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長期趨勢

開工大吉

地球上第一次出現了國王、獨裁者、大祭司、皇帝、大臣、總統、總督、市長、將軍、元帥、警察總監、法官、律師，以及囚犯、地牢、監獄、刑罰和集中營。在國家的監管之下，人類第一次學會了如何鞠躬、奴顏婢膝、下跪叩頭。

從許多方面看，國家的興起便是世界從自由向奴役的墮落。但將城市和國家的出現想像為將曾經獨立的實體聯合成為更大的實體，就像多細胞有機體的進化過程一樣，也許不無裨益。

「生態龕」

農業地區人口密度逐漸增加，為最早的城市和國家提供了人口的和物質的原材料，而逐漸增長的擁擠程度則提供創造國家的巨大動力。

但是地方共同體是自願結合在一起的嗎，抑或被迫結合在一起的嗎？答案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某些個人不斷向大自然索取資源，正如他們的祖先從前所做的那樣，這時又有一個統治階層出現了；他們開始通過操縱影響力、財富和權力的網路而從同類那裡索取資源。

人類社會變成了一個精英們從中索取所需資源的「生態龕」。社會多層次分化，處在底層的人剝削自然，而處在上層的了一個精英們從中索取所需資源的「生態龕」。

社會多層次分化，處在底層的人剝削自然，而處在上層的人則剝削那些剝削自然的人。這些變遷在人類社會內部創造了一個新的「食物鏈」，其中精英以及他們所剝削的人之間的利益分化無疑部分地解釋了複雜社會結構的出現。

但是，就像共生現象一樣，剝削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毫無疑義的。就像非人類世界的捕食行為一樣，它可能多少具有野蠻的形式。

正如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所觀察到的那樣，「從長遠看，最殘酷的捕食者，就像最可怕的致病微生物一樣，由於殺害了它們的犧牲品而毀滅了自己。受到抑制的捕食行為——攻擊而不殺死或者攻擊而緩慢地殺死——乃是進化過程中一再出現的主題。」

在許多物種里，都存在著向更高級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轉化的歷史，雖然在我們最近的近親大猿那裡並不明顯。我們看到，單細胞如何首先結合成為鬆散的結構疊層石或者海綿，最終形成像我們人類這樣的多細胞有機體，在這種多細胞有機體中，不同的細胞有著不同的分工，各自都依賴於整個團體平穩運行的功能。

多細胞有機體還能夠結合成更大的共同體。就像一群羚羊，形成大型的然而單一的群體；有的也能夠形成極為複雜的群體。許多群居性昆蟲，如螞蟻、白蟻和蜜蜂，生活在密集的共同體裡面，其成員實際上是依賴於更大的整體。

它們的環境（就像在現在大城市裡面一樣）主要是由該物種的其他成員以及它們所創造的結構組成。在最複雜的共同體裡面，如白蟻群，個體變得極其專業化，整個共同體要有效地運轉，就需要某種形式的交流和協調。

個體通過目光、接觸以及交換某種稱為信息素的化學物進行交流。發展出了某些日常規則以解決擁擠、污染和個體間的衝突。於是集約化、等級制度就出現了。

集約化

向自然界索取資源的新方法轉變為新的複雜結構層，意味著開發並管理新的能源。通過更加集約化的技術而產生新能源。

構築能夠管理這些巨大的源源不斷的能源流的社會結構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最終產生了我們稱之為國家的協調機制。

向新的複雜結構層的轉型經常有賴於積極的回饋機制——一種變遷激發另外一種變遷，再激發第三種變遷，反過來又增強了第一種變遷，如此循環往複。這種因果鏈在轉入更大、更複雜的社會結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將人口、集體知識以及技術創新聯結起來。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和密度逐漸增加，信息和商品交換網路的規模和多樣性也隨之增加，由此刺激了集體知識的發展。在這些大型網路中可能發生學術上的共同作用，激發新的更為集約化的技術，從而能夠養活更大的共同體。

這個回饋之環加快了創新和增長的速度，這便解釋了為什麼農業的出現可以視為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轉變。

以現代標準看，變遷的速度是緩慢的，但是以舊石器時代的標準看則是迅速的——與非人類世界的遺傳變化相比更是突飛猛進了。在農業出現以後的數千年里，在非洲—歐亞大陸和美洲兩個世界區發明了若干種新技術，其累積性後果提高了動物馴養的技術。

