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好公民？
「為公民乾杯！公民萬歲！」面對嬉笑嘲弄而亂鬨哄的底層逼迫人群，身陷巴士底獄的路易十六，淡然地舉著杯子，眼睛無光地瞅著這些昔日草民，很無奈地跟著一遍遍說出這句話。電影《絕代艷后》直觀地再現了這一場景。
拿著武器棍棒的民眾，喊著精英灌輸給他們的「公民」，就以為獲得了盧梭式的「完全平等」，從此，萬惡的舊社會就會猶如「末日」般地徹底消失，人性原初的 「自然和善」就會得以重見天日，那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烏托邦新社會便像陽光普照一樣永遠溫暖人間。是罪惡的外在社會遮蔽了和善的人性，是拋棄了一切傳統與律法的新社會恢復了人的自然本性。
這是典型的盧梭式邏輯，也是典型的法國-大陸式啟蒙運動的邏輯，更是18世紀末開始，直到19世紀以至20世紀一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和一系列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社會改造運動的思想邏輯。
其實，這是人性一元論的哲學邏輯。這一邏輯支撐了文藝復興時就起始的那種一切回歸自然的浪漫主義運動。也許是羅馬天主教遮天蔽日的僵澀禁錮歷經了太長時間，迫使一批接一批的意氣風發的文學藝術家與哲學家到原野中尋求啟發和真理，去反抗宗教的極端壓抑。然而，脫離現實的作家們最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不僅在田園想像的悠哉游哉中放縱著自我，還要求民眾也跟隨他們那浪漫想像的節拍，尤其是，他們還要用他們閉著眼睛想像的圖景來徹底改造世界。
好的社會必然產生好的個體，是這種人性本善的一元論核心。如果人心變壞，那不是個體的責任，而是外在世界墮落敗壞的結果。過多的習俗、傳統、律法和制度，扭曲了人性，限制了人的本能與潛力。人的一切本能與慾望，都是正當甚至美的，正如尼采一再歇嘶底里所喊到的，不僅不應該控制，反而極盡其擴張，是謂人性解放！凡是鼓吹這一邏輯與哲學思潮的，在近三個世紀里均被標以「自由」和「進步」。
被這種邏輯與思潮所極力批判的，是至少兩千多年裡流行的古典—基督教精神，那種以個體罪為基礎的哲學邏輯，至少在西方世界是這樣的。帶有原罪的人性，要想得到救贖，必須克已、謙卑、勤勞、節制，注重內心建設，尊重習俗和傳統，遵守律法。只有有了好的個體，才可能有一個好的社會。社會的敗壞，首先是人心變壞的結果，個體的責任不可推卸，不能一味推給習俗、傳統、歷史和外在社會制度。個體的不如意甚至不幸，不能只從外在世界找原因，更不能將一切歸罪於他人與社會，而不去自省。
盧梭式邏輯的結果，是不加選擇的感傷主義和人道主義。一邊喋喋不休地哀嘆自己的不如意，一邊咬牙切齒地憤怒於外在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將傳統與他人的良好境況視作個體不幸遭遇的所有原因。持這類邏輯的精英分子，往往以公平正義的「激憤者」形象面世，對一切都是抱怨、不滿和批判，恨不得一夜之間將現存社會「推倒重來」；那些深受這類思潮影響的普通個體，常常以「受害者」的心理面世，在一味的感傷抑鬱之中，仇視周圍的一切，狹隘而又偏執，有的甚至走向傷害他人——無論境況好於他的人還是差於他的人，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其實，不管是持有這一邏輯的精英還是普通者，無不是打著同情和感傷幌子的最自私卑劣者。這一邏輯最終帶來了個體內心不加節制的放縱擴張和恣肆狂妄，不是導致連連殺戮的一系列革命，就是走向自我毀滅。
盧梭式邏輯，在盧梭之前就存在，只不過在盧梭那裡得到了集中顯現和闡發。後繼發揚者，更是層出不窮。19世紀的淑本華，帶有悲觀色彩的哲學映象出了不加節制的感傷主義肆恣。接下來的尼采，更是將盧梭式自然主義的本能與擴張慾望，發揮到了極盡狂妄的地步。看看吧，尼采對酒神與日神的極力崇拜，對自然本能的宣洩式肯定與頌揚，直到聲肆力竭地大喊「上帝死了！」，最後到無所不能無所不往的「權力意志論」，哪一個不是盧梭式邏輯的極端演化呢？在他面前，沒有任何習俗、傳統、歷史與制度的空間，從來也不曾有過內心的鬥爭與建設，節制與謙卑根本就不在尼採的詞典里。問題是，不能不說，尼采哲學帶來了一個極盡擴張的國家社會主義，最後演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培育出了狂人希特勒，並由其挑起了世界大戰。
