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佩綸與岳父李鴻章的通信透露出什麼信息

在這批「張藏信札」中，最寶貴的是張佩綸與李鴻章之通信。在即將出版的《張佩綸家藏信札》第一冊至第三冊中，總數達412封，內含10封張夫人李經璹寫給父親李鴻章的和1封李鴻章回復李經璹的。此外在第十六冊中，還有另行搜集的三信。張佩綸公子張志潛曾解釋說：書信的「外祖文忠公部分諸務，整齊畫一，所得先公函札，均排年存貯。既締姻，先太恭人遂取以歸。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無缺漏，其閑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牘最多，閑有遺失，蓋亦廑矣」（張志潛：《澗於集·書牘後序》，第1頁）。

張佩綸信札

考張李通信，在1905年吳汝綸編輯出版的《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和1922年張志潛編輯出版的《澗於集·書牘》中，已有部分刊布。但《澗於集·書牘》中的書信均不標識日期，給使用者帶來不便，也無法建立張李信件往來之完整體系。而台灣學術界，據說前些年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圖書館也找不到《澗於集·書牘》，文海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澗於集》亦缺書牘部分（蘇啟昌：《張佩綸與晚清清流集團》，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第7頁）。以致李宗侗、劉鳳翰著《李鴻藻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時，沒有引用這部對於譜主極為重要之史料，這在兩岸交流尚不充分的年代，曾經造成研究空白。台灣學者高陽曾在《同光大老》之「殺賊書生紙上兵」一節中說：「有一點鐵樣的事實，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談過（不敢肯定，讀者中倘知有人談過，千乞見告）：此即李鴻章早就選定了張佩綸為衣缽傳人。這一個念頭，甚至在張佩綸獲嚴譴後，亦未放棄。」（高陽：《同光大老》，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顯然，高陽也未讀過《澗於集·書牘》。在以往歷史作品中，張佩綸被描摹成大言炎炎卻不懂實務的白面書生，是馬江之戰臨陣脫逃的丑角人物，這些作者，其實從未讀過佩綸之奏章、書信和詩文，根本不知佩綸曾是何等重要、何等精彩、敢恨敢愛、有聲有色之人物。高陽獨具慧眼，他對張李關係猜測準確，假若他看到張李通信及本書披露之書札，他筆底波瀾必會更加壯闊，對晚清大時代之描寫也會更加豐富多姿。

張李通信起於何時

《張佩綸家藏信札》中李鴻章與張佩綸通信起於光緒四年，此前對此存有訛誤，因為最初三封信落款處均無年份，其中第一、第二信無日期，第三信署六月廿九日。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李鴻章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編者將其均定為光緒五年。

以第一信為例，其全文如下：

幼樵世仁弟館丈大人閣下：

春間接到惠函，稍稽裁復，比維令望日隆，藎猷卓著，曷任企頌。此間自三月後連沾雨澤，畿境及晉、豫各屬亦已迭沛甘霖，秋禾可以播種，數省孑黎庶不盡為溝中之瘠。前閱邸抄，獲讀大疏所陳遇災修省各件，均能洞見源流，切中窾要，洵屬有裨時局。邇來台省諸君子非不勇於言事，鄙意微嫌其考之未詳，故論之或未盡當。執事事理通達，而複審以知微之識，輔以敢言之氣，遂如鳳鳴高岡，群音斂響，傾企曷已。《朔方備乘》全書尚未刊竣，先奉上圖說十部，《李氏書五種》亦呈十部，希即察收。令兄到浙需次，初尚未有位置，頗為惦念，近聞已得差委，藉資敷衍，想竹報中已提及矣。專泐，復頌台祺，順賀節禧，不具。館愚兄李鴻章頓首。

此信提到「《李氏書五種》亦呈十部」，而在《李鴻章全集》第三十二冊所刊光緒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桂嵩慶函中，提到「寄來《李氏五種》百部，亦照數查收矣」（李鴻章：《復淮揚水師營務處江蘇題補道桂》，光緒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十二冊，第303頁），則李贈張之《李氏書五種》，來自桂嵩慶光緒四年所寄。同日李鴻章還有復饒應祺信札，內稱「此間自三月以來連得陣雨，人心漸定，惟流民甚眾，紛至沓來，現擬酌量資遣，俾趁耕作。河間等屬飢苦尤甚，蒙恩截撥漕糧，分別散放。但冀此後晴雨調勻，秋成告稔，或可稍資補救耳。專泐，復賀節禧，順頌升祺」（李鴻章：《復署陝西同州府正堂饒》，光緒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鴻章全集》，第三十二冊，第304頁），對於方經丁戊奇荒後直隸地區之氣候描寫與李張第一信完全相仿，尤其注意末尾「復賀節禧」，則此信顯然寫於端午之前，與致桂、饒信函日期相近。