等級制度

財產和權力不平等的出現更多的提高生產能力的技術，以及更大、更密集的共同體為國家的出現創造了前提條件。

不平等出現的證據隨著資源的增加，人類社會不得不首次面對處理剩餘產品的任務，剩餘產品的控制和分配提出了全新的問題。而且其分配很快就變得不平衡了，由此出現了權力和財富的梯度。剩餘產品開始供應享有特權的專業人士（主要是男性）：工匠、商人、武士、祭司、文書以及統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梯度的等級制度是多麼地具有諷刺意味。因為與農業革命有關的生產能力的提高，原則上提高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平均生活標準。而現實卻有所不同。

在複雜社會裡的物質財富卻傾向於自我堆積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形狀。

隨著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人類就像白蟻一樣，發現自己需要組織和協調行動的方式。但是這就意味著要將權力讓與組織者，而組織者就利用這個權力為自己獲取與他們控制的共同體一樣多（有時甚至更多）的利益。

甚至在最成熟的早期農業時代的共同體里——例如在小亞細亞的恰塔爾·休於，其鼎盛期在大約公元前6250——公元前5400年，黑曜岩貿易橫跨許多地區，人口達到4000—6000人——在財富方面沒有發現存在重大差別。然而，人們的喪葬方式有了細微差別，考古學家認為這種差別是人口密集增加的最初反應：有等級差別的氏族的出現。

隨著共同體規模的增加，親屬思想和基於此種思想的社會機制達到極限。再也不可能想像由4000人組成的共同體是一個家庭。但是也可以通過假設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是來自一個共同祖先，以便維持某種鬆散的親屬意識（這個祖先是神話的還是真有其人並不重要）。

權力和控制的新形勢

基於准許的權力我們如何解釋在大型農業共同體里財富和權力的梯度逐漸加劇呢？人類學家已經證明，在小型游牧共同體里，人們一般都會抵制任何個體試圖獨自掌握凌駕於共同體之上的權力。

對村社共同體的現代研究以及考古學證據均提示我們，特定的全體或者個體是通過哪些步驟開始控制他人的勞動和資源的。

在許多人類共同體里，權力和資源均自願屈服於受人信任的領袖。我們可以稱此為基於准許的權力，或者自下而上的權力。然而，在大型共同體里，領袖們能夠使這些不斷增加的資源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從而創造出新的權力形式來強制至少一些被他們所統治的人。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權力，或者自上而下的權力。

實際上，所有國家都依賴於這兩種類型的權力，這兩種權力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儘管如此，從基於准許的權力過渡到基於強制的權力，還是有一個清晰的歷史的和邏輯的發展過程的。

在沒有國家機構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可以訴諸暴力，因此此種暴力並非控制民眾或者資源的可靠方式。但是為什麼農村共同體願意將某些對他們資源和勞力的控制讓與受到信任的領袖，還存在許多其他理由。

而其中的邏輯與白蟻群的邏輯是一樣的。隨著共同體的增長，新問題出現了，必須找到集體性的解決方法。農業的、經濟的以及宗教的活動必須更加認真地加以協調；內部紛爭必須予以制止；與相鄰共同體的衝突必須得到調停。

有效地處置這些問題經常是生死攸關的，因為一旦失敗就意味著饑荒、疾病和戰敗。但是它們又不能分別通過每一個家庭而得到解決，因此在代表性的權威那裡，各個家庭都有自身的利益。

總之，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願意參與構築一道簡易的公共堤壩，將剩餘資源集中在部落或者宗教領袖掌管的水庫里。

早期紀念性建築

美索不達米亞南方烏魯克的「白色神廟」

公元前第四個千年晚期

全新世早期的技術能量創造了新的技術，產量得到提高，能夠養活更大更為密集的居住人群。這些技術包括林農輪作、次級產品革命和灌溉。隨著共同體規模增長，它們所要面對的管理難題也逐漸增多，共同體發現必須將管理的權力賦予精英階層。

起初，統治者的治理得到臣民的主動贊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需要控制大量的資源；在大型的共同體里，這些資源使得統治者能夠創造更具強制性的權力。

因此，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時候，最早的城市出現了，同時國家也出現了，這些都沒有什麼奇怪的。國家標誌著新的共同體的誕生，沃爾夫稱之為「收取貢賦」的社會。在這些共同體里，精英階層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來掌控剩餘的資源。收取貢賦的社會是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上最強大、最常見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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