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特點和趨勢

原標題：2017年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特點和趨勢

2017年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特點和趨勢

——基於2017年《世界歷史》期刊雜誌的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世界歷史》期刊管窺2017年中國世界史研究領域的一些特點、趨勢及未來，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傳統史料的豐富性與「E考據」的欠缺；二是微觀史的復興需要大情懷、大視野；三是正在逐步打破「歐洲中心論」，構建全球史觀；四是史學家強烈的現實關懷以及對數字化轉向的重視度不夠。世界史學者應具有大胸懷、世界視野，把握時代脈搏，洞察發展趨勢，積極學習與應用現代的數字化技術，充分發揮新媒體優勢，打破「歐洲中心論」，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體系。

關鍵詞：《世界歷史》「E考據」「歐洲中心論」全球史微觀史數字化轉向

《世界歷史》是國內世界史研究領域惟一的專業學術期刊，基於這一期刊來分析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特點和趨勢，具有一定的參考性。2017年《世界歷史》共計刊發文章69篇，其中學術理論文章64篇。本文通過對這些文章的梳理與總結，試圖管窺中國世界史研究領域的一些特點和趨勢。

一、傳統史料與「E考據」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史學研究尤需注重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運用。對於世界史研究者而言，要獲取史料，需具備一些能力。一是語言能力，首先要懂得對象國的語言；二是獲取資料能力，要熟悉對象國的歷史、學術研究及其文獻資料情況，取得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1]

筆者所考察的這64篇文章在史料運用方面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傳統史料運用豐富，二是「E考據」欠缺。

首先，這些文章在運用史料方面頗為豐富，如《近代早期英格蘭國家檔案的編輯與散佚》[2]一文，通過分析沃爾辛厄姆的多種公務記錄冊、文件副本冊與公文手稿之旁註字跡，還原了伊麗莎白一世時期中央政務文書的原始分類與編輯流程；《社會政治與歷史書寫的互動》[3]一文在主流檔案缺乏同性戀史文獻的情況下，充分運用了社區檔案文獻和歷史項目、口述史項目、同性戀史網站等渠道中的多種材料；《警察日誌中的伏爾泰與啟蒙運動》[4]一文主要運用《戴梅里日誌》和通信集等材料，揭示了啟蒙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啟蒙運動、反啟蒙勢力和權力當局之間的複雜關係；《美國開國先輩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及其意義》[5]一文採用了皇家調查報告、議會法案、議會議事錄、地方史志、大學章程、時人評論、書信和傳記等文獻資料，等等。總之，這些文章利用官方檔案、個人書信集、口述史資料，甚至網路資源等形式多樣的一手和二手資料，以此構建出了堅實的素材根基。

其次，面對信息化和「E考據」的大趨勢，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卻稍顯滯後。筆者所考察的文章中沒有涉及「E考據」或大數據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現實情況。

「E考據」在史料運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有的學者已經認識到了「E考據」的獨特作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劍鳴認為，考辨和解讀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領之一。除了傳統的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史家還需要掌握歷史語言學、歷史語義學、語境分析、文本闡釋、對比分析、「E考據」以及其他多種相關的知識和技能。[6]吉林大學教授許兆昌指出，有了充分的資料積累，在實際研究與撰述時如何迅捷地找到所需史料，又成為令史學家頭疼的另一道難題。資料積累想「富」，資料查找想「速」，兩者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矛盾。但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徹底解決了這一難題。海量的數據存儲，還具有以秒來計算的查找速率，可謂既「富」且「速」。[7]在「E考據」實例方面，《18世紀德語歷史文獻的數據挖掘：以主題模型為例》[8]一文，將主題模型這一工具運用到「德語文獻檔案」收錄的1700-1800年間的文獻，在歸納、分析文本的主題後，對主題模型方法的有效性進行了評判，是國內少有的「E考據」實際應用方面的成功案例。

二、微觀史與大情懷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史料越來越豐富，獲取史料的方法也越來越便捷、迅速，這就使史學家有更多精力把眼光投放到「微觀」世界。德國史學家漢斯·梅迪克認為，微觀史最近的「復興」似乎已成為一種嶄新而卓越的史學發展。[9]

微觀史的復興與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勢相伴而生。一旦史學家陷入史料的無限之境而又無技突出重圍，就極有可能失去從整體上描述歷史的能力……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學科領域的話語權，史學家就必須藉助大敘事高揚人文情懷。唯大情懷者才能駕馭好大數據、利用好大數據，書寫出真正關注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偉大敘事。[10]

