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人生觀
隨看隨想
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歷史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
作為史學、文學和思想史的偉大著述《史記》，我們耳熟能詳。千百年來，關於《史記》的著述，則更是數不勝數。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是日本學者「史記學」的名著；宮崎市定的「解讀」，亦為他山之獻。
這裡節選的是關於《伯夷列傳》的解讀。宮崎市定從司馬遷之伯夷叔齊尋繹出司馬遷的人生觀，提出：名聲使人不滅。這讓人想起司馬遷「重於泰山」一語。
概因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日本的漢學，有突出和特殊的成就。比如溝口雄三，比如竹內好。又如，近年引進的「講談社中國歷史」十卷，都頗可一讀。（任余）
《史記》列傳之首是《伯夷列傳》……專制體制也好，皇帝政治也好，忍受中國歷代的重壓，不改變自己主張的不乏其人，司馬遷把伯夷、叔齊看作了最初的例子。
通常天道沒有偏愛，但往往幫助善良之人，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伯夷、叔齊不是善人嗎？他們的生活方式無可非議，卻無法免於餓死。孔子門下有七十位高徒，其中被稱讚好學的只有顏回，但他卻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早早去世。相反，作為大盜的盜跖犯下無數殺人罪行，率領手下數千人橫行無忌，最後卻能安然地迎接死亡。
讓我們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子還接著說道，冬天到來後才能知道常綠樹和其他樹的區別，即便世間腐敗透頂，只要不受其污染就是真正的廉士。那麼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相信人類是不滅的吧。
人類有各種定義的方法，如果以肉體為重就是生物學的人類，如果以所持物品為重就是社會性的人類，這些都會隨著人的死去而消亡。最本質的定義方法是歷史性的人類，雖死不滅的人類就是其中之一。不滅的人類之所以能夠雖死猶生，就是因為他的名聲。
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名不是貼在身體上的名片，而是人類本身，至少是和人類本身密不可分的。名和實不應分開，因為人和人相知不是依靠肉體，而只能通過名聲。特別是對於歷史人物來說，名聲就是一切，人是通過名聲來獲得不滅的。司馬遷基於這樣的想法，堅信人類是不滅的。
不過，這也是有條件的。司馬遷接著補充道，首先必須結識志趣相投之人。伯夷叔齊是賢人，這一開始就是事實，此後經過孔子的頌揚而進一步知名。顏回雖然篤學，但也是通過進入孔子門下，其生活態度才成為世間的模範。雖然也有不少超脫世間、隱居在山間堅守孤獨自由的人，但他們中也有幸運和不幸運，很多人的名聲是被後世遺忘的。那麼，混跡市民之間而獨善其身、為社會服務的人，是否就能夠揚名後世呢？這也不一定，需要有孔子那樣的偉人給予提攜。
因此，司馬遷的立場是一分為二的。其一是遵守孔子的教誨，從後世尋求知己，因此他的行動不能辱沒他作為儒家學徒的身份，司馬遷對此是抱有自信的。在李陵事件中，他不向武帝的權威屈服，基於信念向天子勸諫，展示出不為外界所動的自由人的驕傲。即便面對周武王這樣的大聖人，伯夷、叔齊也能夠堂堂正正地指出其過錯，而司馬遷在他們面前也毫不遜色。結果如何是無所謂的，那是個人無力改變的命運。但後世一旦有孔子那樣的聖人出現，必定會認同自己的做法並給予讚揚。
司馬遷認為，與自己一樣遭受不幸的賢人不計其數，特別是到了近代常常為他們嘆息：
若至近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這正是在說他自己，「時然後出言」就是在必要的時候發言。「非公正不發憤」是指委婉的說法不足於震耳，這裡用雙重否定表達肯定的意思，其實就是「公正發憤」。也就是說，應該發憤的時候就要有發憤的自由。這正是直面李陵事件時司馬遷的立場。
司馬遷還有另一個立場，那就是繼承孔子、成為像孔子那樣的歷史學家。他作為歷史學家竭盡所能地搜集材料，不論岩穴之士還是閭巷之人，凡嘉言善行都必須加以網羅而傳諸後世。幸而以伯夷、叔齊為代表，列傳中這樣的資料十分豐富，這是足以令中國感到驕傲的事實，歷史學家可謂三生有幸。
當然，伯夷、叔齊的故事在今天看來難以直接作為歷史事實。雖然近年來萬里長城外的遼西地區出土了刻有孤竹、箕侯等文字的銅器，但這不能直接證明伯夷的實際存在和箕子朝鮮的建國。伯夷和叔齊逃離祖國，不如說是和吳太伯相同類型的讓國傳說之一，與堯、舜、禹的讓位傳說也是一脈相承的。這樣的故事進一步發展，就成了伯夷叔齊開頭出現的許由的故事。堯本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但許由恥於自己被當作俗人，於是到潁水邊洗耳朵。巢父牽著牛走過，聽說此事後認為污染的河水不能飲用，於是牽著牛走去河流的上游。這樣的故事可能最早出自《老子》《莊子》等倡導無為的道家學說，但即便只是傳說，千百年來也一直溫暖著古代中國人的內心。如果只是個人的逸事，就不必神經質地追究其是否屬於真實的歷史了。
（選自《宮崎市定解讀〈史記〉》，馬雲超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月第1版）
《中國教師報》2018年02月28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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