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社交媒體用戶聯合起來！
數據更應該被視為勞動的產物，而非休閑的副產品。我們需要建立數據工會，為我們的集體權利而鬥爭。
如果柏拉圖(Plato)今天還活著，他很可能會把我們做的大部分工作視為休閑，而把我們享受的多數休閑時光視為工作。那些拿著超高薪水、穿梭世界各地討論全球大事的首席執行官們，實際上是在享受無休止的酒會。但柏拉圖很可能會用懷疑的眼神看待那些享受釣魚、園藝和烹飪的人，認為這些活動是辛苦的職業。
在英國《金融時報》近期舉辦的一場會議上，捷克哲學家托馬斯?塞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就如此論證，並稱自己參加會議就是在工作。他的觀點（我認為）主要意在通過刺激人們思考，來突顯我們對工作和休閑的定義更依賴於文化背景，而非不可更改的社會規律。
但是，如果我們將一些概念分類拋諸腦後，肯定會幫助我們解開數字經濟中的一些謎題。
以社交媒體為例。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YouTube的用戶或許認為只是在分享自己的特別時刻、詼諧見解以及與朋友和家人的滑稽惡作劇。所有這些活動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加深了我們的社會聯繫，帶來了樂趣和自由的閑暇時光。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我們像母雞啄米一樣盯著手機所做的一切，都在為機器學習程序研究如何投放針對我們的廣告生成大量數據集。Facebook的聰明之處在於，所有用戶都在不知不覺中為該公司免費工作，創造了其最有價值的產品。
這使得Facebook的員工開支僅相當於公司市值的1%，而沃爾瑪(Walmart)的這一比例為40%。我們都受到了被作家、微軟(Microsoft)研究員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稱為「海妖伺服器」的誘惑。
當然，矽谷多數人士並不認為我們的隱性數字合同有什麼問題。谷歌(Google)首席經濟學家哈爾?瓦里安(Hal Varian)辯稱，消費者免費得到了廣為流行、便捷的服務。廣告商獲益於針對受眾的低成本、有效廣告投放。如果用戶不喜歡谷歌提供的內容，那麼他們可以輕鬆切換到其他服務。競爭對手可以毫無阻礙地生成、買進他們自己的數據。競爭不過是輕輕敲擊鍵盤。
如果你把用戶數據視為由科技公司創造和擁有的資本，那麼上述理由或許還算成立。但包括拉尼爾在內的一個技術專家和學者團隊發表了一篇論文，質疑了上述概念。他們認為，數據更應該被視為勞動的產物，而非休閑的副產品。
他們認為，數據經濟是偶然形成的，並非通過設計實現，是低效、不公平和沒有收益的，應該從根本上進行反思。要區別對待我們現有的「數據作為資本」(DaC)模型——即將數據視為消費的「廢氣」產品和「監控資本主義」的原料——與「數據作為勞動」(DaL)模型——即將數據視為由用戶生成的財產，應首先讓其所有者受益。
他們呼籲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幫助打造一個真正的用戶數據市場。此類市場將為人們的數據付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培育「數字尊嚴」文化，提高經濟的生產率。
上述觀點是埃里克?波斯納(Eric Posner)和格倫?韋爾(Glen Weyl)在即將出版的《Radical Markets》一書中提出的。該書既是對「技術-封建主義」的猛烈批判，也是對更公平地分享我們的集體智慧成果的一種理想主義呼籲。韋爾表示：「目前的數據所有權模式，在經濟上是低效的。」
拉尼爾和論文的其他合著者承認，將DaC模型和DaL模型視為非此即彼是將問題簡單化了。他們也承認，在現實世界為數據向個人付費存在問題。微軟等公司為獲得數據而獎勵用戶的一些試驗立刻就被機器人戲耍了。
此外，或許很難讓持懷疑態度的公眾相信，他們的模型數據經濟中，一些最具勞動競賽精神的「工人」可能是那些被邊緣化的青少年遊戲成癮者，即使文章論據鑿鑿。
為了引導數據經濟轉向正確方向，論文作者們建議我們需要加強三大抗衡力量。首先，更激烈的競爭和創新對於刺激真正的數據市場至關重要。不應允許大型科技公司扼殺較小的初創企業。實際上，考慮到令人生畏的規模經濟，甚至可能需要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來衝破束縛，支持新的數據經濟。
其次，政府需要升級、貫徹競爭政策，鼓勵數據可移植性和DaL經濟增長。更嚴格的監管制度，如將於今年5月生效的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應該有所幫助。
最後，我們消費者應該認識到自己作為數字工作者的角色，並形成「階級意識」（用馬克思主義術語）。需要建立數據工會，為我們的集體權利而鬥爭。歷史上勞工對抗強大資本的做法一直是罷工。當我們開始在「沒有報酬不發帖」的口號下，用數字方式對抗社交媒體集團時，我們就會知道DaL運動是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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