尼采之後呢？現代主義運動，連同這一運動中的「進步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仍然是浪漫主義田園想像中的慾望擴張和內心不加節制的反映，盧梭式邏輯仍然在當代世界發酵，甚至支配著人類的意識、觀念和行動。
古典—基督教式的邏輯呢？並未消失。即使是在盧梭時代，英國哲學家柏克（1729-1797年）在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中，彰顯著與盧梭式田園想像相對立的道德想像。即使到了20世紀，哈佛大學的白壁德教授（1865—1933年）秉持人性二元論，在對盧梭發起持續性批評中，強調了人性原本帶有的惡和罪，重拾狄德羅的「洞穴中的鬥爭」，主張個體應在節制、謙卑之中自省並進行內心建設，倡導古典—基督教精神的回歸，進一步光大柏克的道德想像力，豎立起了新人文主義的旗幟。在白壁德看來，只有當一個個個體首先完成了「低等自我」向「高等自我」的過渡，一個社會也才能完成同樣的過渡，相反的邏輯永遠不成立。起碼的標尺是，只有一個個體帶著自省的心態不斷取得內心建設的進展，才可能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個好公民。一個社會的良序，首先是一個個個體不斷注重「洞穴內鬥爭」和內心建設的結果，然後才是外在制度激勵與約束的結果。無論如何，一個好的公民既需要內心的節制約束，也需要外在律法制度的規約。沒有一個個好的公民，哪來一個好的社會？
好人與否，或者個體的好壞，首先是就私人領域而言的。公民，則是公共領域的存在。先是個體的實在與自我建設，才有集合體的存在與良序。如果在私人領域裡不注重個體的規制與內心建設，僅僅由「臣民」改稱「公民」，並不能帶來一個社會的共和與良序，個體也不能獲取真正的自由與幸福。這也就是為什麼那些高喊「公民萬歲」的法國民眾並未在大革命的硝煙中等來一個盧梭式「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還是記住柏克的典型精闢闡述吧：
「除非在某個地方有某種控制意志和慾望的力量存在，否則社會就無法存在。並且內心的控制越多，外部的自由也就越多。放縱的人無法獲得自由，這一點已經由事物的外部構造所決定。他們的情感造就他們的煩惱。」[1]
（寫於2014年5月18日）
[1]大衛.候弗勒，《白壁德與美國當代保守思想》，載美國《人文》雜誌社和三聯書店編輯部編，《人文主義—全盤反思Humanitas:Rethinkingit all》，中譯本，第16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
作者介紹
袁東，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曾供職於財政部國債司和金融司，以及閩發證券公司、中國銀河證券、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中再資產管理公司、中船產業基金、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發展基金，2013年11月開始參與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2016年起曾擔任亞投行首席司庫專家和亞投行高級研究員。袁東教授在經濟領域深耕多年，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見解獨特，已公開出版《中國證券市場論——兼論中國資本社會化的實踐》、《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中國發展與全球格局》等專著15部，主編4部，合著2部，譯著1部，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在一般報刊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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