還沒著落後，胡適自告奮勇，將千家駒推薦給了北平社會調查所所長陶孟和。
對千家駒的才華，陶孟和也頗為認可，但是他聽聞千家駒思想左傾並且是北大學生會的頭頭後，有些顧慮。為打消陶孟和的顧慮，胡適勸陶孟和說：
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
最終，千家駒順利進入社會調查所。此事發生在1932年。通過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陶孟和對左翼青年的疑慮態度。十六年之後的1948年，那個曾經對左翼思想保持警惕並迷戀約翰·穆勒《論自由》的陶孟和則高喊著「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的口號，興高采烈地迎來了1949，由此，倒也可以看出陶孟和思想之變遷。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北大經濟系系主任趙乃摶。1932年，千家駒畢業時，胡適推薦他進了陶孟和的社會調查所。兩年後的1934年，胡適再次推薦千家駒兼任北大經濟學系的講師。而北大經濟系系主任趙乃摶也嫌千家駒思想左傾，不想接受他，最終還是胡適從「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角度說服了趙乃摶。由此可見，1934年的趙乃摶，對左翼思想也抱有疑慮。不過到了朝代鼎革之際的1949年，趙乃摶也選擇了留在大陸。
此後，千家駒與楊梨音結婚，胡適還去做了證婚人。胡適與千家駒，兩人在政見上完全南轅北轍，即便如此，胡適還是多次幫助千家駒。
晚年的千家駒曾言：「我在思想上與胡適完全是兩回事，但在學問上則佩服兩個人，一個是魯迅，一個就是胡適。」
7
黃暉：「壞學校也出好學生」
1960年1月22日，胡適與他的秘書胡頌平聊天，說起了黃暉，對此，胡頌平記錄道：
「先生今天談起黃暉，說：黃暉是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他曾到北大偷聽我的課，但他畢業後寫了一部《<論衡>校釋》，算是很標準的著作。壞學校也出好學生。這個人現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許跟劉叔雅在雲南呢。」
胡適最鍾情北大，在他看來，北平中國大學算是壞學校了，但壞學生也出好學生，黃暉即是。胡適判斷黃暉可能跟隨劉叔雅（即劉文典）在雲南，源於民國時期的老師「包養」學生的潮流。
1930年代身居北平的大學教授，工資高待遇好，故不僅教授一家生活無虞，而且還可以「包養學生」。所謂「包養」，實則是愛才惜才，教授一旦發現家境貧寒的可造之材，定會伸出援助之手。胡適、金岳霖、劉文典是此種典範。羅爾綱攜妻住胡適家中追隨胡適的故事早已眾所周知。與胡適類似，教邏輯學的金岳霖在接到家在湖北農村的中學生殷海光向他請教邏輯學的書信後，回信鼓勵殷海光來北平求學，殷海光接信後，來到北平求學於金岳霖。金岳霖則負責他的生活費用。抗戰爆發後，金岳霖前往西南聯合大學教書，殷海光亦追尋恩師前往西南聯大。黃暉與劉文典的關係，即類似於殷海光與金岳霖的關係。劉文典發現黃暉有文史方面的天才，遂不斷資助他。抗戰爆發後，劉文典前往西南聯大教書。故胡適判斷黃暉可能追隨恩師劉文典前往雲南。胡適的這個判斷是錯的。據黃河的《黃暉傳略》，抗戰爆發後，黃暉並未追隨劉文典前往雲南，而是去了安徽阜陽一所中學教書，此後還在戰時安徽的省會立煌任職。
黃暉之所以能夠完成《論衡校釋》，與師友對他的幫助密不可分。劉文典之外，胡適也多次幫助他。童年時代的胡適，最青睞王充的《論衡》，受這部書的影響，胡適成了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故而，胡適也曾有校釋《論衡》的念頭，並因此收集了不同版本的《論衡》。當胡適發現偷聽生黃暉正從事《論衡》校釋後，遂慨然提供自己收藏的《論衡校錄》，供其參考。用完後，黃暉就還給了胡適，還書的時間是1934年3月25日，當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黃政庵（暉）還我的《論衡》。
當時，黃暉多次出入胡適的米糧庫四號的家中。據《黃暉傳略》記載：
胡適當時是文化界忙人，門庭若市，訪問謁見的人，不少吃閉門羹，可是他（按：即黃暉）每訪必見，坐談移時而不知倦。
在劉文典、胡適等人的幫助下，黃暉的《論衡校釋》於1935年順利完成。完成後，黃暉將初稿交胡適看，胡適看了，大為讚賞。1935年7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黃暉把他的《論衡集解》送來，此一大工作之完成，甚可喜也。」
