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歸國抗戰始末

原標題：郭沫若歸國抗戰始末

撰文：吳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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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0日黃昏，南昌城淅淅瀝瀝地下著細雨，一身戎裝的郭沫若失魂落魄地敲開了南昌警察局局長朱德的家門。同為四川老鄉，郭沫若與朱德結識於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當時，郭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見到這位多日未見的朋友，朱德十分開心卻又頗為驚愕，連問「怎麼啦？」

朱德這麼問，是有道理的。

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郭沫若放棄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廣東大學文學院長職位，由著名共產黨員孫炳文介紹，投筆從戎，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宣傳科長兼行管秘書長職務。北伐軍誓師北伐，郭沫若隨大軍猛進，到11月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郭沫若已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次他接到鄧演達的電令，讓他速去南昌，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會合，組織精幹人員主持政治部工作。

蔣介石見郭沫若到來，十分高興，當即任命他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還給了他每個月300元大洋的津貼。然而，蔣此後的行徑卻讓郭沫若大失所望：先是在安慶，後在九江對支持北伐的勞工下手，一時血流成河。他還親眼目睹蔣介石在南昌接見在上海的老朋友，讓這位老朋友帶口信給黃金榮、杜月笙等等「維持秩序」，而上海的工友一面組織武裝起義，與反動軍閥拚死相搏，一面還在歡迎他的部隊到來……

聽完上面的陳述，朱德完全明白這位老鄉的心情。他鼓勵郭沫若：我拿槍，你拿筆，你難道不可以寫些什麼？郭隨即鋪開紙墨，奮筆疾書：「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總司令！」他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蔣：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於國家、忠於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最後給文章加上了一個標題《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郭沫若一面派人將文章送到剛創刊不久的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一時間，郭沫若名聲大振，幾乎成為了工農武裝的代言人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反蔣功臣」。

這是大革命成敗關鍵時刻一篇重要的戰鬥檄文。蔣介石看到後勃然大怒，於5月10日發出了《通知軍政長官請通緝趨附共產之郭沫若函》，指責郭「甘心背叛，開去黨籍，並通電嚴緝歸案懲辦」。5月21日，蔣又以總司令的名義向全國頒發通緝令《電令所屬一體嚴密緝拿郭沫若一名，務獲歸案懲辦》。

此後，郭沫若開始轉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來安排，準備赴蘇聯，他在日記中寫道：「定十一號走，心裡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不料船期臨近時，他卻因患傷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醫院住了一個月。以後又由周恩來安排，於1928年2月24日登上輪船，東渡日本，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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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亡命海外，朋友們卻沒有忘記他。

1936年11月15日黃昏，郭沫若在創造社的好友、時任福建省參議的郁達夫借著到日本採購印刷機的機會，來到東京近郊須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兩人雖是故知舊友，但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因對政治形勢和國共兩黨的認識發生了嚴重分歧，一度反目為仇。兩人在這次見面之前，已經中斷交往了十年。正如郭沫若所言：「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十年沒有見面的朋友，見了面會是什麼樣子呢？

其時，郭沫若隱居於東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費依靠創造社每月資助的100元錢。這100元首先由創造社按月交給居於上海的內山完造，內山寄給東京的好友小原榮次郎，再由小原轉交給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東京警察拘留，警察從他家抄出了給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審訊，從此受到日本憲警的監視。

創造社「三巨頭」：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十年別淚知多少，不知相逢淚更多」。兩人相擁相泣攜手而坐，還沒說上幾句，門外那個隨時監視著郭沫若的警視廳警員就走了進來。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探員請走。郁達夫開門見山地說他是奉陳公洽（陳儀，辛亥革命元老，時任福建省省長）之命，來問先生是否願意回國。

郭沫若回答：我沒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國，雖然現在有朋友照顧，生活還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員的監視下，最多是個三等公民，但是我還回得去嗎？加上還有安娜與五個孩子……前些日子西園寺公望（日本皇宮元老——筆者注）還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國籍，但被我拒絕了。我寧可去死，也決不加入日本國籍……

郁達夫此番赴日，其實是奉命專程策動郭沫若歸國參加抗日的。對此，郁達夫之子郁飛曾記述道：「那次行程據他說是應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的，但實際上負有一項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近十年的郭沫若，轉致南京國民黨政府為抗日戰爭終將爆發而要郭伺機回國之意。」

郁達夫回國後，向自己的上司陳儀反映了郭沫若的情況，請陳儀幫助請求最高當局讓郭沫若歸國。陳儀隨後致信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何廉，請他探詢蔣介石意見。何廉等人也正有此意。在接到陳儀信之前，何廉和翁文灝在為蔣介石準備參加廬山國是會議的人員名單時，大膽地將郭沫若的名字列上了。蔣介石看後表示認可，說「我對此人總是十分清楚的」，並詳細詢問了郭沫若的近況。何廉接到陳儀信後，向蔣介石彙報並得到允許，但條件是郭沫若回國後在福州居住，由陳儀負責監視，不得有「越軌行動」。雖然應允了，卻形同軟禁，郁達夫只得繼續努力。

