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女德班」，卻不可不要「女德」

導語：這裡所說，當然不止於女性道德，而是包含了男性在內的兩性應該共有的道德。

作者：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

恕我孤陋寡聞，不知道近年來竟有「女德班」事件發生。網上搜尋，始知「女德班」是某些民間培訓機構開辦的，目的是要養成女性的責任和身份意識，恢復其女性特徵，使其一言一行都能恪守傳統社會為女性修身、守節而制定的種種女誡、閨範、婦道和規則。

我由此想到發生在20多年前的一幕鬧劇。那年，北京有家雜誌社出了個題目讓讀者回答：開放的中國還需要淑女嗎？據說，面對攝影記者拍回來的大量照片，人們不得不「痛悼淑女時代的完結」。

這兩件事，相隔大約20多年，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全都表達了對於當下「女人不象女人」的不滿和怨忿。區別當然也有，前者首先是由男性發起並主導的，以「尋找」為其基本訴求，隨後得到女性響應，促成了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開啟了新一代女性自覺的自我認識、自我設計、自我評價、自我創造。其中固有男性對女性的期待，而更多的倒是女性意識擺脫傳統男性的糾纏和影響，疏離於國家意識形態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的最初成果就在於，女性們終於發現，她們有權將自己對於美的看法和自己的美展示出來。

後者卻更像男性女性之間發生的某種利益交換，以「女德」為價值取向的「再造」工程，把男性對女性的佔有慾表現得如此瘋狂和露骨，倒是近百年來很少見的。而女性的加盟與合謀，使得這種訴求看上去彷彿來自女性自身。無論是 「女德教母」的諄諄告誡，還是「怎樣做億萬富翁太太」的現身說法，都昭示著其用心的庸俗卑劣。對她們來說，「女德」不過是個幌子，而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逆來順受，絕不離婚」相標榜的所謂原則，也只是為了享受不勞而獲的物慾和虛榮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有評論指出，「女德班」的走紅，說明當下社會存在著一種「剛性需求」。且不言「需求」者為男性還是女性，只是此時此刻竟這樣提出問題或提出這樣的問題，已足夠說明民間對於道德潰敗、價值迷亂、規範失效的茫然與困惑。人們選擇傳統「女德」作為女性身心「再造」的資源，固然與當下的傳統文化熱不無關係，但也不能說沒有藉此收拾世道世風的用心。

不過，這裡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即經歷了百餘年來婦女解放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1世紀的民眾，能在怎樣的程度上接受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女德」？換句話說，即便女性重新擁有了「女德」，是否就可以改善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呢？對此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很顯然，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不能由女性單方面負責，而更多的應由男性來負責。這樣說也不盡然，事實上，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是由多年來政治鬥爭對家庭倫理的破壞造成的，是家庭倫理政治化帶來的惡果。社會政治革命既以思想文化、家庭倫理革命為前導，結果是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而思想、文化、道德、倫理先陷於絕境，乃至崩潰。這是當下中國的真實處境，不獨家庭倫理為然。人們這樣做，或許是針對歷史教訓的矯枉過正和劫後補償，可惜，女性的問題不僅不能因此得到解決，還可能使其處境變得更加糟糕。

其實，「女德」絕非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它是傳統家庭（家族）倫理的一部分，是以傳統家庭（家族）的存在前提的。自從中國革命以來，家庭（家族）首當其衝，遭受的破壞最深刻亦最徹底，最極端的口號便是「消滅家庭」。如果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遑論家族）已不復存在，那麼，維繫家庭或家族的倫理道德自然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夫權、父權既被打倒，婦女也已獲得獨立、自由，此時再來標榜「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逆來順受，絕不離婚」，豈不是無的放矢、白日做夢嗎？又如欲造一座空中閣樓，沒有現實基礎，也是造不起來的。如今，女德班在社會上已經淪為一場鬧劇，一個笑話，就是這個道理。

