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規格！216件西藏文物今起首博開展三級以上珍品超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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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7日訊，從今天開始，首都博物館為觀眾精心打造的《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正式開展。此次展覽彙集北京、西藏、河北、重慶、青海五省市21家文物收藏單位，共209組件文物（不含複製品）。其中，西藏地區文博機構和寺廟13家，提供文物180組件，三級品以上國家珍貴文物超過9成，規格之高為歷史之最。

《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正式開展

第一單元「文明溯源」是展覽的開篇，細小的石葉、質樸的陶器、透著神秘色彩的金器……默默地訴說著一個民族的由來。

珍貴陶罐折射民族融合

「雙體陶罐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雙體流暢的獨特造型表明該器應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很可能是在氏族部落舉行祭祀和慶典活動時所使用的一種禮器，具有特殊的意義。」首博策展人張傑介紹，這件文物高18.7厘米、長31厘米、寬15厘米，出土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遺址，「在整個卡若遺址所出土的陶器當中僅此一件，代表了當時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和造型能力。」而在藝術水平和表現形式上，它與黃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文化彩陶相差不大。

雙體陶罐

同樣，來自於西藏博物館的「三角折線紋夾砂黃陶罐」，也能看出與周邊的溝通交往給西藏地區藝術、生活帶來的影響。這件器物是卡若遺址早期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陶罐上出現的『W』型折線，我們在黃河流域和馬家窯類型的彩陶上都能看見，這也佐證了藏民族和周邊地區之間的交往和融合。」張傑介紹，卡若遺址早期，人們處於較穩定的定居環境，可從事農業耕作且開墾耕作土地非常有限，常常局限在狹小的山谷地段，因而在陶器等器皿的製作上才有可能比較精緻、講究，不僅施以彩繪紋樣，器形也很別緻、多樣。而到了卡若遺址晚期，陶器趨於粗陋、簡單，應與經濟文化發生改變，由原始農耕經濟為主轉向畜牧為主有關。

「由於地處偏遠、考古發現的研究相對落後，加上缺乏人們所熟悉的藏傳佛教內容，歷次西藏來內地的展覽中，西藏西部的文物、文化鮮有露面。而本次展覽，我們得到了西藏諸多寺廟的支持，特意遴選了諸多西藏西部的文物。」比如位於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本次展覽就首次拿出了許多代表之作，其中一件2009年在阿里札達縣曲踏墓地出土的黃金面具分外惹眼。

象雄國王黃金面具

「這是一件象雄國王死後用來覆面的面具，長14.6厘米、寬14.5厘米、厚0.01厘米，年代約在公元3世紀。」細觀這件文物，可看到它由冠部和面部兩部分連綴而成，背後襯有多層絲織物。張傑介紹，面具的出土地位於西藏西部象雄國的範圍，在該地區同時出土了其它幾件黃金面具，反映出象雄國存在的覆面葬俗。

象雄部落的中心位於今天西藏西部的阿里，鼎盛時期曾控制西藏大部和克什米爾地區，「象雄的發展促進了西藏與內地乃至中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從這件文物上就有體現。」首先，以黃金面具作為隨葬品這一文化現象廣泛存在於當時的歐亞大陸範圍；其次，在面具上除了繪有象徵圖騰崇拜的「大角盤羊」紋飾以外，還可清晰看見成對出現的鳥獸，這與中亞、西亞的文化傳統相關。「研究認為早在距今2000至1800年前，西藏西部地區就已經與新疆、南亞次大陸聯繫緊密，並通過新疆與中原、中亞和歐亞草原產生互動和交流。」

自然環境的阻隔擋不住人們交往的腳步。青藏高原北接河西走廊與新疆，西南連接中亞、南亞，東與巴蜀為鄰，那些高山峽谷、河道山口自古是人們活動的重要通道。西藏地方與內地乃至周邊國家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高原天路源遠綿長。展覽的第二部分重點展示了文化交流、經濟貿易帶給西藏的多元文化物證。同時，體現西藏地方在溝通內地與周邊國家地區過程中，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形成的歷史作用。

