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年》「周亡王九年」諸說綜析
作者：楊博
兩周之際的史事史載缺略。清華簡《系年》第二章涉及兩周之際的相關史事與年代，對了解這段史事有著重要幫助，但簡文「周亡王九年」又引起新的討論。學界於此眾說紛紜，迄今尚無定論。概而言之，目前主要有四種看法，下文試分別略加辨析。
幽王滅後九年
《系年》記述「……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於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於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於成周……」整理者讀「周亡王九年」為「周無王九年」，解釋說：「應指幽王滅後九年。」李學勤先生《由清華簡〈系年〉論〈文侯之命〉》（《揚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重申：「『九年』是從幽王之死計算，相當晉文侯十九年……周之無王只可由幽王之滅算起。」代生《清華簡〈系年〉所見兩周之際史事說》（《學術界》2014年第11期）以為《系年》「周亡王九年」當是周幽王滅後九年，即攜惠王即位九年。
是說優點是以「周亡王九年」為幽王滅後九年，即前761年（晉文侯十九年），是年平王為晉文侯迎立於京師，三年後（前758，晉文侯二十二年）遷都成周。這樣也與《史記》各《世家》所記年代相合。但與《系年》文義抵牾，若「周亡王九年」指「幽王滅後九年」，遂成為「周幽王與伯盤滅，諸侯立攜惠王，周幽王死後九年，諸侯不朝於周」。實際上，諸侯擁立攜惠王，自然就會朝周，似不會有諸侯不朝於周的問題。
周幽王九年
王紅亮首倡其說，李零、楊永生等亦持此觀點。李零《讀簡筆記：清華楚簡〈系年〉第一至四章》（《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4期）以簡文「亡王」為固定辭彙，專指已經去世的王。這裡的「周亡王」是已經死了的周幽王，因為天下無王，仍奉他的紀年，其實就是周幽王九年。魏棟、羅運環等將「周亡王九年」句讀為「周亡。王九年」。魏棟《清華簡〈系年〉「周亡王九年」及兩周之際相關問題新探》（《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以為周指攜惠王之周，王指周幽王，九年是幽王九年，並據以考定周平王即位應在前774年或773年，建元及東遷在公認的前770年。
上舉觀點的主要意圖在於消除《系年》與史遷平王元年的矛盾。如果把「周亡王九年」按照《系年》的敘述過程理解作幽王死後「九年」則會與史遷的幽、平紀年發生很大矛盾。因為史遷記平王元年在幽死次年，若理解為「幽王滅後九年」，則平王元年相應在幽死十年。然《系年》簡文前文即已稱幽王，何以此處專稱「亡王」，且幽王仍在，宗周尚存，即不會有「周亡」、「周亡王」等專稱性詞語的出現，是此說亦不能圓融。
周「無王」九年
此說影響較大，可以晁福林、朱鳳瀚、王暉、劉國忠、程平山等為代表。晁福林《清華簡〈系年〉與兩周之際史事的重構》（《歷史研究》，2013年第6期）認為從幽王之死到攜王被殺首尾十一年，掐頭去尾，正是九年之數。簡文的「始不朝於周」，當是統稱此無王的「九年」，不是指無王的第九年。上述理解由簡文敘述邏輯順序闡發而來，故而目前支持學者眾多，但此說窒礙之處在於據《史記·晉世家》晉文侯十年（前771）幽王死，其後21年攜王被殺，即晉文侯三十一年；如將「周亡王九年」理解為攜王死後九年，則必將超過晉文侯在位年數35年。
對此，朱鳳瀚先生《清華簡〈系年〉所記西周史事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台灣「中研院」史語所，2013年）、《清華簡〈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4期）指出按照此段文字之語法關係與語序，「周亡王九年」應理解作攜王被晉文侯殺後，周王朝乃有九年無王，而周平王是在無王九年後方立。《系年》實際是不承認攜王在位時平王先已被立為王，《紀年》則強調平王之太子與「天王」身份。二者所以發生差別的原因，應是緣於各自所本記述此段史實的史官之立場與史觀之不同。照此看來，簡文與《紀年》所記的基本史事與發生之年代並無不同，此說似能較圓融解決年代抵牾之問題。
「周」無王九年
「亡王九年」之外，亦有學者認為關注點應著重在「周」。王占奎《清華簡〈系年〉隨札——文侯仇殺攜王與平王、攜王紀年》（《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指出周不是指周王朝而是指周都。幽王之死與王都之亡是兩件並列的事件。《系年》用了兩個「乃」字表示這兩個事件與幽王的聯繫：幽王死後，周都沒有王。《系年》本身也足以說明周都沒有王。在幽王死後《系年》有兩條線上的大事敘述：一是幽王之弟余臣立為王即攜惠王，經過二十一年時間，最後被晉文侯所殺。另一是平王受到文侯的迎、立。「周亡王九年」是接著「周乃亡」而敘述平王一條線上的大事。那麼，周字所指也應該是周都。所以說「周亡王九年」應當理解作周幽王死後周都有九年時間無王。
可以看出，對《系年》「周亡王九年」這五字的讀法不同，會對兩周之際及平王的紀年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系年》的解釋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而《系年》帶給學界更多的是，為揭示兩周之際史事提供了重要材料，讓我們得以在司馬遷《史記》之後對這段歷史中的若干重要史事進行梳理和重構，同時使我們反思兩周亂離之局勢對歷史記述的影響，關注歷史記述本身所反映的史觀，即兩周時人對兩周之際局勢的「主位」看法，此似為《系年》簡文所體現之最大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諸侯墓葬青銅器用與族群認同研究」（17CZS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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