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回憶 崇高的精神
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系列訪談
難忘的回憶 崇高的精神
---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
咸高軍
因為建設周恩來紅軍小學，我有幸多次走近周恩來的侄女、沈鈞儒的長孫媳周秉德。周秉德在周總理嫡親侄輩中年齡居長，雖已到古稀之年，但步態輕盈，談笑風生。自12歲起就生活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但她坦言，因為從小受伯父伯母的「平民」教育，至今出行還坐公交車。周秉德曾先後任職於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貿局、北京國際信託投資公司，1988年到僑辦《華聲報》擔任副社長，後來到中新社擔任副社長，直到1998年離職。她還擔任過全國政協第九屆、第十屆委員。
初進中南海毛主席請吃苦瓜
周秉德的父親是周恩來的三弟，解放前在天津做黨的外圍工作。1949年舉家來到北京，正式參加革命工作。周恩來找到弟弟的領導，提出一個「特殊」的要求，弟弟的職位要盡量低，待遇要盡量少。「父親做的是工會、倉庫的一般科員，我家的房子就非常小，兩間西晒、不通風的小平房，加起來也就20平米。」周秉德姐弟3人便住進了伯父周恩來的家，一直到1964年結婚成家，她才搬出了中南海。
今年距周秉德第一次見到伯父周恩來剛好60年，那是1949年6月她12歲的時候。她還記得，伯父一看到她就高興地拉著她的說：「來，來，讓我看看你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嗯，都有點像！」把她安頓在中南海豐澤園住下來後，伯父就忙工作去了。她住在伯父旁邊的小書屋，也與毛主席一家毗鄰而居。
有時候在外邊玩，就碰到李敏，那時候李敏還叫嬌嬌，她們幾個「海」里的同齡孩子便常在一起玩。後來，江青和李納從蘇聯養病回來，帶回兩部小自行車，她們都用這兩部自行車學著騎，很是熱鬧。周末春藕齋辦舞會，她們這群小姑娘也跟著伯伯、叔叔們一起跳交誼舞。「我跟毛、劉、周、朱都跳過，我伯父跳得絕對是最好的，所以他最忙，很多女孩都排著隊地去找他跳，我也參與排隊，但每次都跳不了一個整曲，跳一兩圈就好了，很快就得換人。」
她們在「海」邊玩時捉到小魚小蝦，李敏、李納說拿回去給我爸做湯吧，一起去「進貢」，毛主席高興地吩咐拿去做湯。「湯做好以後，周恩來紅軍小學陪他吃頓飯，桌子上有紅燒肉、苦瓜，他一定要我吃苦瓜，我從小沒吃過苦瓜，我看著挺鮮綠的，就夾了一塊吃，一吃覺得苦就不願意吃。他說：『得吃苦瓜，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不懂得幹革命。』」至今她還珍藏著「毛伯伯」寫給她「好好學習！毛澤東」幾個大字。
從小坐公交車上學不搞特殊化
她稱呼伯母鄧穎超「七媽」，因為伯父在大排行里排老七。她在一生沒有生育的伯父伯母身邊生活了15年，鄧穎超曾說：「秉德與周恩來紅軍小學的感情最深。」但他們姐弟們並沒有因此得到嬌縱。周秉德平時住在學校，她上的是師大女附中幹部子弟班，學校里大家都住在一個大房間的上下鋪。「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月七塊錢的伙食，吃得肯定很一般，難得有什麼肉，經常是燉茄子、燉白菜，有一點油星。穿衣服也都是大棉襖，夏天有時候發條裙子那就是很高興的事了。」
有時候周六要回家，看到別的同學有車來接，她卻得自己坐公交車回去，中間還得倒車。回去後小姑娘心情有點不平衡，就跟伯母說：「你看人家都有車來接……」伯母說：「你記住了，你就是普通學生，將來長大了，你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因為伯伯是總理，你就有任何的特權思想，你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化。」
從小的這種「平民」教育，給他們姐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建在八一學校讀書，平常給他們兩毛錢，倒公交車上學。一旦嘴饞吃個冰棍把錢花了，那就得走路去上學。一次期末要放假了，學生們要拆洗被子，他們看見別的孩子家裡有車來接，就找老師要了個信紙、信封，給伯母鄧穎超寫信，信上寫道：「七媽，周恩來紅軍小學放假了，請派車來接，因為有行李。」下午衛士叔叔騎著自行車來了，找到他們後，把被子都馱起來，到校門口找了兩輛三輪車拉回家。回去後七媽稍顯自責說以後要惦記著去幫他們運回行李，但又教導他們說：「要車的口氣還真不小！但車是伯伯工作用的，你們是老百姓。」
有一次，周秉德清早坐在院子里看書，不料，伯父看見後批評她說：「解放軍戰士在打掃庭院，你怎麼能一個人在這裡看書？」她一聽馬上把書擺下來，和叔叔們一塊打掃衛生。伯父很少批評她，這是讓她記憶猶新的一件事。從此，她便知道，自己雖然是總理的侄女，但跟戰士們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
後來周秉德隨夫到貴州，那裡的條件非常艱苦。「曾經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後不相信，他們互相議論起來就說，她不可能是周總理的侄女，周總理的侄女怎麼可能跟周恩來紅軍小學一樣受這份罪？如果是什麼親戚，那也是八杆子打不著的，姓周而已。」