大喜過望的胡適將此書推薦給了商務印書館出版。不過，費勁千辛萬苦的黃暉並未在第一時間拿到樣書。據黃河《黃暉傳略》記載：
引以為憾的是，胡適熱心為《論衡校釋》推薦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值抗戰軍興，書稿付排後，輾轉移到香港出書，1938年在戰時陪都重慶發行。初版面市不脛而走，由於戰亂流傳不廣，重慶立煌關山遙隔，致作者的原稿和書當時都沒有拿到，後所持作紀念的孤本，還是在抗戰後期向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函商所得。爝火靈光．幾乎湮滅。
1960年代，當身在台灣的胡適懷念黃暉的時候，黃暉正在西北大學教書，教的內容多是中國文化史之類的課程。後來，隨著局勢的惡化，黃暉成為臭老九，齎志以歿。他的這部《論衡校釋》，在胡適的大力推薦下，率先在台灣出版。
1961年2月14日，是陰曆除夕夜，胡適與胡頌平乘車去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家吃年夜飯。在車上，胡適對胡頌平說：
「你如遇到趙叔誠，有兩部書應該請商務再版的。一部是黃暉的《<論衡>校釋》，算是一千年來注釋《論衡》最好的一部書。另一部是湯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冊，是寫漢魏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史，第二冊寫隋唐時代，此地還沒有……」
「一千年來注釋《論衡》最好的一部書」，這是胡適對黃暉學術工作的評價。有了胡適的囑託，秘書胡頌平很快聯繫了台灣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趙叔誠，《論衡校釋》這部書得以重見天日。
8
謝興堯：從學者到《逸經》主編
民國有三位研究天平天國的學者，他們分別是：簡又文、羅爾綱、謝興堯。
簡又文是基督徒，他從宗教的層面切入到太平天國史的研究；羅爾綱是廣西貴縣人，此地屬於太平天國起義的起源地之一，他是從近身之地域的層面切入太平天國研究的；謝興堯是北大畢業生，在1930年代的北平，憑藉師友關係，他可以看到清朝檔案，他是從清朝檔案資料層面切入太平天國研究的。
更加巧合的是，這三位都與胡適有密切的關係。羅爾綱跟胡適的關係，在學術界眾所周知，不用細說。簡又文跟胡適是同學關係。關於簡又文，1923年7月2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前幾天在山上忽然遇見Cornell的舊同學簡又文君，他是學神學的，那天談起，他這幾年來正在收集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想作一部太平天國小史。他這一次來杭，也是為收集史料來的。他的「參考書目」——中有許多歐洲人的著作——竟是隨身帶著走！舊同學中竟有此人還在做一種學問上的研究，使我心裡歡喜。
基督徒簡又文本就家境富裕，後來又成了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幕僚，收入更加不菲。工作之餘，他的最大興趣愛好就是研究太平天國史。
北大畢業生謝興堯不僅是胡適的學生，還是胡適的鄰居。1930年代的胡適，住在米糧庫衚衕4號，這個米糧庫衚衕，在當時是典型的學者住宅區。米糧庫1號住著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和歷史學家傅斯年。米糧庫2號則住著林徽因、梁思成一家。謝興堯也居住在此，與這些學者成了鄰居。這一時期的謝興堯，閱讀清代檔案之餘，也寫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論文。謝興堯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引起了簡又文的注意。胡適則成了兩人的介紹人。對此，謝興堯回憶說：