從現實的角度看，「女德」固然沒有前途；但如果歷史地看，又很難否認其價值的存在。「女德」被污名化，只是近現代以來西風東漸的後果之一，古代中國對「女德」提出質疑的，亦只有李贄、俞理初等極個別的幾位學者。最便捷的方式是把「女德」簡單化為對男性的服從，在這個問題上，當年批判「女德」的人和今天吹捧「女德」的人倒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把女性無條件地服從男性作為「女德」的核心價值觀，而兩性關係亦被理解為尊卑有序，男女有別的從屬關係。這種認識或基於現實生活中女性孱弱無助的處境，然而，也未必不是出於近現代以來西方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的某種理論預設，其中既有合理性，亦有片面性，絕不足以全面地反映中國歷史上兩性關係的真相。

在這裡，有必要重新認識和理解在中國奉行了二千多年的「女德」，以及傳統女性對「女德」的實踐。《禮記》是一部專門輯錄先秦時期各種儒家禮儀的文獻，其中已有女子出嫁之前必須「教以四德」的記載。而所謂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和婦功。到了東漢，才女班昭曾作《女誡》七篇，對「四德」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把「四德」教育的範圍從貴族女性擴大到平民百姓的女性，進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規範女性言行的主要標準，從日常的坐卧起居到接人待物、迎來送往；從說話的分寸到廚藝女紅；從衣著顏色到神情儀態；可謂事無巨細，一網打盡。

然而，如今的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者，絕不會接受「四德」對女性的束縛和限制，她們會認為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對女性的歧視和羞辱，是女性悲劇性命運的根源。但沒有接受過近代以來自由、平等權利意識啟蒙的女性似乎不這樣看。

前不久讀《朱安傳》，其中寫道，朱安嫁給魯迅前，曾由家人「口授」《女兒經》，一字一句教她背誦。《女兒經》是流行於明清之際，專為女子編寫的蒙學教材，是「四德」的具體化、通俗化。朱安雖不識字，但多年後，《女兒經》里的許多詞語她還能講得出來。儘管人們異口同聲地將魯迅不能接受她的原因歸結為這個女人的頑固、愚昧和落後，將她一生所遭受的苦難歸罪為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可她卻始終恪守「女德」而不悔，認為自己是在盡一個女人——媳婦和兒媳的本分。

很顯然，公正地認識、理解、評價朱安這類「舊」女性，就像重新認識和理解「女德」一樣，是非常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幾乎不知道她們在想些什麼？生活中都有哪些感受？如何才能聽到她們的心聲？看到她們的內心世界？她們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被歷史塵埃所湮沒而不留痕迹。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特別感謝《朱安傳》的作者，她的耐心、膽識和智慧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如果不是她在浩如煙海的魯迅研究資料中頑強、仔細地搜尋、爬梳、整理，不放過絲絲縷縷有價值的材料和線索，並在此基礎上，小心、謹慎地建構起朱安鮮為人知的人生軌跡，我們怎能「聽到」朱安開口說話，「聽到」這位隱身於一代知識精英背後，長期失語的傳統女性的心聲。

像朱安這樣恪守「女德」的舊女性，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平民百姓中的且不論，知名的如嫁給胡適的江冬秀，嫁給張恨水的徐文淑，雖境遇不同，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但絕不反對盡一個女人的本分。她們都不能說是完人，然而，她們儘力維護家庭秩序的和諧、穩定，做了她們應該做的和能夠做的。這是考察兩性關係的另一角度。

在中國古代，兩性關係並不完全表現為對立的主從關係，也被認為是陰陽互補、琴瑟和諧、各盡其本分的有序關係。班昭在《女誡》中就曾這樣說過：「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這個「一」，就是「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古代中國處理兩性關係，嘗以陰陽相生相剋之原理為哲學基礎。我見過一幅漢畫像磚的圖案，伏羲和女媧是以平行的體位，互相纏繞在一起的。這是古人對陰陽二元交合之生殖模型的形象表達，體現了陽的定律的男人需要女人——陰氣的載體，以便在後代身上完成自我，使之永存；體現了陰的定律的女人也需要男人，以便讓陰陽交感，從而懷孕。

