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推導運動學三定律的時候，康熙乾隆們正在做這件缺德事

清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康乾盛世」。這種觀點在史學界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今天，大多數人持此觀點。

但在同一時代，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相繼發生，牛頓已經寫出了成名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工業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

再看清朝，為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仍在大搞愚民政策，嚴格控制文學作品，大興文字獄，保守估計200餘起。

康熙時期發生了兩起較大的文字獄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後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於庄廷瓏。庄廷瓏想寫一部《明史》留名於世，於是就買來同鄉朱國禎的手稿《列朝諸臣傳》，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補寫了崇禎朝的事迹，就刻印發行了。

被罷官的原歸安知縣吳之榮看到此書後，到莊家中敲詐不成，便向將軍松魁告發。凡校書、刻書、賣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餘人，死者妻子大都發配邊疆。

《南山集》案起於戴名世。戴名世收集明朝史跡，編寫了一部《南山集》，有許多人作序，捐資刊印，刻版寄藏於方苞家中。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發戴名世妄竊文名，私刻文集，具有濃厚的反清意識。戴名世被凌遲處死，族皆棄市，凡作序捐資者一律絞死。

整個案件牽連人數多達幾百，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餘人。後來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喪命。

雍正年間最大的文字獄案是呂留良案。呂留良是清初著名的道學先生，地方官多次舉他為官，他始終不肯出山。後來削髮為僧，死於康熙二十二年。

呂留良的著作中，下筆行文毫無顧忌，尤其對康熙時政指斥頗多。呂留良死後，曾靜派弟子張熙到呂留良家中求呂氏遺書，後因二人意圖謀反，被雍正抓獲。

雍正傳命浙江總督，查抄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等人家藏書籍，連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師審訊。

後來呂、嚴親族16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婦女幼童發往東北邊疆為奴。但是，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因故逃脫，據說後來要了雍正的命。

乾隆時期也有許多文字獄，比較有名的是胡中藻詩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為內閣學士，作了一本《堅磨生詩集》，極力頌揚鄂爾泰，攻擊張廷玉。

乾隆從胡中藻詩中摘出許多句子，進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腸論濁清」一句，說作者故意把「濁」字加於清朝國號之上。

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時所出試題，內有「乾三爻不像龍說」，說：「乾隆及朕的年號，龍與隆同音，這顯然是有意詆毀於朕。」

結果胡中藻被抄家，判為凌遲，後改為棄市。鄂昌賜死，連鄂爾泰的靈牌也撤出了賢良祠。

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遊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

乾隆大怒，下旨徹查，案發後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1778年，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

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嚴酷的文字獄,使知識分子們時常感到朝不保夕。為了逃避現實,知識分子紛紛鑽入故紙堆,以寄託情感。

這就進一步導致，康乾時期的科學技術發展十分緩慢，清朝跟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直到1840年一聲炮響，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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