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的識人術

戰國時期，魏國是第一個崛起的大國。戰國七雄中，魏文侯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封建經濟，後來秦國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

魏文侯在位49年，特別善於識人用人。在他的領導下，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很多學者認為，這一現象標誌著官僚政治開始逐步替代貴族政治。

內外都「人和」

魏國的崛起是有多種條件的：就「天時」而言，當時秦國還在沉睡，齊國國君大權旁落，楚國內亂不止，魏國四周無強敵；就「地利」而言，魏國橫跨黃河南北，領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中原區域；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於，魏文侯在開國後數十年中積極作為、勵精圖治。

先說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於三晉結盟，營造和平的環境。韓國和趙國幾欲開戰，皆到魏國借師，魏文侯採取了和事佬的態度。《資治通鑒》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開始韓趙都不滿於魏國，但得知魏文侯是希望兩國和平友好，「皆朝於魏」。魏國促成三晉的結盟，因此成了盟主，「諸侯莫能與之爭」。

在內部的「人和」上，魏文侯首先通過改革化解矛盾，同時注意識人用人，儒法並用。

戰國的改革自三晉始，而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悝（音同虧）為相進行變法，史稱李悝變法。其宗旨是富國強兵，「盡地力之教」，鼓勵墾田。李悝頒布的《法經》指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古代「盜」主要指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罪犯，「賊」主要指傷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的重刑罪犯。這句話的意思是王道政治最緊急的要務是懲治「盜」和「賊」，強調要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以求國內安定和睦、百姓安居樂業。

《法經》曾被商鞅帶到秦國，成為商鞅改革的起點。《晉書·刑法志》中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的序言中寫道：「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若想務實，用於治國實踐，就不能沒有法制的手段。漢代以後號稱崇儒的政治家（唐太宗）、政論家（賈誼）莫不如此，其源頭則出自魏文侯的老師李悝。」

誰更適合擔任國相？

《史記》和《資治通鑒》都記載了一則軼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悝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覺得誰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悝沒有指出具體人選，而是講了講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用人要細緻地觀察他的行為：看他平時跟什麼人親近，富貴時跟什麼人結交，顯赫時保薦誰，困頓時何事不為，貧窮時何利不取。「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的人選了，何必徵求我的意見呢？」李悝說。魏文侯大喜道：「先生回去吧，我知道該選誰做國相了。」後來，李悝的這套識人術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是：一、行勝於言；二、人以群分。

李悝剛從魏文侯那裡出來，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徵求您的意見，結果選了誰啊？」李悝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馬上變了臉色，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

那麼，魏成與翟璜的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魏成將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向魏文侯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門弟子。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以「文學」見長，甚至有人認為《論語》就是卜子夏及其門人編纂的。魏文侯師從卜子夏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請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由此得譽於諸侯」。司馬遷的著作《魏世家》記載了一件事：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他：「魏君禮敬賢人，仁愛國人，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薦了許多優秀的幹才，比如西河郡守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薦的。這些人都是傑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

但從根本上看，魏成與翟璜推薦的人才是不同的。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嚴格自律，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悝、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悝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後來，李悝告訴翟璜：「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這一評價，為先前的失態向李悝道歉。

領袖應該更自律

國君治國理政，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幹才和輔佐之人，更需能幫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

有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賞樂。魏文侯說：「鐘聲不對稱啊，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不解地問：「你笑什麼？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這才回答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於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您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他的意思是說，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應在用人當否，不宜即興評論臣下的具體工作。

還有一次，魏文侯之子魏擊路遇田子方，下車躬身施禮，但田子方並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就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是富貴者值得高傲，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高傲，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封邑。失去了國家和封邑，再想重新獲得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我是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裡去不是貧賤呢？」魏擊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魏擊的道理髮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所著的《稽古錄》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歷代君主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於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的國君，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約束自己，國家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只有在說話、處事、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大的事業。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魏擊繼位，是為魏武侯。一年後，李悝去世。魏武侯開始按照父親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國策執掌朝政。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強大的家底，經過短暫休整後，魏武侯開始一展宏圖，征戰天下。在作戰指揮上，魏武侯與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他大大遜色於其父。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名將吳起被逼走了。

吳起早先效力於魯國，受到排擠後投奔到魏國。魏文侯知道吳起很有軍事才能，就讓他帶兵。公元前409年，吳起曾用五萬武卒大敗五十萬秦軍，取西河之地，名震遐邇。但魏武侯即位後並沒有用吳起為相，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田文死後，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為相。公叔痤畏忌吳起，就策划了一個陰謀想擠走他。

公叔痤首先建議魏武侯試探吳起是否忠誠，他說：「吳起是大牛人啊，咱魏國小，未必能留得住他。您不妨試探一下，把公主嫁給他。如果吳起不想留在魏國，一定會推辭。」然後，他又邀請吳起到家中做客，故意讓同是公主的妻子表現得像母老虎般強勢，自己像個「妻管嚴」那樣窩囊。吳起發現娶位公主老婆是這般難受，就斷然拒絕了魏武侯的好意，也就引起了魏武侯的懷疑。最後，功績卓著的吳起噙著眼淚逃離了魏國。

吳起本人確實有他的弱點，但被排擠出魏國，不能完全歸因於他本人的過失。吳起是一位天才軍事家，能否愛護、用好像他這樣性格有缺陷、處事有不足，但確有真本事的幹部，對於事業的成敗至關重要，也是考驗領導幹部識人用人能力的試金石。吳起之後，商鞅、張儀、范雎、孫臏這些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逐漸都被排擠出魏國。

魏國的衰落，就這樣開始了。

作者：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環球人物新媒體原創文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