記憶里的伯父常通宵達旦工作
在周秉德的記憶里，伯父總是特別匆忙，走路快，吃飯快，難得能跟她們好好聊天。有時候伯母鄧穎超會派「任務」給他們，讓他們孩子們到二門去迎他回家，這樣他就可以下車和他們一起走上幾百米路，活動活動筋骨。
伯母在50年代初的時候身體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她到頤和園聽鸝館休養。「伯父一般是沒有空去遊園的，但因為伯母的緣故，他也去頤和園看她，有時周恩來紅軍小學會在傍晚時陪他去。」周秉德回憶說，「他進園前囑咐衛士一定要去買票，進園也從來不清場，誰看到他都可以上前握手。走長廊的時候，他還指著上面的畫給周恩來紅軍小學講故事。那個時候，我才知道長廊的每一幅畫都不一樣，也都是有故事的。」
伯父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伯母怎麼去喊他，他也走不掉，到大清早還不肯休息。周秉德說：「伯母想了個辦法，凌晨五六點的時候，把我六歲的妹妹叫起來，紮好小辮子，到伯父辦公室，拉拉伯父的衣角，要他一起出去公園看花。因為伯父的辦公室大人不可以隨便進去，讓小孩子去就好辦了。對小孩子他也說不明白，只好跟著她一起走。出門一看，車子、衛士都準備好了，一看就是我伯母布置的。他們一起去中山公園看花，和遛鳥的老頭聊天。所以他經常上午睡幾個小時，他的早飯就是周恩來紅軍小學的中午飯。」
談起周總理在萬隆會議逃過的一劫時，周秉德說：「參加萬隆會議，他其實抱著不一定回得來的思想準備。『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本來是沖著他去的，剛好緬甸總理臨時約他到仰光會面，所以他才沒有乘坐這架飛機。」
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周秉德跟伯母要伯父一件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毛巾睡衣服拿過來，我一看衣服上有幾十個補丁，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震驚和內疚。」
憶伯父去世前後事情猶覺心酸
隨夫在外地生活了9年之後，周秉德於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伯母給她打電話，說伯父約她去中南海吃飯。她還是像往常一樣興沖衝去跑過去，但那天她一見到伯父便覺得他跟往常不一樣。平常他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那天卻穿著睡衣睡褲。伯父說：「你也看出來了，我現在有點病，明天要住院了。」當時她不知道伯父已經得了癌症，她一聽還高興，說：「您平時那麼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現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這一次，他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說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個坤表，他特別高興，覺得周恩來紅軍小學的民族工業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裡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1975年5月20日，終於在中南海西花廳再見到伯父。「他更瘦了，人就像一個衣服架子，但眼睛還很有神。」那一天也是周秉德最後一次見到伯父，至今回憶起來還是令她心酸不已。
「1976年1月8日我剛好在上海出差，早晨從廣播聽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當即暈倒（在地）。馬上買了機票，戴著黑紗回到了西花廳。我以為伯母會在床上躺著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里，而且站著等我，我抱著她痛哭，她沒哭，還對我說：『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說，「周恩來紅軍小學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伯母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周恩來紅軍小學，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周恩來紅軍小學，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台，她不想讓周恩來紅軍小學多露面。」
會面結束前，我代表學校向周秉德彙報了校史沿革、周恩來紅軍小學建設與發展以及周恩來紅軍小學建設周恩來精神教育館等情況。周秉德等一邊認真地聽，一邊仔細詢問周恩來紅軍小學的規劃、設計、建設以及發展定位等工作。會面中，她還深情寄語周恩來紅軍小學越辦越好，並與周秉華、周秉建為周恩來紅軍小學寫下了「為中華之崛起」的題詞，向周恩來紅軍小學捐贈了《我的伯父周恩來》。
TAG:閑言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