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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自殺的意義

法國作家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一開首就說: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

一般人的自殺可以說是人向曖昧的世界的無意義性邊界所發起的一次最後衝擊。既然生沒有意義,那麼,主動選擇的死就是有意義,其意義就在於它畢竟維護了某種信念的價值。但是,詩人的自殺卻是對這種最後發動的衝擊的否定。通常的自殺是依據於某種信念,它認為世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詩人的自殺卻不依據於某種信念,否則他就不會自殺。因而,詩人的自殺不再是依據某種信念所發起的最後衝擊,而是因對信念的徹底絕望而發出的「求援的呼籲」。

自古以來,自殺就成為人向曖昧的世界發起最後衝擊的本錢。在與世界的賭博中,人彷彿能驕傲地高喊:活著沒有意義,死總是有意義的。似乎這樣一來,人就超出了動物的受動狀態。

自殺的能力證明,唯有人才是萬能的。因為神想自殺卻無法辦到。人能自殺,是神給予人的最大恩賜。

這種能力到後來被演繹成了人的意志力的最高表現。

這就是人的自決能力的頂峰,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謂的「理性的自殺」。意志力所依據的信念把意志自身推到極端,而這一極端(自殺)反過來也把信念推到了極端。信念成了自殺的根據和目的。事實上,正是信念為了個體的人提供了世界的某種價值意義。這些意義和價值的體系最終決定著人的生死存亡的意義。信念不是抽象的東西,它總是具體地體現為個體對世界的態度。

人類的信念並不是隨心所欲地提出來的,也不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拋棄和變更的,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最基本的信念,這就是儒家的天道觀念與道家的超脫觀念,注重知識和理性的Hellenism(希臘精神)和注重救贖的Hebraism(猶太——基督教精神)。

從此,有自我意識的人們為之而生為之而死。

世界的意義在於絕對的形而上學之道,凡用國家、道德、仁義等形而下的僅有相對意義的形態來侮辱絕對意義的形態,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們的信念已經把意志力提高到這樣的程度:為了自己的信念敢於否定自己的生命。

與此同時,這種本質關聯有為另一個與此對立的現象多少抵消了,這就是與自殺相對立的行為:殺人。

人類的文明,無可否認地是伴隨著自殺和殺人的歷史成長起來的。歷史理性主義以歷史發展不可避免血和火為理由(這種理由當然值得審查),把「從裡到外浸透著整個地球的人間血淚」(陀思妥耶夫斯基語)輕而易舉地就一筆勾銷了。好像人類歷史的進步完全有理由以二律背反為代價。科學理性和技術文明的進步也並沒有消除甚至減少這一現象。相反,文明越發展,自殺的槍聲越頻繁,殺人的技巧也越精明。

在這兩個不同的文明世界中,自殺和殺人都曾發展到自己的頂點:根據信念理性地自殺,根據信念合理地殺人。這不僅逼迫現代人承認,人性並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改善多少,在人的天性中仍然還有一個黑暗的罪惡的淵藪;而且迫使我們懷疑,所有現存的信念——傳統的也好,衍生的也好——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絕對可靠的。

在這種普遍的懷疑精神中,詩人自殺了。詩人死於對信念的徹底絕望。

於是,虛無信念在詩人中理直氣壯地產生了,它以敢於荒誕和拒絕任何價值真實的新的信念來作為拒絕自殺的理由。

但實際上,虛無信念不僅不能挽救詩人於自殺的境地,相反卻使詩人更加陷入絕境。詩人正是死於信念的毀滅,徹底的價值虛無當然不是問題的解決。

自西方在十九世紀進入全面的科學化的時代之後,對自殺現象開始了超價值判斷的「客觀的」科學研究。最突出的方法就是精神病學和實證社會學的探討。

精神病學家把自殺歸結為精神反常,歸結為精神分裂的衝動。這種對自殺問題的徹底了結等於什麼也沒有解決。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有精神分裂。

實證社會學家的研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克姆的《自殺:社會學探討》一書,曾名噪一時。從而,研究自殺,重要的不是作為個體的個人,他的動機和思想,而是影響自殺的百分比發生變化的那些不同的社會環境狀況。

