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圍繞中醫開了場會，千年國粹幾乎毀於一旦，如今仍爭論不止
我們閱盡鉛華，只為呈現不一樣的歷史。
公元16世紀末，西醫隨傳教士進入中國，起初被視為「外夷淫巧」而為全社會排斥。「西學東漸」後，西醫逐漸獲得了一些進步人士的好感。到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清廷痛定思痛，科舉考試被廢，教育、醫學、工商業全盤西化，西醫在中國得到了空前重視與發展。
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東三省爆發鼠疫並有向京津一帶蔓延的趨勢，清廷委派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馬來西亞華僑）為總指揮。伍連德對病人屍體秘密解剖，發現了鼠疫桿菌，仔細觀察後他意識到這次鼠疫與以往不同，可直接通過呼吸和飛沫傳播，因此果斷採取隔離措施以控制疫情。東北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這在世界範圍內引發強烈反響，同時讓國人意識到西醫在控制傳染病上的突出優勢，伍連德本人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獎提名。
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參照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在醫科方面，大學及專門學校設置了解剖學等51科，藥學則分為有機、無機化學等52科，中醫、中藥都被排除在外。滬、廣等19個省市中醫團體迅速向教育部提交請願書，要求准許提倡中醫中藥事業，並申請政府確定中醫科目，頒布中醫藥學校規程。
迫於輿論壓力，政府基本肯定了請願團的要求，但政策卻始終向西醫傾斜，一直未將中醫列為合法教育。「五四運動」之後，知識界批評中醫愚昧落後的呼聲日益高漲，西醫界也時常在報刊上批駁中醫理論，但這只是學術上的交鋒。
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曾留學日本接受西醫教育的余岩（字雲岫）撰寫《靈素商兌》，率先對中醫的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評。有意思的是，其學術脈絡源自俞樾及章太炎，而俞、章二人對中醫的態度卻值得玩味。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曾竭力否定中醫，認為脈象純屬無稽之談，堪稱是我國批判中醫第一人，但晚年因身患重病，對古代醫藥進行深入研究，肯定了諸多藥方的療效，還親自製成藥丸服用並推薦給親友。
他的得意弟子章太炎，雖公開否定中醫五行學說，但對中醫實際療效卻表示認可，還常參與一些中醫發起的改革活動。在日本留學時，余岩繼承了章太炎的思想並更加極端，對中醫學的理論基礎、藏象、經絡經脈、診療、中藥等學說都進行了針對性、專業性和系統性的批判。
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中醫界請求將中醫納入合法教育，卻因西醫界的聯合抵制而夭折。此事導致中醫界與後者公然決裂，兩大陣營之間勢同水火。西醫界自稱為「新醫」，稱對方為「舊醫」，將雙方之爭視為「新舊之爭」，是先進與落後之間的矛盾。中醫界則自稱「國醫」，將雙方之爭視為「中西之爭」。雙方的爭論，逐漸發展為意識形態爭論。
此時，文化界名人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陳寅恪、梁漱溟、郭沫若、巴金等人都先後對中醫表露出不信任或歧視的態度，這直接影響到了政府的中醫政策。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2月23日，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衛生會議，出席會議的18位委員多為西醫背景出身，在座無一人為中醫。
在會議上，余岩提出了廢止中醫發展、限制現有中醫的議案，並列出了四條理由——第一，中醫所依據的陰陽五行理論純屬憑空捏造；其次，中醫診斷依靠脈象，而脈象一說完全是穿鑿附會；第三，中醫理論愚昧，診斷方法落後，無法肩負調查死因、預防瘟疫等重任；最後，中醫以不科學的理論誤導民眾，阻礙中國的科學化和進步。
同年2月27日，汪精衛、褚民誼代表民國政府動議「廢止中醫」，各大報刊爭相報道會議決議內容，引發了中醫界的極大憤慨。上海名中醫丁仲英、謝利恆等人公開向全國中醫藥團體發出號召，從學術和政治角度進行辯護，就連全國商會和南洋華僑都予以聲援。
13天後，空前團結的中醫界組織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定會議召開日——3月17日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成立總聯合會、組織赴京請願團。利用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鬥爭，中醫界人士充分奔走，爭取到林森、于右任、譚延闓、馮玉祥、陳果夫等人的公開支持，並批評衛生部的政策。無奈之下，衛生部撤銷撤銷一切禁錮中醫的法令。有數千年傳統的中醫終於逃過一劫，但圍繞其展開的爭論卻遠遠沒有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