這年4月底5月初，郁達夫前往上海、杭州、南京一帶活動，與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錢大鈞宴遊，藉機請錢大鈞等人向蔣介石進言。錢大鈞等人委託郭沫若的老鄉、蔣介石的結拜兄弟張群向蔣介石提出此事——當初要求國民黨中央通緝郭沫若的，正是張群。5月17日，張群見到蔣介石，提及郭沫若歸國之事，得到了蔣的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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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南京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承擔了具體策劃郭沫若秘密回國的任務，這個研究所系對日情報機關，直屬蔣介石侍從室。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是湖南醴陵人，國民黨內首屈一指的對日問題專家，真正的「情報王」。從1921年始，他六次東渡日本，或讀書（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或考察、或交友，甚至與日本皇族西園寺公望成了好朋友。他深刻了解日本的國情，善於綜合各種信息，判斷力精準。1937年5月15日，他致電蔣介石，準確預測了「不出7月，日軍必在華北尋釁，以求吞併」；1941年11月，他又電告蔣介石：「日本聯合艦隊先北上後南下，一個月後必在太平洋對美髮動突襲，最可能處珍珠港。」1944年末，日軍發動「一號作戰」計劃，攻佔了衡陽、柳州、桂林，劍指重慶，舉國嘩然，蔣介石甚至準備再次遷都至雅安，但王芃生指出：倭寇已窮途末路，一號作戰實為最後一戰，到不了46年（指1946年），一定投降。」1937年初，蔣介石成立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實為專門從事大戰略的研判，王芃生出任中將主任。

王芃生

除了王芃生，國際問題研究所還集中了一批對日研究專家，有連戰的父親連震東，有時為駐橫濱總領事的邵毓麟，以及謝南光、潘世憲等，再有就是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京滬區少將主任的顧高地。

顧高地是著名鋼琴家顧聖嬰的父親，上海大同大學畢業後，他投身革命，參加北伐，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鍇將軍的秘書、中校參謀。他曾利用自己的人脈，迅速與上海市民協會聯繫，解決十九路軍的軍需問題。上海市民協會副會長杜月笙當即自掏腰包買了5萬雙回力膠鞋。由於上海市民的支持，十九路軍穿上了膠鞋，軍餉待遇超過了中央軍，一直到他們調防，還有數萬大洋存在上海銀行里。

顧高地更重要的工作是在情報上。1932年1月15日，顧高地向蔡廷鍇報告：日本軍隊月底前會在上海挑起事端，地點大致在日租界與華界的交界處閘北一帶。1月23日晚上，蔣光鼐、蔡廷鍇在龍華司令部召開了十九路軍營以上軍官緊急會議，一致同意以血肉之軀保衛大上海。1月28日深夜，日本兵進攻閘北，十九路軍將士奮起反抗，他們在張治中將軍率領的第五軍支持下，與日軍血戰一月有餘，沒有後退一步。顧高地在「一?二八」事變中的表現，引起了王芃生的注意，他任命顧高地擔任當時情報工作最重要、最複雜的京滬區主任，交給顧高地的第一項任務便是營救郭沫若歸國。

顧高地仔細分析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提出要使郭沫若平安歸來，必須做三件事：一是讓蔣介石正式撤銷通緝令；二是讓郭沫若作好歸國的準備，為了保證他的絕對安全，他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與五個孩子暫時就不能回國了；三是不能讓親日的駐日大使許世英知曉，郭沫若要喬裝化名秘密歸來。

王芃生完全同意這番意見，他告訴顧，年前他已通過陳公洽（陳儀）讓郁達夫赴日，他會讓郁達夫再給郭沫若寫一封信，將準備歸國的信息傳遞給郭沫若。兩人協商後，決定由顧高地與中國駐日本橫濱總領事邵毓麟聯絡，請邵毓麟跟郭沫若通消息。一系列的秘密行動悄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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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達夫的一封信。信上寫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請速歸……強鄰壓迫不已，國命危在旦夕，大團結以御外患，當系目下之天經地義……」「中國情形，與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將來若得再與同事，為國家謀一線生計，並設法招仿吾亦來聚首，則三十年前舊夢，或可重溫。臨函神馳，並祈速復。

這時七七事變已爆發，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圍增派了監視的警察和憲兵，邵毓麟以官方身份與郭沫若接觸已變得很困難。顧高地另行安排了與自己有著特殊友情、同時認識郭沫若的寓日畫家錢瘦鐵作為聯絡人。錢瘦鐵，字叔崖，江蘇無錫人，因創辦中國畫會而出名。他應日本畫家橋本關雪之邀赴日訪問，當時住在東京的林町，實際上是王芃生安插在日本的情報人員。

