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導演上吊自殺，遺作卻在柏林獲獎，都怪這時代笑貧不笑娼？

2017年10月12日，一位叫胡波（筆名胡遷）的年輕導演、作家，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29歲的生命。

2018年2月，他的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在第6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獲獎。

一次死亡，一次獲獎，兩個事件疊加，引起電影業輿論場波動。

下面，是甜叔的看法：

關於胡波，我們知道的事實不多。

一是他自殺。

二是《大象席地而坐》獲得了柏林電影節費比西獎（國際影評人聯盟獎），以及最佳處女作獎特別提及。

三是就影片的最終時長，他曾和製片人王小帥發生過巨大爭執。

四，他大部分時間都很窮。

四件事實湊在一起，就有了一個商業社會逼死理想青年、理想青年終獲國際認可的故事。

並，刷爆了電影從業人員的朋友圈。

這意味著人們總算開始尊重理想、推崇個性化的藝術探索了嗎？

倘若如此，為何獨獨是胡波和他的《大象席地而坐》受到關注？張獻民先生這幾天弄出來兩個2017年獨立電影十佳片單，上面的影片，不會比《大象席地而坐》更少重要性，然而，關於這個個人評選的文章，卻也只收穫了區區幾千的閱讀量。

或者，費比西獎的含金量真的很高？

連柏林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都一年比一年冷清，很難斷定，一個外圍獎項又能有多大的影響力？

歸根結底，事情的引爆點還在胡波的死上。

以前，他的死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的死；現在，因為獲獎，他的死成了傑出青年的冤死、枉死、含恨而死。

不知該高興還是傷感。

在嚴肅對待電影的華人獨立電影人當中，極少數能在國際上獲大獎，大部分都也只能獲得些中不溜的獎項，要麼出現在類似於張獻民先生的十佳片單上，或者只有死，才能讓他們進入大眾的視野。

當然，假若胡波知道他在爆款文里是如何被討論的，他可能不會那麼著急選擇去死。至少，不死，就不會被人像那樣噁心討論。

從有限的事實當中，是推不出來胡波是被人、被社會逼死的。

唯一值得探討的是王小帥的態度是否恰當。

此時，如果一味要求製片人不應干涉導演創作，其實就忽視了電影工業的事實。

這中間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道德律令可以遵循，博弈，才是製片人和導演一直以來的關係真相。

我們可以想像，當王小帥面對著那個他覺得很糟很爛的長版本，他負責任的態度可以是什麼樣的？除了要求刪減之外，他還能怎麼樣？

如果他有錯，便錯在措辭太過火，手段太不近人情。

現在，長版本《大象席地而坐》獲了獎，就彷彿把王小帥有眼無珠的罪名給坐實了。

實際上我們尚無力分辨，究竟王小帥是對的，還是胡波是對的。這隻有將兩個版本都拿出來比對一番才成，而且就算是比對了，想來也不一定會有一致的觀點。

胡波之死是悲劇，倘若這死真的和他與王小帥的爭執有關係，那是因為他們兩個並不是一對合適的搭檔。

拍電影，要找一個審美一致、全力支持你的製片人很必要，也著實不易。然而，倘若要求百分之百的投契，很多電影或許根本都不會走到立項這一步。

電影，是一門務實的藝術。

無論決定投身電影是否來自於一種理想衝動，當一位導演、編劇真正開始著手創作，面對的永遠是一些具體而微的事情。

怎樣觀察生活、怎麼搭建故事、怎樣表達想法、怎樣設計分鏡頭、組織什麼樣的團隊，乃至，怎麼和製片人打交道。

最重要的，認清自身的能力和界限，千方百計將電影拍出來。

這一切都和理想沒有任何關係。堅定的自我主張、強勁的行動能力，才是一個電影創作者的必備素質。而理想，傷害創作。

要求自我成為理想中的自我，要求外界按照自己的理想來運行，要求作品一定要成為傑作，導致內疚、怨忿、拖延，一旦理想碰壁，又會造成嚴重的自我懷疑。

我想，當一個人真正走上了嚴肅的創作之路，他的腦子裡就不會再想著理想。理想是外界加在藝術家頭上，從而將藝術家和他人對立起來的一個居心叵測的標籤。

有了這個標籤，就有希望打造出爆款文、爆款書、爆款電影。

在日常語境中，它常常意味著對一個人的定性、侮辱，後面不時會捎帶著規勸。而當它致力於製造熱點時，它勾起人的自憐情緒，促使人們對某種不存在的事物產生認同。

保持著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的創作者們，多是一些務實的人。

這種務實，當然說的不是金錢至上。它完全可以是一種安貧樂道的務實。

比如，認定了要拍專註自我表達、不討好觀眾的藝術電影，那就不去指望通過影片牟利。沒有產生社會影響，也許會有一些情緒波動，但很快也能藉助於理性調整過來。至於說糊口、生存，勢必要尋找一條別的什麼途徑。

這種務實的根本，是要敢於承擔自己所做選擇的後果。它與那些將理想掛在嘴上的投機家們背道而馳。

從來沒有人說，嚴肅創作是一條比較容易走的路。

胡波的紅，是好事嗎？

倘若他還活著，這肯定是好事。因為，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在為下一部影片籌集資金時，會更容易些。但，這紅，卻與他的表達能達到的高度無關。

真要較真，紅不紅、獲不獲獎，和藝術沒有絲毫關係，因此也就談不上該為之高興還是傷感。

當絕大多數的藝術家們都默默無聞的時候，我們不該怪罪時代。因為是藝術家們自己，站到了大眾的背面。倘若真有一個大眾對藝術普遍接受的時代，那或許藝術便不再是藝術了。

最後再說個細節。

當年有個恐怖片找胡波做導演，他該不該接下這個活兒？

無論接不接，這個選擇都和他的節操無關。

接了，可以拿到一大筆錢，也許會讓他在《大象席地而坐》的創作中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像拍了《性、謊言和錄像帶》的索德伯格，就研發出一套一片為商業、一片為藝術的交替拍片模式，國內的獨立電影人不是不可以借鑒。

不接，可能是因為接了就會傷害創作。

比如，他不得不在恐怖片里說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話，或者，片方對他的控制會讓他無法容忍，以及，拍片會擠占他獨立做藝術思考的時間。

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需要用務實的思維去回答的選擇題。理想若是在此時插手，不僅全無益處，而且會蒙蔽人的雙眼。

這是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

毋寧說，這是個牌坊多到能把人淹死的時代。

要從事藝術，就得丟下牌坊，擺脫節操和理想的束縛，用一雙務實的眼睛，去解決實際的問題。

文 | 甜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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