展覽中，一件上有漢字的織錦成了觀眾關注的焦點。這件絲織品長44厘米、寬25厘米，為平紋徑錦，藏青色地上織黃褐色紋飾，因織有鳥獸紋和漢字「王侯」而得名，它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絲織品，相當於中原的東漢西晉時期，同樣紋飾的絲綢在新疆地區也有出土。「當時西藏地區尚沒有生產絲織品的技藝，考古學者推測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這類絲織品應為中原內地製造，通過『高原絲路』傳到西藏，為研究當時西藏西部地區與中原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及交通路線提供了實物證據。」

「王侯」織錦

這件文物另一個與眾不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由長52厘米、寬38.5厘米的玻璃板夾起保存、展示的，「這並不是後期文物工作者所為，而是發現它的僧人給予的保護。」張傑說，這件絲織品出土在阿里噶爾縣故如甲寺附近，寺廟附近的公路曾被路過的載重卡車壓塌路基，修路時，僧人們發現了它，並小心翼翼地將它「封印」在玻璃板之間。而出土時，這件織物正包裹著墓主人的頭骨，「故如甲寺前是貴族墓葬，但其身份目前還不得而知。」

當然，這條「天路」上也會傳遞許多商品或者生活必須的用品，本次展覽中就有不少出土的文物可以印證這一點。比如，在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堪稱「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茶葉。

張傑介紹，通過考古發現的這些「疑似茶葉」出土於公元3世紀，出土時已呈黑色團狀，經測定內含只有茶葉才具有的茶葉植鈣體和豐富的茶氨、咖啡因等成份，因而可以確定這些植物遺存都是茶葉。據碳14測年，其年代為距今約1800年左右，與陝西西安漢代遺址發現的茶葉並稱為迄今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茶葉實物。「故如甲木出土的茶葉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已經通過古絲綢之路的一個分支，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

而這些茶葉被發現在一口高12.9厘米、口徑25厘米的青銅鍋內，「這讓許多考古學家推測，它在當時的使用方法，不像現代人是用來『泡』的，而很可能是用來是用來煮熟後食用的，在內地也有『吃茶』的說法。」

許多人前往西藏，是想遠離塵世喧囂，為心靈尋找一片凈土。雪域高原上不僅有純美的自然風光，還有莊嚴的寺廟和虔誠的信徒。佛教怎樣成為藏民族的信仰，又為何呈現風格迥異的宗教藝術，佛教在西藏的傳播經歷了怎樣的歷程……這些問題在展覽的第三個單元都能找到解答。

「說到西藏佛教的來源，大家都會想到印度。事實上，西藏佛教是在中原內地和印度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松贊干布將佛教引入藏地，而在此之前，佛教早已傳入中原。本次展覽中，一尊北魏時期的銅鎏金彌勒佛像就印證了中原佛教對當時西藏的影響。

這尊「彌勒佛」高28厘米、底寬14.5厘米，藏於布達拉宮雪城珍寶館，底座背後的銘文記錄造於北魏和平三年。說是「彌勒佛」，其實它的造型與釋迦牟尼像一致，只是其銘文說明此尊像為彌勒。「這體現當時的佛教初傳到此，當地信眾還有一些意識上的不清。」

有趣的是，雖然這尊造像的衣紋、造型都是漢地形象，但與北魏佛像硬朗的風格不同的是，佛像的面部十分圓潤，面部與身體形成了一種風格迥異的奇特狀態。「這是由於藏族信仰佛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將佛像重新『金裝』，對其重新塑金、描繪。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佛像也與最初北魏時的形象越離越遠。」

張傑介紹，這尊來自於內地的佛像表明了吐蕃在接受佛教的過程中，接受了內地漢傳佛教，體現了吐蕃對內地文化的認同。

與北魏佛像相呼應的「合金釋迦牟尼立像」，則體現了西藏佛教的另一個來源。佛教初傳入吐蕃時，除中原造像藝術之外，東印度帕拉造像、尼泊爾造像、斯瓦特造像、克什米爾，乃至新疆于闐的造像都對吐蕃佛教藝術產生過影響。

這尊佛像成克什米爾類型造像，螺發，高鼻樑，通體鎏金。通肩袈裟衣紋呈U形排列，呈現出濕衣貼體的效果，襯托出強壯的身體肌肉。

張傑介紹，克什米爾古稱罽賓，位於喜馬拉雅山西側，東臨我國新疆、西藏，連接中亞、南亞、東亞，歷史上是聯繫東方與西方的橋樑，文化交流匯聚之地。「當時，這是一個『希臘化』的地區，亞歷山大東征將希臘的文化帶到了這裡，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尊佛像眼窩很深，鼻子是典型的希臘式直鼻，身上的衣紋又是典型的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特點，這是一個帶有非常明顯的文化交融特點的形象。」