如何將微觀史書寫好，能夠使其微而不碎、散而不亂，這要求我們具有大情懷、大視野，在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使其巧妙互動起來。筆者所考察的這些文章中，微觀史方面的文章基本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從小處切口、從細處落筆，將文章做細做紮實，又不失歷史學者的大情懷，將小事件放到大歷史中，表現了宏大的歷史敘事主題。如《日本的「近代」與「近代的超克」之辯——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觀為中心》[11]一文，通過梳理丸山真男這一典型人物的近代觀及其對「超克論」的批判，揭示了「超克論」的歷史變遷與思想本質，嘗試勾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知識界近代觀的變遷；又如《英國詩人歷史學家西蒙茲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由〈米開朗基羅傳〉〈惠特曼研究〉引出的歷史思考〉》[12]一文，闡述了英國詩人歷史學家西蒙茲的《米開朗基羅傳》和《惠特曼研究》兩本著作，這是微觀切入，以此為基礎闡釋性格與文化的關係，進而闡釋西蒙茲的性格文化史，闡釋性格與政治史、性格與社會史等相互關係內容，抒發大情懷。

微觀史與大情懷相結合，如果再加上全球史觀，又會怎樣呢？梅迪克說，中國世界歷史研究所同行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道：「我認為，世界歷史存在於微觀歷史之中，一個村莊里發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義。」[13]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方向，有待學者們去開發。

三、打破「歐洲中心論」構建全球史觀

近年來，打破「歐洲中心論」逐漸在國內外史學界形成共識。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表示，歐洲歷史學家已意識到歐洲中心主義不再適用於當前國際形勢，他們在嘗試尋求突破。[14]在國內，隨著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地位和「絲綢之路」話題的討論，中國學者一直在試圖打破「歐洲中心論」，如《「絲綢之路」與13—14 世紀大不里士的興起》[15]一文，從「絲路」角度來討論伊爾汗時期大不里士城的興起與發展，大不里士城是古老的「絲綢之路」在蒙古帝國政治版圖下再度復興的直接產物，更使之成為亞、歐、非三大洲交往的重要樞紐，從而確立了它在中世紀世界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地位。

在國內外史學界，全球史方法正得到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的青睞。自1963年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出版至今，已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發展。據筆者觀察，這64篇文章除個別文章重點闡述某個國家（地區）的歷史外，絕大多數文章都從全球視野或區域視角來講述歷史，充分體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趨勢。如《亦真亦幻大秦國：古代中國的羅馬帝國形象》[16]、《漢唐時代華夏族人對希臘羅馬世界的認知》[17]、《高麗文宗「請醫事件」與宋日關係》[18]、《16世紀發生在西班牙的一場「印第安斯人」訴訟案——近代早期漂泊到伊比利亞半島的中國人》[19]、《明清鼎革後東亞文化共同體內各國的中國觀》[20]、《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對明清聖諭的吸收與改寫》[21]、《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對華宣傳塑造的美國形象》[22]、《天主教改革與「利瑪竇規矩」的興衰》[23]等8篇文章闡述了從古至今的中外交流史。又如《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24]、《沃倫·黑斯廷斯與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知識生產》[25]等闡述了英國殖民地的歷史。這些文章都很好地體現了全球視野下的國家間、各區域間的歷史，可以說全球史方法俯拾即是。

同時，我們也發現，全球史觀的構建還需要一個過程。從2014年開始，《世界歷史》每期目錄按區域分可分為歐洲史、美洲史、亞洲史等幾部分，且三部分文章盡量保持協調，這一做法可能是從形式上試圖打破「歐洲中心論」的有益嘗試。但是，從《世界歷史》2017年總目錄[26]各區域史的篇數來看，歐洲史21篇、亞非史14篇、美洲史4篇，單就數量而論，歐洲史依然超過半數。正如顧鑾齋教授所言：實現去歐洲中心論的目標任重道遠。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必須保持應有的理性和冷靜。[27]