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個學生金祖同來到東京，他是前來參加東京詩人俱樂部舉辦的文化交流會的，擔任主講的是郭沫若。此次聚會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壞，郭沫若險些被打，金祖同與另一位學生拚死拖出郭，將他護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來到郭沫若家裡看望，勸他抓緊時機逃回中國去。郭沫若告訴金，從報紙上的動向分析，日軍將很快并吞華北，考慮到在這裡可能會受害，決定寫下一篇「遺言」，大意是：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拘留起來了，不過我決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它……寫畢，郭沫若讓學生一定設法轉交給最高當局。

第二天一早，金祖同將「遺言」交到錢瘦鐵手裡，錢瘦鐵大喜——這正是他所希望的契機。他告訴金祖同，事不宜遲，郭沫若回國之事要抓緊進行，一切手續由錢本人代理，金祖同負責來回接洽。隨後，錢瘦鐵通過秘密途徑，將郭沫若的「遺書」送到顧高地手裡，再由顧高地轉交王芃生。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訴郭沫若，在10日之內一定安排他回國，但有一個條件：回國之事不能告訴任何人，作為掩護，您的夫人與孩子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聽到此消息，心如刀絞，他與郭安娜（佐藤富子）於1916年結婚，妻子隨著他顛沛流離，四處漂泊，為他生育了四子一女，至今已整整20年，怎能忍心將他們留在虎狼之窩而獨活？臨行前，郭沫若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別寫了留言，給大孩子們寫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貼在牆上，希望他們以此為座右銘；給最小的兒子寫的，是盼望他無病息災地健康成長。

一行人要乘坐的是從溫哥華經日本橫濱、神戶再往上海的加拿大郵船。7月24日，颱風肆虐了東京灣，狂風大作，豪雨傾盆，但第二天轉而風平浪靜。25日清晨，郭沫若起了個大早，他著和服木屐，連飯也沒吃，彷彿出去溜了個彎就會回來似的，躲過了日本憲兵的監視，匆匆趕到了錢瘦鐵家裡。錢的夫人早已為他準備了早餐，沐浴更衣後，郭沫若穿上早已備好的襯衣、西服與皮鞋，提上了一個當時有錢人旅行用的皮圓筒旅行包，戴上巴拿馬涼帽。錢瘦鐵還特意替他印了「東京帝國大學楊伯勉教授」的名片，親自伴同，坐上計程車，一路疾馳，來到橫濱火車站。他們購買車票跳上了「燕號」特快列車，一路上有驚無險到達神戶，登上了「日本皇后號」的頭等艙。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終於抵達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進了滄州飯店，並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國各大報紙都刊出了一紙公告，這份由林森主席與蔣介石共同簽署的文告，宣布撤銷於「國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發布的通緝令」。回國的次日，友人沈啟予、葉靈鳳、夏衍、阿英、周憲文、鄭伯奇等紛紛來訪。因為覺得來客愈來愈多，難以應酬，便由黨組織安排，於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蘭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隨身只帶了一個旅行袋，問他還有什麼行李，他笑著作了一個寫字的手勢說：「只帶了一支筆。」

以後有許多人撰文述說郭沫若歸來，是由共產黨秘密策劃安排的，其實不然。夏衍在晚年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一書中寫道：「我急於知道他這次回來的經過，漢年不作正面回答，只說：他是下了決心的，可是一上岸，就碰上了國民黨方面的人，這可能是駐日使館向南京發了電報，他是二十七日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才知道，把他從滄州飯店搬到這裡……』」

8月2日，在中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郭沫若在答謝後說道：此次別婦拋兒專程返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謹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著朗誦了一首作於日本、步魯迅原韻的詩作：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8月7日，是盧溝橋抗戰一個月紀念日，上海各界市民聚集在南市蓬萊大戲院觀看新上演的三幕大型話劇《保衛盧溝橋》。這部戲是七七事變後，上海劇作者協會會員們集體趕寫出來的，由上海各劇團上百位明星聯袂出演。夜晚劇場門打開，觀眾一擁而入，連過道兩旁都站了許多買了站票的熱情觀眾。戲快開幕時，一行人在夏衍、阿英、鄭伯奇、李初梨等陪同下，走進了劇場中的通道，眼尖的觀眾認了出來：「啊，郭沫若……」「郭沫若也回國了……」

這嘰嘰喳喳的聲音立刻變成掌聲，然後掌聲又變成歌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是郭沫若歸國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面，也是他一生中難忘的一次集會。

（原文見《同舟共進》雜誌2018年1月號，東方歷史評論受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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