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南京著作權的一樁公案
清末南京著作權的一樁公案
雷賀
提要
清末南京曾發生過一件關於著作權的公案。
孫文川於同治初年客寓京師賢良寺時，輯成《金陵六朝古寺考》書稿二冊。書稿輯成後，孫文川未及刊印而遽歸道山。光緒十七年秋，劉世珩收得孫文川此書手稿，後將書稿借給前輩學者陳作霖一閱。
陳作霖將此書稿重新考訂，編輯刊印，改名《南朝佛寺志》，分上下兩卷，正式問世。書名後署孫文川葺述，陳作霖撰。在凡例第一條。陳作霖先生即註明：此書稿為上元孫文川所蒐采，索之於貴池劉聚卿（即劉世珩）處。
劉世珩又將《金陵六朝古寺考》重新編輯，把孫氏原案改為原注，陳作霖之言則名為陳雲，把自己以前對《金陵六朝古寺考》所作的校錄條目一一加入書中，置為案語，不相混淆。劉世珩自己撰寫序言一篇，並請當時文壇耆宿沈曾植先生撰寫一序，定名《南朝寺考》，分為6卷，於光緒三十三～三十四年刊印問世。
兩書主要內容絕大多數為孫文川原著，劉世珩與陳作霖所為均屬拾遺補缺之作，不能算原創。所以，不論是《南朝寺考》還是《南朝佛寺志》，第一作者都應該是孫文川。
（此書影來自網路）
【編者：文中涉及三人，其中兩人與愚園園主關係密切】
清末南京曾發生過一件關於著作權的公案，此處「公案」指公眾關注的糾葛、爭議等。
據《江蘇地方志》載許廷長《三種南朝佛寺志書的編印源流及比較》：
金陵為六朝古都，文物眾多，古迹遍布。東吳大帝赤烏十年（247），康僧會初達建業，營造茅茨，設像行道。大帝詰問有靈驗否，僧會禮請三七日，果獲舍利。孫權大為嘆服，即為建塔，金陵始有佛寺，名建初寺。
佛教東來，法雨播撒有年，金陵佛寺連綿興起，寺廟眾多。晚唐詩人杜牧《江南春》絕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名家的名詩名句，使金陵佛寺聲名遠揚。但杜詩所言只為適應詩格的約數，並非確指。梁代郭祖深上書梁武帝稱：「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可見金陵佛寺之盛。
梁代靈味寺僧曇宗曾著《京師寺塔記》二卷。曇宗是秣陵人，記錄必定詳實，惜其不傳。明代，南京有葛寅亮《金陵梵剎志》53卷問世。至清代，再未有專門志書記載佛寺源流。咸豐癸丑（1853），太平軍攻佔金陵，燒殺搶掠，焚毀寺廟道觀，大肆破壞除拜上帝教外的一切宗教設施與文化典籍，金陵佛寺十不存一。
孫文川有感於金陵佛寺的衰落，發心編纂金陵佛寺志書。經廣泛征錄搜求，窮經累年，於同治初年客寓京師賢良寺時，輯成《金陵六朝古寺考》書稿二冊。所徵引的文獻，主要有《高僧傳》、《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六朝事迹編類》、《至正金陵新志》、《金陵梵剎志》，以及南朝諸史、名家藝文等。《洛陽伽藍記》錄北朝佛寺之盛，《金陵六朝古寺考》記南朝佛寺之昌，南北呼應，極一時之盛，成南北朝一代佛寺記載的完璧之作。
孫文川（1822～1882），字澂之，一字泊澂，上元（今南京）人，《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忠義七》有傳。孫文川列入忠義，是因為他在太平軍佔據金陵時，與張繼庚、胡恩燮一道，不畏艱險，多次出入城牆，謀劃策應清軍攻城。孫文川屢立功勞，但攻城一事終未奏效。事雖不成，功尤在焉。後助李鴻章揭露英人李泰國索賄事，「以功洊擢知府。」《清史稿》孫文川的傳記不足200字，文史方面只提到他工詩賦，著有《讀雪齋集》，其他未及。孫文川是清代著名藏書家，讀雪齋為其藏書樓名。他有一方藏書印，印文長170字，反映了達觀開放的藏書思想，中國藏書史上非常有名。
孫文川少年敏悟，為馮桂芬賞識。咸豐五年（1855），上海道趙德轍聘理榷務。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薦入部；六年，曾國藩再薦入都，以功保知縣，進同知。光緒元年（1875）入兩江總督沈葆楨幕，後以母老而不出。閑時招集賓朋，以考證金石自娛。除《讀雪齋集》9卷外，他另著有《淞南隨筆》一書，其中所錄多為未曾面世的珍貴史料，且為稿本，是清代江蘇（包括現今上海地區）的稀見文獻。孫文川的其他作品如《古錢譜》等大都散佚，目前還能見到他的一首題莫愁湖光華亭詩：
賭墅付傳聞，嘆青史成堆，千古河山棋一局；
爭墩笑多事，看畫棟依舊，半湖煙雨燕雙飛。