四、現實關懷和數字化轉向

面對新時代的新特徵，世界史學者一方面目光敏銳、聚焦熱點，心懷強烈的現實關懷；另一方面，對信息化趨勢下史學的數字化轉向卻重視不夠，這一現象需要我們正視和考量。

「以史為鑒」、「開創美好未來」，史學家研究史學的目的就在於借鑒歷史經驗，建設更加美好的現實和未來。有鑒於此，強烈的現實關懷成為史學家的責任，主要表現在史家對環境史、醫療史、城市史、情感史等現實問題的關注。2017年《世界歷史》期刊同樣對此進行了關注。環境史方面，《「環境焦慮」與澳大利亞殖民地反華話語的構建》[28]、《文明進步的尺度：美國社會森林觀念的變遷及其影響》[29]、《法國城市工業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0]等3篇文章，從思想理論、治理環境污染等方面探討如何治理環境問題；城市史方面，《絲綢之路與13—14 世紀大不里士的興起》[31]、《米蘭－馬德里－墨西哥城——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城市網路》[32]、《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33]、《法國城市工業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4]等4篇文章，從絲綢之路、全球互動和比較研究、城鎮勞動力政策以及城市污染管制模式等不同角度闡述城市史；醫療史方面，《走近艾薩克·牛頓的瘋癲：人文與科學的多重闡釋與構建》[35]、《20世紀英國學校健康服務體系探析》[36]、《拜占廷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37]等3篇文章從醫療史角度從精神醫學史、學校健康服務體系、拜占庭醫學等醫療史角度敘述歷史；情感史方面，《〈薩利克法典〉「神話」與十六七世紀法國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傳統湯》[38]、《英國詩人歷史學家西蒙茲的性格文化史研究》[39]、《社會政治與歷史書寫的互動——美國同性戀史研究的發展與思》[40]等3篇文章，分別從女性角度、性格文化史和同性戀史角度闡釋情感與歷史的關係。這四類問題都是跨學科話題，歷史學家從歷史角度關懷現實問題，帶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和歷史責任感，給出了獨具特色的解決方案。

與強烈的現實關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史學家尤其是世界史學者，在面對當前各個學科都無法迴避的數字技術時，明顯還有拓展空間。當前，史學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恐怕就是史學的數字化轉向了。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顧鑾齋稱這一數字化趨勢為「一個新的時代」、「一場革命」以及是否意味著「史學的轉向」。數字化技術覆蓋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而且在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學術思想等方面引發了全局性變革，這是其他主題所無法比擬的。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已經開啟了歷史研究的新時代。[41]如何應對數字化轉向，也將極大地影響我國世界史研究的走向和未來。如前所述，筆者所考察的文章中並沒有刊載涉及這一趨勢的文章，雖然其他報刊對此問題有所涉獵，但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當前世界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尚顯不足。

史學的數字化轉向，給世界史學者帶了極大的挑戰和考驗。首先，古老的歷史學、歷史學家的職業將與現代技術融為一體，歷史學家出於工作的需要必須了解、研究數字化技術。這對許多人來說可能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懂數字化技術，即使有再好的歷史意識和邏輯思維，也難以進行歷史研究。[42]第二，新媒體和非職業歷史學家將給傳統歷史學家造成挑戰。新媒體的出現必然使許多愛好歷史的一般民眾、影視劇作家等非職業歷史學家從自己的視角解讀闡釋歷史，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歷史闡釋，勢必出現專業歷史學家與非專業歷史學者、大眾與專家的矛盾和衝突，這類似公共史學產生後歷史學所面臨的窘境，那麼怎樣才能既保證歷史研究的發展、歷史知識的傳播，又能夠維護和保持歷史學的客觀公正呢？歷史學家應接受希耶塔拉的建議，與媒體、記者、文化傳播者、非職業歷史學家展開合作，接受他們的諮詢，表達和傳播自己的意見。只有勇於面對和適應時代的變化，認識、學習和研究數字化技術，與新媒體結緣，才能化挑戰為機遇，迎來天高地闊的明天。[43]

綜上所述，在新時代如何高效使用史料、避免碎片化、結緣新媒體，是世界史學者要面對的挑戰。我們應具有大胸懷、世界視野，把握時代脈搏，洞察發展趨勢，積極研究現代的數字化技術，充分發揮新媒體優勢，打破「歐洲中心論」，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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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宣瑩：《近代早期英格蘭國家檔案的編輯與散佚》，《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55-68頁，http://sub.cssn.cn/sjs/sjs_sjjds/201802/t20180202_3837929.shtml。

[3][40] 曹鴻：《社會政治與歷史書寫的互動——美國同性戀史研究的發展與思考》，《世界歷史》2017年第6期76-88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7980.shtml。

[4] 石芳：《警察日誌中的伏爾泰與啟蒙運動》，《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105-120頁，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010.shtml。

[5] 王曉德：《美國開國先輩對「美洲退化論」的反駁及其意義》，《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4-22頁，http://www.cssn.cn/sjs/sjs_dqgbs/201706/t20170628_3562754.shtml。

[6] 《思潮辨析：史料運用的規則》，《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1日，http://www.cssn.cn/sjs/sjs_xsdt/201610/t20161011_3228854.shtml。