同樣亦可證明第二、第三信寫於光緒四年，此處不贅。需要指出的是，第四信系李鴻章對張佩綸光緒五年十月初九日去函之答覆。原信分兩部分，前半部分為楷體，屬幕友代筆。後半部分為鴻章親筆。從內容看，與張信所談三項內容（辦喪事、詢鴻章對伊犁交涉的看法、推薦事）完全呼應。《全集》卻將其分拆成兩信，這些，細心的讀者能從影印的信件中看得分明。

李鴻章

本書公布之張李通信，起於光緒四年，迄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議和，前後綿延長達23年，這樣一部相對完整的上層政治人物往來通信，在近代史料文獻中亦是絕無僅有的。尤其從光緒四年到十年，是「清流」勢力崛起到消弭的完整時期，「清流」有意拉攏當時最具實權的洋務派大佬李鴻章，所展開的各種上層活動，有聯手推進的，也有不配合甚至彼此齟齬不悅的，這些基本史實以前很少被史學界了解，因而不能對光緒朝前十年的許多歷史進程和事件作出準確敘述。而張李通信，提供了新鮮生動的材料。由於張李分居京津兩地，許多事情要詳細商量，這就使得他們的書信內容坦率、豐富和錯綜複雜。

張佩綸後半生緣何「頹然自放」

張佩綸與李鴻章籌劃之重大事件，包括北洋海軍建設和籌劃設立海軍衙門、鐵路建設、對日交涉琉球問題、李母去世後助其「奪情」復出等等，都是涉及國家發展的大事。過去學術界以為「清流」在治國理政的觀念上趨於正統保守，孰不知他們與李鴻章其實走得如此之近。張佩綸曾告訴李鴻章：「蓋佩綸與公行跡過密，已几几上達天聽矣。」

張佩綸致李鴻章最後一函寫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901年10月29日），談的是兒子志潛在上海籌辦的婚事。另附一紙，為道員洪恩廣謀職。信中還有張佩綸對時政的評論：

新政紛紛，譯書則欲先割裂五經，房捐則欲量地計方，不談間架，中西兩不似，無非自擾。種種乖謬，此等內外大臣，如何可有變法？可嘆也。

他不知道，此時李鴻章正走向生命盡頭。十九日半夜，鴻章胃出血，陡然咳血半盂。虛汗頭暈，病勢危急。二十七日，鴻章撒手西去。而這封信二十九日方才寄到八國聯軍佔領下的北京。

張佩綸拒絕隨李鴻章赴京議和，曾在給另一朋友、軍機大臣鹿傳麟的信中有如下說明，也是對其後半生身世消沉的解釋：

佩綸不願隨辦交涉者，其故有三：以戰敗獲咎，以議和起用，有乖素守，一也。昔以婿逐，今以婿隨，始終目為之淮婿，不能自立，二也。譯署頗能爭持，今須摧剛為柔，始能稍有贊助，徒損生平，無補時局，三也。甲午之役，合肥以劉省三不出，環顧諸將無可屬，約至密室，欲以侍督衛汝貴一軍往駐平壤。非不欲慷慨請纓，一洗馬江之恥，而政府既有嫌隙，合肥方蹈危疑，驟舉敗將，又是姻親，必駭物聽，遂力辭之。然傅相堅不許回里。端坐悒悒，卒因此招忌，盛宣懷及李，以五百金賄參驅逐，從此鄙人頹然自放，不復萌用世之想，誠以時勢如江河日下，不可談兵，決無雪恥圖功之會也。（張佩綸：《復鹿菘硯尚書》，《澗於集·書牘》卷六，第55頁。按：李當為李經方）

（本文原載於2017年2月17日的《文匯學人》，原標題為《張佩綸與李鴻章的關係》，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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