按杜爾克姆的見解,自殺行為從實質上說是個人根據社會的文化要求和規範、人類生活及其價值方面的觀念而作出的一種故意的自覺行為。

隨著這種實證定量分析的合理化,關於世界中事物和事件的意義問題被排除在外了。

根據古希臘宗教傳統和猶太——基督精神傳統,現世形態的世界本身沒有意義可言。意義僅存在於一個柏拉圖式的本質領域之中,存在於上帝的神聖存在的懷抱。

但是,人活在現世形態的世界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本質之域或上帝提供的樂園之中。現世生活的嗜欲使人離開了本質之域,人的妄自尊大使人背離了上帝,現世的放任生活是以人背棄價值本源為代價的。同時,人又不能忍受在一個 沒有意義的現實世界中存活,向現世世界索取意義就成了人的本質衝動。

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現世世界中沒有意義可言,不得不在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義。自殺因此而產生。自殺者本身就體現了這種悖論。

超脫主義哲學力圖通過取消人們向現世世界索求意義的本質衝動來解決這一悖論。莊子哲學和東方佛學都有這種意圖。

世界本身的確無意義可言,但世界的虛無恰恰應該是被否定的對象。必須使虛無的現世世界充滿意義。這正是詩存在的意義,正是詩人存在使命。詩人存在的價值就在於,他必須主動為世界提供意義。

詩的語言使生存的世界中的語言發生了一場翻轉,從而把人引入對整體的世界意義的期待之中,使個體從日常的現世世界的虛空中進入充滿著意義、恩典、溫暖的現時狀態。

詩人是懂得世界沒有意義的人,他們與常人不同之處首先在於,他們是通過主動賦予世界以意義來向世界索求意義的。

詩的這一切成就必得有兩個基本的前提:一是我們確實肯定有絕對價值的存在,二是詩人確實對這些絕對價值具有某種忠誠的信念。

當代俄羅斯傑出的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沉痛地回憶到二十年代以來自殺的幾位一流俄羅斯詩人時說,他們「對自己表示絕望,拋棄了過去,宣告了自己破產,認為自己的回憶已經無用。這些回憶已經不能接近這個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內在的連續性遭到了破壞,個人結束了。也許,不是出於恪守決定,而是由於忍受不了那不知屬於何人的煩惱,忍受不了沒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這徒然的、令人絕望的期待,而最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詩人自殺表明他自己與自己過去的信念之間的關係徹底決裂了。

既然沒有神聖的絕對價值來源,總得找出新的觀念來取代被摧毀的價值。廢黜了思辨理性,也許歷史理性是最好的替代品。於是,歷史規律成為哦哦了絕對的價值真實,在歷史規律之外,沒有永恆的真理、正義、愛,所有價值都不過是歷史的環境的產物。歷史的行動就是絕對價值本身。

歷史規律是絕對的,真理和價值是相對的。沒有任何真理和價值能夠逃避歷史的條件,當然也就消除了超歷史的真理和價值的存在。否棄了超絕神聖的永恆的超歷史的真實性,否棄了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永恆的超歷史的本源,人們就再也找不到真理和尺規去據以判斷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中所提出的相對的價值和真理。歷史說明一切,證明一切。歷史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理性可以理直氣壯、問心無愧地踩碎每一顆柔弱的心靈。

在價值的徹底毀滅中,詩人內心被一種巨大的苦惱所糾纏,這就是克爾凱戈爾所說的絕望感。

但是,絕望感不等於厭世感或虛無感。絕望感堅持價值的真實的意義,它像是對彷彿永遠不要想得到任何解答的問題的追問,這就是對世界的無意義性的永遠不可能消解的焦慮和操心。

自殺的詩人究竟對哪些價值和意義真實產生了懷疑?

屈原曾有很高的人生抱負和人格理性。他的價值信念首先在於個體的道德人格和情操的完善。

另一方面,這種道德人格的完美理性又是與歷史形態中的國家的價值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個體人格的完滿實現在屈原看來只能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完成。

從理論上講,個體人格理性(善)超逾於國家的歷史意識形態之上,它具有超歷史的永恆價值。歷史形態中的國家卻並非必然體現了正義和完善。把個體人格理想盲目投注於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也就把國家形態偷換到絕對價值的地位。然而,歷史形態中的國家真的具有絕對的價值意義嗎?屈原的自殺尖銳地提出了這一問題。

法國作家馬爾羅說過:「人活著可以接受荒誕,但是,人不能生活在荒誕之中」。同樣,詩人可以接受絕望感,我們甚至還可以說,絕望感是一種確證,它提供給詩人一種景觀,排除盲目、偏狹、迷拜和無意義的犧牲,賴此確立真實的信仰。

節錄於《拯救與逍遙》 劉小楓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編輯 | 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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