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聯共黨史》學經驗
從《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聯共黨史》學經驗
毛澤東曾明確表示，「不太喜歡看」斯大林的著作，因為他總是「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這種氣氛」。但有三本書例外，是他喜歡的，即《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由於斯大林與中國革命的關聯實在緊密，恩怨複雜，毛澤東實際上讀了不少他的著作，但下功夫琢磨的，也確實是這三本。
《論列寧主義基礎》是斯大林1924年系統闡述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論著。1925年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即以《列寧主義概論》為題發表全書譯文。該書從理論方法、戰略和策略、工作作風等九個方面闡發列寧主義的主要內容，並下了一個經典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論列寧主義基礎》寫於列寧逝世不久，斯大林的地位和權威還不像後來那樣被神化，論述還比較實在。
《聯共黨史》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寫，斯大林為該書撰寫《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節，並審閱了全書。1938年出版後，在各國共產黨人中廣泛流傳。其中文版是1939年經博古校閱後出版的。全書共12章，以列寧和斯大林活動為主線，敘述1883年至1937年聯共（布）的歷史，注重闡述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以及聯共（布）的戰略和策略。
學習了解列寧主義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推進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途徑。《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聯共黨史》，有史有論，史論結合，比較能夠滿足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需要。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把《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聯共黨史》列為幹部學習讀本。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材料」，因為該書「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隨後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中又講：「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1945年4月在七大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還說，《聯共黨史》「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著述和談話中，經常引用、借用和化用這兩本書上的一些論述，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認識和利用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矛盾。
毛澤東1937年寫的《矛盾論》，根據《論列寧主義基礎》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斷，來說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係。他說：《論列寧主義基礎》「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怎樣看待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後世界和中國的形勢，擺在了黨的面前。毛澤東在七大作的《愚公移山》那篇著名講話，又以《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論述為依據，提出：「現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說過的一樣，舊世界有三個大矛盾：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矛盾。這三種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發展得更尖銳了，更擴大了。由於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雖有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這種反動逆流總有一天會要被克服下去。」
二是聯合一切階級力量反對帝國主義。
《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提出「列寧主張以政權轉歸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卻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轉歸論」是要求搞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經過民主革命階段，「不斷論」是強調畢其功於一役。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為了克服黨內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和急性病等「左」傾思想，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文中，根據《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論述提出：「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又面臨一個要不要繼續聯合和領導其他階級力量的問題。
在中共七大的結論報告中，毛澤東又一次提醒全黨：「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曾經講到，阿富汗的國王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他為阿富汗的獨立而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也同樣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時代，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也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我們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可以成為我們的同盟軍，有些時候就在我們的領導下。」
三是強調理論與實踐，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相結合。
《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有兩句名言，「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稱讚這兩句「說得好」。延安整風時期，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和《〈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等講話和文章中，他總是引用這兩句話，來強調和說明：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算實際的理論家，對於理論脫離實際的人，取消他的「理論家」資格；雖然此前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曾經被譏為「狹隘經驗論」，但「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因為「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
毛澤東讀《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聯共黨史》，不只是著眼於運用書中的觀點詞句，根本上還是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像蘇聯共產黨那樣，結合本國的實際，勇敢地發展馬克思主義。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演講中，他點出此題：「我們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告訴我們，……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又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
1942年提出「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比1938年講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又進了一步，在理解、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糾結黨內若干年的問題上，毛澤東似乎更加自信了。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23期，作者：陳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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