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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教育年羹堯、隆科多玩皇權,把他們玩死,康熙和乾隆都不是對手

清代理學名臣李紱曾稱:「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剝去這話褒揚阿諛的成分,也有其真實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諸帝中將中央集權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後的各項新政,無不蘊含集權題義: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權、打擊皇二代同時瓦解朋黨、誅殺權臣以回收權力、整頓吏治高唱反腐、興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養心殿西暖閣書寫了一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儘管下聯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顯然上聯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

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樹立絕對權威,要樹立絕對權威,政制設計與政治鬥爭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管轄,實際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駁」(輔助皇帝處理奏章)之權。與此同時,雍正向各地陸續派出巡察御史,以處理地方政事,監察地方官員。削弱科道官的諫議權,加強都察院對地方官員的監察權,這都有利於強化皇權。此外,雍正還向地方派遣「觀風整俗使」,這是他個人的發明創造。觀風整俗使主要職能是「查問風俗,稽查奸偽」,實質則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於皇權意識形態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權於己的又一大創舉。早先,地方官員向皇帝報告,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經過通政司進呈,因此是公開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閱的私密奏摺。到雍正時代,先是地方督撫獲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權力,跟著提督、總兵、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也獲此資格,發展到後來,一些微末之員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許密摺奏事。通過閱覽密奏並硃批回復,雍正直接處理大小政務,乾綱自此專斷。密摺奏事制度鼓勵告密,於是又成為雍正控制官員的一種強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設立軍機處,事實上取代名存實亡的內閣,雍正遂獲得了兩千年皇權歷史上最為集中和獨斷的權力。

雍正對制度的諸端設計,無非是欲圖權力運用更為得心應手。但要真正獨攬大權,他還必須應對強硬的挑戰對手———曾與之激烈爭奪嫡位的「皇二代權貴集團」。

即位之初,考慮到穩定因素,加以此時個人絕對權威尚未樹立,雍正對自己最大的政敵、八王允禩沒有下手打擊,反而崇爵優待。但對其他皇二代他就沒那麼客氣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於遵化,發遣九王允禟於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 於京城。雍正的做法招來不少非議。比如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就公開上書,要求皇帝「親骨肉」,雍正沒有冒火,反而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表姿態。但轉過背,他私下對另外的攻擊者卻大動雷霆,說你們再嘮叨,我就要發飆了,要「啟朕殺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軍事強人年羹堯、內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資本漸漸厚實,開始「大刀向皇二代頭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頒布《御制朋黨論》,聲稱朋黨各侚其好惡以為是非,結黨譏訕朝政,是為不忠,干擾君主視聽,妨礙政策執行。朋黨之間互相攻訐,則干預了君主用人權柄,導致太阿倒持。這篇文章可視作「雍正語錄」的發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團結黨,進而向允禩集團發起猛攻。經過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誅」,九月,允禩也死於禁所,這個經營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團,終於徹底垮台了。

雍正對權臣的先扶後滅,糅雜在打擊皇二代集團的過程之中。他對權臣年羹堯、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為鞏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壓迫皇二代集團,隨著後者的式微,權臣的名位漸高,羽翼漸豐(比如年羹堯進京,直隸總督都要跪迎;年羹堯、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員,且不經奉請,任意銓選,以致人稱作「年選」與「佟選」——— 隆科多系滿洲鑲黃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脅。於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擊年黨,列年羹堯大罪92條,賜其自殺;四年,又指使諸王大臣議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兩年後,隆科多死於禁所。

早先,雍正對年羹堯與隆科多的寵愛可謂極致。他給年羹堯說:「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總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實慶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間,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對白。雍正也曾大讚隆科多是「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推崇備至。但年羹堯與隆科多這兩位權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後,終雍正一朝,再無權臣出現。

對付權臣之外,雍正還必須整肅所有官員群體。反腐是個突破口。即位僅一月,他就指示戶部全面清查錢糧。稍後,更在中央設立會考府,對各部院的錢糧奏銷進行全面查考。會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駁回改正部院錢糧奏銷96件,戶部庫銀也被查出虧空250萬兩,由涉事各級官員賠償150萬兩,剩餘則由戶部逐年彌補。雍正反腐力度很大,從上到下,不論高級官員還是貴族精英,都不得寬貸。有郡王因賠償虧空而在大街上甩賣自己的家用器皿,還有郡王被查抄家產。地方官員因虧空被罷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計其數。以致社會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說法,《永憲錄》記,人們打牌,把和牌都稱作「抄家胡」。

雍正整頓吏治,有為民生的考慮,也有加強皇權的考慮。反腐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重新劃分官僚版圖,清算政治異己,還可震懾多數官員,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從。

雍正集權的最後一個手段,則是借文字獄以統一思想。

年羹堯案牽出汪景祺、錢名世兩樁文字獄案。汪景祺是個頹廢草根文人,有點像現在的網路水軍,大寫肉麻詩讚美年羹堯,結果獲罪。翰林院編修錢名世則是體制內的公知大V,也因為與年羹堯過從甚密而獲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腦袋懸在市內,卻饒了錢名世一命,只是號召400多名京官寫詩罵錢名世,開展大批判運動。

隆科多案牽出禮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獄案,是要在高級官員中統一思想,教訓他們必須站好隊、跟對人。瓦解科甲黨人又牽出監察御史謝濟世文字獄案,則是要在文教與組織系統內整風。工部主事陸生柟《通鑒論》文字獄案,雍正更親自上陣,寫了4萬多字的上諭,對前者的觀點一一批駁。這種手法,雍正在日後的生員曾靜、張熙文字獄案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他親制的《大義覺迷錄》,頒行全國學宮,要天下士人都學習「雍正精神」,不得遊離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外。

儘管極權在握,雍正的13年統治生涯,卻未必是快樂的。他與兄弟斗、與權臣斗、與整個官僚系統斗、與天下士人斗,似乎無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後卻鬱鬱寡歡、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藥中尋找慰藉,並極可能因此而殞命。「王者是一條孤獨的不歸路」,誰說不是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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