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歷史故事家喻戶曉，唐蕃會盟和同一家，開啟了西藏與中原地區正式交往的開篇大幕。此後歷代政教僧俗往來密切，西藏各族人民共同開發建設西藏。第四單元是展覽的重點，目的在於展示藏族人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進而上升到國家認同。

這個單元從文成公主和親講起，與之相關的是一幅西藏博物館珍藏的清代唐卡——「布畫祿東贊請婚圖」，這件作品長177厘米、寬97厘米。

唐卡描繪了松贊干布派遣大臣祿東贊前往長安向唐請婚，迎娶文成公主進藏的故事。據說唐太宗為了考察來自各族的請婚使者，出了五道題，看誰解答得又快又好，就將唐公主許配給他的王。結果祿東贊以其卓越的才智取勝，並在三百多個宮女中選中了文成公主。唐卡詳細地描繪了祿東贊請婚，文成公主進藏，以及修建大昭寺的情形，每個場景下都書有藏文題記。

在展覽設計上，策展人員也頗費了一番心思，為使觀眾對較為陌生的藏地歷史文化有更直觀的理解，許多相應文物都是「組團」呈現。比如，與「祿東贊請婚圖」相呼應的，是一組唐懿宗咸通六年的「論博言墓誌、墓誌蓋」。

「大家都知道祿東贊請婚的故事，但這與我們北京地區是否有關係呢？這組北京市石景山區出土的文物告訴您：有！」首先，論博言是何許人呢？「他不僅是吐蕃人，還是祿東贊的曾曾孫子，曾在幽州節度衙門任押衙。」墓誌說明，論博言的祖父、叔祖父、父親、堂兄和兒子都在唐朝邊境做官。「吐蕃貴族子弟在唐朝邊境地區任職，反映了從唐蕃和親起，國家認同的概念就產生在吐蕃人的意識之中。」

此外，墓誌還記載了吐蕃自然人文概況，表現了唐人對吐蕃的認識。墓誌蓋也是唐代規制，上面刻有漢文化傳統紋飾——牡丹花及十二生肖。「這方墓誌可謂是北京地區出土的反映唐蕃關係的重要實物。」

張傑還告訴記者，其實，與論博言墓誌同時出土的，還有他岳母的墓誌，「墓誌證明，他不僅是遠道自藏地而來北京工作的，還在此『倒插門』成了『北京姑爺』。」

在首博高7.5米的最大展廳里，矗立著一幅尺幅巨大、令人震撼的唐卡——永樂年施刺繡大威德金剛唐卡。這幅唐卡通長430厘米，寬239厘米；畫心長324厘米，寬240厘米。「可以說，比一座普通的平房要高多了。」

這幅唐卡是明永樂年間施予大昭寺的，採用密針疊線綉制手法刺繡而成，其色澤鮮艷，針線細膩，神像造型生動，是明朝初期中原手工藝的代表作品。「生產工藝來自內地，又是中央政府的賜予，這體現了藏地對內地的文化交流和認同。」

永樂版《甘珠爾》大藏經長72.5厘米、寬26.5厘米，為布達拉宮雪城珍寶館藏。據張傑介紹，明成祖為給故去的徐妃祈福、超度，特意派人去西藏納塘寺請回了手抄大藏經。明永樂八年，明成祖下令刻印，共有108部，每部均刻有「大明皇帝御制藏經贊」和「御制後序」，這是歷史上第一部官方修訂的大藏經，也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經。

「修訂之後，明成祖將其賜予西藏兩部。這件展品來自布達拉宮，而另一部則藏於甘丹寺。」

展覽中一件「皇太極敦請薩迦法王會晤聖旨」，也格外引人注目。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派遣使團前往盛京覲見皇太極，並帶去藏巴汗、固始汗、紅帽噶瑪巴、四世班禪及薩迦法王等寫給皇太極的信件。1643年使團返回西藏，帶回皇太極給上述政教首領的回信。這份聖旨就是皇太極寫給薩迦法王邀請他會晤的文書，是清政府向西藏頒發的最早的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