山東武氏祠堂東漢畫像石伏羲女媧像

這種男女雙方相互需要的陰陽交感，實現了「道」的生生不息，故有「一陰一陽之謂道，端之所以造，自夫婦也」的說法。而陰陽的相互作用則導致了宇宙恆久的變化和更新，陽衰則歸陰，陰盛則轉陽。後來，這一思想體現在著名的太極圖中，左半邊表示包含了陰的萌芽的陽，右半邊表示包含了陽的萌芽的陰。這種思想從根本上說明了宇宙的混沌狀態以及由混沌分裂為男女並形成新的性別秩序的可能性。這意味著傳統家庭倫理總是傾向於肯定男女在各盡其本分的基礎上互為依存，互為補充，而很少強調一方與另一方對抗和鬥爭。

話扯遠了，我們還是回到「女德班」的話題上來。無論主辦者動機如何，我斷定他們不會看到有一天「女德」重新中國女性的行為準則。理由很簡單，百餘年來的社會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以及伴隨這場革命的婦女解放運動，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女德」可以生存的土壤，沒有女性願意把自己的身心交付給束縛其自由舒展的「女德」，不僅女權主義者、女性主義者，以及把自我實現視為生命的女強人不會同意，即使整天把「女德」掛在嘴邊，到處傳授「怎樣做億萬富翁太太」的女人，也不會同意。

然而，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女德」不能被今天的女性所接受，固有其現實性，或曰實然性；但「女德」在今天還有沒有應該存在的理由或可能性，卻表現為應然性。很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斷，所謂進步與落後、求新與保守、獨立與依附，這些對立範疇的存在，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並不簡單的人和事做簡化處理。其實，人類世界遠比我們的想像要複雜得多。魯迅被尊為新文化的旗手，啟蒙運動的主將，但他不能先啟蒙了身邊的妻子、母親，使其覺悟，則不能不使人想到啟蒙的局限。啟蒙者既高處不勝寒，被啟蒙者亦對啟蒙有望洋興嘆之感，雖身在咫尺，卻以為高不可攀，遠不可及。

我們承認歷史的進步不可阻擋，但人類合理的應然性亦不容否認。由此想到歷來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和處置，是不是有點匆忙和性急？現在看來，將其一股腦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做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商榷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有時並非必然，其中總有或然相伴相隨。自上個世紀初女權運動在中國的興起，家庭關係的漸進變革最終演變為一場兩性戰爭，夫權婦權，非此即彼；男人女人，你死我活。於是，夫妻情分不在，家庭陷於分裂，男女不守本分，乃至於引發家庭倫理潰敗，兩性秩序渙散，這一切都是把政治革命思維注入到家庭關係變革中所得到的惡果。

前面提到，有評論把「女德班」的走紅，看作是當下社會存在著的「剛性需求」。而所謂「剛性需求」，表達的正是當下社會對女性失「德」的不滿，以及對恢復「女德」的某種期許。不過，道德倫理的繼承是一個太大而又相當複雜的問題。全盤繼承既不現實，部分繼承是否可能？換句話說，「女德」固有束縛女性精神，強化女性義務，剝奪女性權利，貶低女性人格，使其完全從屬於男性，成為男性附屬品的「平庸」的惡，但具體到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態度端莊、不苟言笑，衣著儉樸、不好妝飾，謙讓恭敬、以禮自持，不道惡語，和睦家人等，未必不該成為當代女性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尺度。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於對歷史虛無主義將全盤否定傳統文化遺產的擔憂，馮友蘭曾提出過「抽象繼承法」，強調精神、理念超越具體的歷史、社會環境的可能性。他認為，如果不能將傳統的根本精神和理念，與其派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嚴格區別開來，則任何傳統的繼承都是不可能的。按照馮先生的說法，某些傳統家庭倫理有時是可以從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抽象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卻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實。這裡所說，當然不止於女性道德，而是包含了男性在內的兩性應該共有的道德。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