[7][10]許兆昌：《大數據時代史學更應有大情懷》，《人民日報》2018年01月29日16版，http://sub.cssn.cn/sjs/sjs_xsdt/201801/t20180130_3832714.shtml。

[8] 王濤：《18世紀德語歷史文獻的數據挖掘：以主題模型為例》，《學海》2017年第1期206-216 頁，http://www.cssn.cn/sjs/sjs_sxllysxs/201706/t20170622_3557532.shtml。

[9][13]（德）漢斯·梅迪克：《轉向全球？微觀史的擴展》，《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132-139頁，http://sub.cssn.cn/sjs/sjs_sxllysxs/201802/t20180202_3837660.shtml。

[11] 唐永亮：《日本的「近代」與「近代的超克」之辯——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觀為中心》，《世界歷史》2017年第2期59-72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7855.shtml。

[12][39] 周春生：《英國詩人歷史學家西蒙茲的性格文化史研究》，2017年第1期132-145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282.shtml。

[14] 曾潔梁犇孫婷婷：《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歐洲中心主義不再適用於當前形勢》，《中國新聞網》，http://www.cssn.cn/sjs/sjs_xsdt/201508/t20150822_2131018.shtml。

[15][31] 車效梅、鄭敏：《「絲綢之路」與13—14 世紀大不里士的興起》，《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30-44頁，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078.shtml。

[16] 龐乃明：《亦真亦幻大秦國：古代中國的羅馬帝國形象》，《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141-155頁，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8。[17] 張緒山：《漢唐時代華夏族人對希臘羅馬世界的認知》，《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121-140頁，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7。[18] 馬雲超：《高麗文宗「請醫事件」與宋日關係》，《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94-103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138.shtml。[19] 龔纓晏、胡剛：《16世紀發生在西班牙的一場「印第安斯人」訴訟案》，《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93-104頁，http://sub.cssn.cn/sjs/sjs_sjjds/201802/t20180201_3836000.shtml。

[20] 劉永連、劉家興：《明清鼎革後東亞文化共同體內各國的中國觀》，2017年第2期46-58，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1861915。

[21] 殷曉星：《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對明清聖諭的吸收與改寫》，《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45-60頁，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3339492。

[22] 王睿恆：《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對華宣傳塑造的美國形象》，《世界歷史》2017年第5期79-92頁，http://sub.cssn.cn/sjs/sjs_sjxds/201802/t20180202_3838202.shtml。

[23] 任婷婷：《天主教改革與「利瑪竇規矩」的興衰》，《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42-54頁，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1329927。

[24][33] 李鵬濤：《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世界歷史》2017年第2期31-45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188.shtml。

[25] 李士珍：《沃倫·黑斯廷斯與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知識生產》，《世界歷史》2017年第6期112-125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238.shtml。

[26] 《世界歷史》2017 年第1—6 期（總第242—247 期）總目錄，http://sub.cssn.cn/sjs/sjs_qkdt/201802/t20180202_3838217.shtml。

[27][41][42][43]顧鑾齋：《歷史學的走向和史學家的未來》，《世界歷史》2016年第1期4-9頁，http://sub.cssn.cn/sjs/sjs_xsdt/201607/t20160722_3131009.shtml。

[28] 費晟：《「環境焦慮」與澳大利亞殖民地反華話語的構建》，《世界歷史》2017年第4期87-98頁，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72914630。

[29] 付成雙：《文明進步的尺度：美國社會森林觀念的變遷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17年第6期50-62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347.shtml。

[30][34]肖曉丹：《法國城市工業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世界歷史》2017年第2期73-85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396.shtml。

[32] 朱明：《米蘭－馬德里－墨西哥城——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城市網路》，《世界歷史》2017年第3期29-42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449.shtml。

[35] 鄒翔：《走近艾薩克·牛頓的瘋癲：人文與科學的多重闡釋與構建》，《世界歷史》2017年第2期99-113頁，http://sub.cssn.cn/sjs/sjs_zmsyzts/201802/t20180202_3838495.shtml。

[36] 魏秀春：《20 世紀英國學校健康服務體系探析》，《世界歷史》2017年第4期18-31頁，http://sub.cssn.cn/sjs/sjs_sjxds/201712/t20171218_3783276.shtml。

[37] 鄒薇：《拜占廷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世界歷史》2017年第3期109-122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624.shtml。

[38] 湯曉燕：《〈薩利克法典〉「神話」與十六七世紀法國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傳統湯》，《世界歷史》2017年第4期60-73頁，http://sub.cssn.cn/sjs/sjs_dqgbs/201802/t20180202_38385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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