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很多的悲劇，都源於非要用別人的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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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朋友圈裡在流傳著一個悲傷的故事。

四個月前，也就是去年的10月12日，一位窮迫潦倒、並且覺得自己的才華得不到認可的年輕導演，在樓道間上吊自殺了。今年的2月23日，他的遺作，也就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一部片長近4小時的電影，獲得了柏林電影節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論壇單元）。

需要說明一下的是，這個獎不是柏林電影節頒發的，和張藝謀的《紅高粱》、李安的《喜宴》、王全安《圖雅的婚事》這樣的獎項不一樣。這個獎，不隸屬於電影節，是在電影節頒獎之前由國際影評人協會頒發的，但是也具有相當的分量。

很多電影節上都有這個費比西獎，比如我非常喜歡的電影《鋼的琴》，就曾經獲得過台灣金馬獎的費比西獎。

這尊獎盃，和那位四個月前自殺的導演，鑄就了一個巨大的悲劇。

於是有很多煽情的作者，開始挖掘他自殺前的種種抗爭和不幸，描述了一位為了藝術理想和投資方爭鋒相對的鬥士，惹得很多人開始咒罵「笑貧不笑娼」，開始哀嘆「藝術抵不過金錢的腐臭」，開始絕望這是一個「理想跪在地上磕頭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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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這篇文章，我也挺悲傷。作為一個導演，沒能親眼看見自己的作品獲獎和上映，這可能是他有限的人生中最大的遺憾。

我沒看過他的這部近四個小時的遺作《大象席地而坐》，所以我無法評判這部電影我是不是喜歡。從他和投資方的較勁來看，他對這部電影是傾注了很多心血的。

抱歉，我只能這樣說了，並沒有對這位導演以及他的作品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

但是這場悲劇的根源在哪裡？說到底，還是錢。

投資方覺得，錢是我出的，我給錢是因為看中你的才華，是想讓你用你的才華來幫我們大家一起掙錢，現在你已經偏離了這個最基本的目的了，我們投資的錢要打水漂了，這樣做是不行的。

年輕導演覺得，這是我的作品，就應該按照我的想法來進行，你們雖然是出錢的，但是不能控制我的靈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實現自己理想的機會，我必須牢牢把握住，這是底線。

一個要市場，一個要理想。當理想和市場不能重合的時候，悲劇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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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這個世界上很多的悲劇，都源於非要用別人的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不管那些文章把投資方描述得多麼的冷血、多麼的殘酷、多麼的摧殘藝術家的夢想，我都認為他們是無可厚非的。他們沒錯，包括被點出名字的王小帥在內。他們的錢不是撿來的，他們都經歷過追求理想的階段，他們也終於認清了這個現實：

要想百分百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得百分百靠自己的錢。

如果你不能保證百分百靠自己的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那麼你先去掙錢，掙到足夠的錢的時候，再來聊你的理想。

什麼叫理想，我覺得理想就是你自己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匯總之後的具象反映，是你長期奮鬥的目標，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血氣方剛，更不是要證明什麼。

真的，如果你的理想足夠的堅定，可以保證很多年都不會改變、甚至不會發生偏轉，你非要這麼火燒火燎地著急著實現它做什麼？

而且，是在你沒有能力實現的情況下非要去實現。

我覺得，這不叫堅持，這叫犟，或者說，這叫執拗，甚至叫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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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年輕的導演就這樣活活把自己逼到了絕境，他說，他打車的時候跟司機聊天，說自己身上只有三千塊錢。

很多人把這件事當成他堅持自己理想的一種證明，但是請原諒，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驕傲。一個成年人，在正常的環境下用合法的手段養活自己，是最基本能力的一個體現。

他不是沒這個能力，也有投資方找他拍片，據說還是「花大價錢」，但被他斥之為「狗血商業片和恐怖片」，他放棄了這些機會。

我不知道拍過恐怖片《異形2》和商業片《阿凡達》的詹姆斯·卡梅隆怎麼看待這句話，但是我知道，這位年輕導演的心裡是歧視商業的，他寧願不掙錢，也不願去觸碰商業這條他認為骯髒的紅線。

但是他自己卻又那麼渴望用一筆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樣的心態，不釀成悲劇，那才叫不正常。

真的，哪怕是你罵我對逝者不尊重，我也要說出這句話：

這位導演身上發生的，是一出徹徹底底的悲劇。但這只是發生在某個具體的人身上的悲劇，請不要把這個悲劇上升到否認甚至唾棄商業化的高度。

沒有商業化，絕大部分的理想，都只能變成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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