1931年我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國史，有時寫些小文在報刊上發表：《北平晨報》副刊辟一專欄約我寫稿，專欄日「洪楊卮談」，專談太平天國史事，至1932年夏，約寫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壇注意，北京圖書館編的《國學論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編內：就在這時，簡又文在燕大正從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國與耶酥教的關係，寫文章陸續在《京報》和《語絲》上發表，他寫的《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太平天國福字碑記》，都具有學術上的價值。就在此時，胡適之先生介紹我和他見面。胡先生說，你們都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應該互相補益。又說簡在海淀燕京大學(即今北大)，只有班車，交通不便，進城後暫住東單新開路，讓我前去找他：經通信約定，我們在他的住所見面。
在胡適的幫助下，簡又文與謝興堯結識。相識後，兩人把各自搜集的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相互做了分享，發現兩人的史料恰好可以互補。此後，兩人相約一起收集太平天國的相關史料。為了這一目的，簡又文建議創辦一文史刊物。謝興堯則擔心資金不足，雜誌難以辦成。幸而簡又文人脈廣路子寬，經過努力，兩人合力創辦了刊物《逸經》。謝興堯成為主編。於是，這本原本致力於收集天平天國史料的雜誌，卻成為了現代文學散文發表的重要園地。當時，許多第一流的作家都成為了《逸經》的作者。對此，謝興堯回憶說：
我們邀約的作者，在當時多屬第一流，北京的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謝剛主、瞿兌之、譚其驤、王重民、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亞子、林語堂、郁達夫、胡懷琛、馮自由、劉成禺、溫源寧、許欽文、趙景深、陳子展、謝冰瑩等。
至此，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者謝興堯，還成為了著名的文學編輯。這一切的原動力，恰恰源於胡適介紹謝興堯結識簡又文。
9
瞿同祖：龍在淺灘
瞿同祖是學術天才。1937年，27歲剛剛碩士畢業的瞿同祖出版了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抗戰爆發後，羅隆基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他上課的主要參考書就是這本《中國封建社會》。當時，瞿同祖也在昆明的雲南大學教書。有一次，羅隆基見到瞿同祖，曾對他說：「若無此書，他便無法開課了。」
對瞿同祖，胡適也青睞有加。1950年代，身在美國的胡適與作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的瞿同祖來往密切。當時，胡適正致力於《水經注》的考據，涉及一個叫做「林頤山」的人。此人與瞿同祖的祖父瞿鴻禨曾有交集。故而，胡適曾寫信求助瞿同祖，希望他幫忙尋找相關史料。
對瞿同祖的學術研究，胡適也讚譽有加。當台灣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來美尋找人才時，胡適鄭重其事地向他推薦了瞿同祖。對此，瞿同祖回憶說：
胡適當時曾談到他想將我薦往台灣，而我不肯去的事。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新任台灣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1956年來紐約，見到胡適時，請胡推薦在美的一位中國學者去東海任教。胡適向曾推薦了我。曾約農通過他在紐約的弟弟，約我在他下榻的旅館共進早餐（曾瞿兩家本有姻誼），提出了聘請我去東海大學之意。我當然不願去台灣，當即謝絕了。
拒絕了胡適的好意後，瞿同祖於1965年回到了大陸。還未安頓好，瞿同祖就迎來了1966年，然後就是十年的空白與荒蕪。最好的學術天才，遇見了打砸搶破四舊的時代。在如此環境下，瞿同祖的學術生命近乎終結。對自己的抉擇，晚年的瞿同祖後悔不迭，他說：
虛度歲月，根本談不上研究。剛回來時，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後去了湖南，在那兒什麼都沒做，也安排不了。後又回到北京，住在賓館裡。那時條件不允許，也不允許做研究，根本談不上研究了。
