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與德國的國民性 下
希特勒與建築師Albert Speer，1934年
一戰的失敗，帶給德國的，不僅僅是戰勝國加在這個國家身上的物質重負，更多的是導致它心理上的失衡。《凡爾賽和約》通過有關戰爭罪責的第二百三十一條款，有意地羞辱德國，這使當時就形成了一種「憤怒的民眾團體」，在期待著一位領袖人物和引路人的出現。希特勒利用了這一情緒和三十年代初持續上漲的憤恨，在全國各地控訴這一危機，同時又竭盡全力去激化這種危機。沒有人像他那樣懂得去利用《凡爾賽和約》，利用處處瀰漫著的受人侮辱的情感，使它們成為發動整個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幫凶們，想要克服由戰勝國帶來的「屈辱」，並收回老的疆界，卻沒有理解希特勒有關戰爭、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更為遼闊的龐大帝國的長篇大論背後真實的想法：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間，要去佔領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疆域，是一種對空間的渴望，是一種貪得無厭，他要在人口稀少的地區來一場「魔鬼的傑作」。
為了這個慾望，希特勒給這些想法注入思想的酵素：世界生了病，種族受到了毒害，為了「拯救地球」要進行徹底的屠殺和血液的更新，他們應該堅定不移地遵從歷史的使命，去佔領廣泛的區域，去滅絕所有的「劣等種族」，建立一個種族的烏托邦。他奉行一種種族上的達爾文主義，對任何道德、宗教和人性都要進行幸災樂禍般的攻擊，並且要以鎮壓、奴役和「按種族進行土地重劃」為目標，對其他「劣等種族」發起攻擊，直到最後留下一片焦土。這種怪異的宣傳與世界上已有的所有規則決裂，使人們成為這個政治宣傳機器的犧牲品。
而希特勒又特別缺少超越個人的責任感，他帶著一種史無前例的以自己為中心的想法，把國家的安危與自己的一生等同起來。他自己也承認，他只是個賭政治的賭徒，押上了「所有的東西」，但輸了個精光。可怕又可悲的是，他押上的，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所有的東西」，還有一整個國家。這個輸光了的賭徒，只想著在留下大片廢墟的巨大痕迹後消失，從未關心過狂熱追隨著他的這個國家人民的存亡，他傲慢地把自己一手造成的難以忘記的打擊看成是一種功績，至於留下什麼後果，他根本不去操那個心。
這種宣傳是如此的成功，以至於自希特勒開始，到戈培爾、克萊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數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護衛隊員「和被包圍在柏林的無數殺紅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個同樣的想法，即生命已無足輕重。他們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在明知戰爭結局已定的前提下，還在已垮台的帝國廢墟上繼續戰鬥。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會造成在帝國陷落的最後時刻，仍舊有那麼多人死去。守衛柏林中心地區的部隊絕不只是絕望和順從地迎著死神而去，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在最後幾天的戰鬥中他們已經得到了補償，他們深信所有的東西只有通過捐軀和滅亡才能真正成為世界上的偉大之物，他們感到在這具有世界性歷史意義悲劇的最後一幕中，自己理所當然地應成為參與的一員，死亡，甚至成為一種責任。
這已成為德國人的典型特徵——至少是一種思維痕迹。長期的哲學傳統，用零亂的理論宣告了」德國人負有走向極端主義的世界歷史使命「，並稱」英勇的悲觀主義「是日耳曼民族的遺產之一，從海德格爾的」有勇氣面對一無所有的恐懼「，也可以推導出殊死抵抗背後的原因。在走向窮途末路的這座城市的廢墟上和地下室里，所有激烈、損失慘重的戰鬥的參與者們，以一種從未見過的超乎尋常的高昂士氣戰鬥著，隨時準備付出生命，用」生存或死亡「這迫近的危機感製造出的高漲熱情，使最後的死亡成為一場血與火的慶典，在毀滅中，獲得一種任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滿足。
希特勒帝國告終時，混亂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歷史上從來沒有充滿如此眾多的矛盾、瘋狂和戲劇性。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說戰爭已經輸掉了，可地下避彈室的軍官們，沒有一人把這話當真，他們絕望地勸說他，要他把毫無意義的戰爭進行到底。在希特勒自殺後，沒有一名高級軍官打出白旗投降，相反，他們隱瞞「元首「的死訊，為的是拖延幾個小時，繼續抵抗到底。這種順從異乎尋常，也不負任何責任，他們的思想被禁錮於希特勒的瘋狂世界，從不知道恐懼，又被訓練得過分惟命是從，即使在希特勒死後，他們也不敢偏離希特勒定下的路線，而是順著慣性，繼續向毀滅的深淵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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