《金陵六朝古寺考》輯成後，孫文川未及刊印而遽歸道山。光緒十七年秋，劉世珩收得孫文川此書手稿。
劉世珩（1875～1926），安徽貴池人，字聚卿，又字蔥石，別號楚園，光緒二十年中舉人。他是著名藏書家，藏書10餘萬卷，先後刻有《聚學軒叢書》、《暖紅室匯刻傳奇》、《貴池先哲遺書》等10種叢書。
劉世珩收得《金陵六朝古寺考》後，曾將書稿借給前輩學者陳作霖一閱。
陳作霖（1837～1920），字雨生，號伯雨，晚號可園老人。陳作霖於光緒元年中舉，歷任上、江兩縣誌分纂，江寧府志分纂，江蘇省通志總校兼編纂、江寧縣誌總纂、崇文經塾教習、江南圖書館司書官等職。陳氏畢生從事地方史志研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是江蘇近代文化名人，地方文獻學者。從劉世珩處借得《金陵六朝古寺考》，陳作霖歷時5月，將此書稿重新考訂，然後將原書歸還劉世珩。陳作霖將書稿編輯刊印，改名《南朝佛寺志》，分上下兩卷，正式問世。上卷記東吳、東晉、劉宋三代，下卷錄蕭齊、梁、陳三代，共收南朝六代100多年間金陵佛寺226所。書名後署孫文川葺述，陳作霖撰。在凡例第一條。陳作霖先生即註明：此書稿為上元孫文川所蒐采，索之於貴池劉聚卿處。
（張智峰提供）
《南朝佛寺志》印行不久，劉世珩聞聽此事，即索之一閱，發現此書「一仍孫氏之舊，重悂貤繆（即謬誤重複），誠所不免。復以案語闌入孫氏解題之下，頗有未去葛龔之病。余欲有資於伯雨者，不覺索然意盡。」
劉世珩祖籍安徽，生於上海。清末主持江楚編譯官書局、江寧商會、湖北造幣廠、直隸財政等實務，奔波於大江南北，遊宦四方，居無定所。辛亥革命後遷居上海，築楚園，以收藏編刻等消磨餘生。陳作霖為當時金陵地方聞人，在金陵，陳作霖的名氣遠比劉世珩大，且為長輩。劉世珩雖為官多年，但還得尊陳作霖為前輩。按劉世珩原先的意思，他似乎希冀協助陳作霖考訂刊印此書，但陳作霖卻先行獨自刊印。劉世珩對此不無抱憾，遂將《金陵六朝古寺考》重新編輯，把孫氏原案改為原注，陳作霖之言則名為陳雲，把自己以前對《金陵六朝古寺考》所作的校錄條目一一加入書中，置為案語，不相混淆。劉世珩自己撰寫序言一篇，並請當時文壇耆宿沈曾植先生撰寫一序，定名《南朝寺考》，分為6卷，於光緒三十三～三十四年刊印問世。他自稱，急於刊印此書的目的是：「紀六朝之舊剎，著高僧之軼事。」劉世珩認為，自己的《南朝寺考》雖比《南朝佛寺志》晚出，但要略勝一籌。
兩書相較，發現確有一些區別：
《金陵六朝古寺考》記六朝佛寺224座。陳作霖《南朝佛寺志》增加了2座，即陳朝的義和寺與四無畏寺，共226座。《南朝寺考》也如此，但又多一所齊代的齊福寺，此為劉世珩所增補，所記達到227座。
《南朝寺考》直接列為劉世珩著，未著錄孫文川之名。書名頁有瞿鴻禨題署。每卷下有「貴池劉世珩蔥石」署名。《南朝佛寺志》書名後署孫文川葺述，陳作霖撰。書名頁有劉文熾題署。可以看出，陳作霖的署名方法更符合實際編撰情況。但不知何故，陳作霖卻有意或無意略去了《南朝佛寺志》的刊印時間。
經統計，劉世珩為《南朝寺考》加案語的佛寺有48座，佔全部佛寺近四分之一。此外，還有一寺加多條案語的。案語多為劉世珩發掘史料，加以考證所得。如瓦官寺條下，據《京師寺記》等補入10多個缺字；安樂寺條下，孫文川原有16字不妥，刪去；長干寺條下，指出陳作霖將「霖少時猶及見之」的按語誤入正文；高座寺條下也有如此問題，等等。其他糾正補遺之屬，不可一一羅列。
《南朝寺考》每板右上方有字數統計，《南朝佛寺志》無。
《南朝寺考》無寺名目錄，查找某寺要一頁頁翻找，很不方便。《南朝佛寺志》有詳細的寺名目錄，但無頁碼，查檢也不方便。但這是線裝書的普遍作法，無法苛求。
《南朝佛寺志》「凡例四」中註明：「寺名有改易者，在六朝時期則用大字標於下，在六朝後則用小字注於旁。」《南朝寺考》寺名雖有大小字區別，但無說明。
《南明佛寺志》書口有書名，《南朝寺考》無。
至於刊刻所用字體，《南朝寺考》用楷體，《南朝佛寺志》用宋體，但這並無優劣之分。
歸而言之，兩書主要內容絕大多數為孫文川原著，劉世珩與陳作霖所為均屬拾遺補缺之作，不能算原創。所以，不論是《南朝寺考》還是《南朝佛寺志》，第一作者都應該是孫文川。
鄙人以為，比之一般之抄襲剽竊，或巧取，或豪奪，把他人勞動成果攫為己有出書，更不光彩。此事發生在清末，現今這種或類似情況是否存在呢？善良的人們，你們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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