對瞿同祖而言，胡適勸他去東海大學教書的往事，實在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個關頭。倘使去台灣教書，學術定會有更大的成績。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1960年代的瞿同祖而言，上策留美，中策去台，下策回大陸。最終，他選擇了回大陸。
10
許倬云：自由主義的薪傳
許倬雲的一生中有多個貴人，這些貴人中，就有傅斯年與胡適之。朝代鼎革之際赴台的許倬雲，當年考台灣大學的時候，數學滿分，英文與國文均是第一等。閱卷老師批完他的試卷後，特地拿他的試卷給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看。傅斯年看了試卷後，說：「這個學生應該讀歷史系。」
許倬雲
在傅斯年的觀念世界裡，第一等的人才應該去研究歷史。不過，當時許倬雲報考的卻是台灣大學外文系。進入台大一年後，在傅斯年的多次動員下，許倬雲最終轉系進入了歷史系，這是史家許倬雲一生學術事業的起點。
大學畢業後，許倬雲接著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讀碩士。這一時期，許倬雲考上了李國欽獎學金，結果卻因為身體殘疾被拒之門外。對此，他回憶說：
研究所第二年，我考上了李國欽獎學金。李國欽是一位美國華僑，抗戰時賣銻、鎢發了財，胡適之先生請他捐點錢給學生，於是台灣大學各系的第一名，集中在一起考試，然後選兩個人「出國」深造。我研究所二年級時，參加獎學金考試，筆試及口試都分中、英文，英文筆試請了「美國新聞處」的老太太閱卷，考完筆試後進行口試。口試委員有「美國新聞處處長」、蔣夢麟先生的代表樊先生、劉崇鋐先生、錢校長，還有李榦等五個人，結果我考了第一名。
但是後來要領李國欽獎學金的時候，他們回話說，李先生在世時曾在遺囑上開出條件，必須是身體健全，也就是不能有殘缺才能領，如此一來我就資格不符了。
許倬雲因為身體殘疾不能留美深造這事，讓繼傅斯年後成為台大校長的錢思亮感到非常遺憾，他將此事告知了胡適，希望胡適幫忙想辦法。對此，許倬雲回憶說：
在台大讀研究所的第二年，我考上李國欽獎學金，卻因為身體因素被打了回票，錢思亮校長因此事替我感到十分不平，我曾代表歷史系請胡適先生到台大講演，胡先生也認識我，錢校長向胡先生報告後，他也覺得不公平，因此出面幫我募獎學金。胡先生曾四次到紐約郊區拜訪華僑徐銘信先生，徐先生一向主張科學救國，認為文科沒有用處，從來不曾在人文學科方面捐贈獎學金，因胡先生出面，他破例捐了美金1500塊錢，言明僅此一次下不為例。
在胡適的幫助下，1957年，許倬雲最終得以赴美留學，並於1962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許倬雲學成歸來的日子，是1962年3月2日，當天正是胡適出殯之日。對此，許倬雲回憶說：
1962年3月2日我回到台灣，那天剛好是胡（適）先生出殯的日子，我直奔南港送他最後一程。我不能爬山，只送到山下，那時候我心裡很難過，胡先生幫忙我「出國」讀書，如果我前一年10月回來的話就能見到他了。
學成歸來日，那個曾經幫助自己的人卻逝世了，許倬雲痛何如哉？
歸來的許倬雲，不僅擔任了台灣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還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此時的許倬雲，就像1930年代的胡適之，一邊在專業領域內傳道受業解惑，一邊在公共領域內爭民主、論自由。後來，許倬雲赴美擔任匹斯堡大學的教授。李銀河赴美求學恰在匹斯堡大學，許倬雲由此結識了赴美陪讀的李銀河的丈夫王小波。後來，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獲得台灣《聯合報》文學大獎，推薦者恰恰就是許倬雲。
王小波和李銀河夫婦在匹茲堡大學
許倬雲幫助王小波，猶如當年胡適之幫助自己。世間總有一些美好的情誼，代代相傳。更有趣味的是，留美歸來的王小波，在文字隨筆之間，夢想著為自由主義招魂，在給友人的信中，王小波寫道：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
傅斯年、胡適是許倬雲的老師輩，許倬雲是王小波的老師輩，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大地的百轉千回，誠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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