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讀點二十四史：晉元帝的皇權復興運動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西晉大軍攻入吳都建鄴，隨著孫吳末帝孫皓的出降，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分裂局面宣告結束。只是這一統一是非常短暫的。有感於曹魏宗室力量的薄弱，司馬氏立國之初，便大封同姓諸侯，試圖利用宗族的力量拱衛王室，但此舉卻為晉室的大亂埋下了禍根。宗族勢力的過於強大，終於導致「八王之亂」，司馬氏在這一場內耗中損失慘重。此時，匈奴、鮮卑、氐、羯、羌等族的貴族也紛紛起兵，各自建立政權。最終匈奴人建立的漢趙政權攻滅西晉，中原大亂，晉室宗族司馬睿在南方建立東晉，但卻無力收復中原。
東晉一朝的主流政治趨勢便是皇權衰弱，各大門閥交替掌權。田餘慶先生在其《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謂「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儘管晉室播越江左之後確實力量衰微，但仍然為皇權的重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這一點在初期的元、明二朝以及中後期的孝武帝朝都有體現。本文就簡單回顧一下東晉初年晉元帝司馬睿重振皇權的始末。
晉元帝司馬睿（276—323年，圖片來源於網路）
《晉書·元帝紀》載：「建武元年（317年）……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為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為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此時的司馬睿雖然未登皇帝之位，但實際上已成為晉室皇統的合法繼承人，即將組建新的政權。所以在此次任免中提到的四人可看作當時司馬睿集團的核心人物，並也將在未來的政權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四人中，王敦、王導是琅琊大族，司馬睿正是憑藉他們的支持才得以立足江東，正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因此二王佔得其中兩席是合乎情理的。另外兩人中，西陽王司馬羕為宗室成員，且是司馬睿的長輩。而刁協據《晉書·刁協傳》載：「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征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可見其與司馬睿的交往由來已久，並一直是司馬睿的直系下屬，當為司馬睿心腹。如此，這四人就分化成了兩股勢力，司馬睿的宗室長輩司馬羕和其心腹刁協可看成司馬氏皇權的代表，而王敦、王導代表士族勢力。司馬睿的這一安排毫無疑問是中和之策，希圖平衡皇權與士族的實力對比。而緊接著發生的事件則表明了司馬睿對於重建皇威的迫切需求。
同樣在這一年，《晉書·元帝紀》載：「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傅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眾，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眾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
關於祖逖在譙城擊敗石虎的事件，《晉書·祖逖傳》的記載為「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眾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可見在此役中，石虎並非被擊敗，而是主動撤退。而《元帝紀》中所載司馬睿檄文中的「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等語在《祖逖傳》中沒有體現，至於「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更像是空頭支票。這一則檄文儘管內容空洞，但對於當時的司馬睿而言卻不可謂不重要。按《晉書》記載，此檄文發於建武元年六月，而在此前的六月丙寅，發生了劉琨、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的事件，司馬睿晉室繼承人地位已得到了廣泛認可。司馬睿借譙城之圍的解除發布檄文，正可說明即將登基的皇帝抗擊外敵的決心。檄文中提到其子琅琊王司馬裒披掛出陣，這毫無疑問是要為皇室撈一點印象分。討伐強敵，以王子為先，當然可以讓人對皇室刮目相看。
太興元年（318年），司馬睿正式即皇帝位後，於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為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為尚書左僕射」。又於七月下詔曰：「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綱馳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暗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其中，作為元帝司馬睿心腹的刁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在東晉「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之時因為「久在中朝，諳練舊事」，所以「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而荀崧為儒學大族潁川荀氏之後，「與協共定中興禮儀」。而太興元年七月詔中的「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反映了元帝初期的打擊豪強的意圖。這樣，從人才和政策上，元帝都做好了施政的準備。
此時，除了在內朝的刁協外，元帝在各方鎮也都有安排。《晉書·劉隗傳》載：「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強。諸刻碎之政，皆雲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又《晉書·元帝紀》載：「太興四年秋……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並「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御敦也」。劉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戴若思（即戴淵）在元帝為晉王時，便已為尚書，出鎮之時元帝更是「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由此可見，元帝在此時試圖在內外都任用自己的親信，積極防範作為士族門閥代表，且有手握強兵的王敦，以達到鞏固皇權的目的。
但王敦顯然對此深有警惕，「刻碎之政」和「發奴為兵」都嚴重地損害了士族的利益，於是「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並上疏陳言劉隗之罪：「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儘管王敦之言未必完全屬實，但卻也證明了皇權派的劉隗等人的實力持續坐大。永昌元年（322年）四月，王敦起兵東征，攻陷京都，剪除了刁協等人的勢力，獨掌大權。至此，元帝興復皇權的努力可謂盡付東流。
司馬睿興復皇權的志向不可謂不遠大，準備也不可謂不充分，但何以王敦稍一發力便旋即失敗呢？
如果以建武元年司馬睿承製改元（317年）至永昌元年王敦攻入建康（322年）作為司馬睿的皇權復興期，那麼可以發現在這六年里，司馬睿依靠的下屬中除了刁協和劉隗兩人在政壇極為活躍之外，其他人並無太多發揮的空間。且司馬睿對於其他政治資源也沒有善加利用，只重用刁、劉二人，啟動苛政，引起了絕大多數士族的不滿，這也使刁、劉二人被嚴重孤立。所以在後來對抗王敦的進攻時，除了刁、劉以及戴淵等少數人盡忠用命之外，司馬睿無法獲得外援。另外，司馬睿也未能完全爭取到江東士族的支持，特別是武人集團。王敦進攻建康之時，正是義興周氏的周札開石頭城城門接應王敦，使得王師落敗。而周札之兄周玘在之前就認為自己不受重視，又與刁協有隙，幾乎舉兵謀反。司馬睿對此一強勁實力不能收為己用，也不能以威嚴震懾，還委以守城重任，真是所託非人。而另一武力大族吳興沈氏的沈充則早就投靠王敦。可以說，面對實力強過自己的王氏家族，司馬睿興復皇權的時機把握不準，手段也有不足，這使其在與王氏的直接對抗中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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