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時期開明皇帝趙禎，為何會導致范仲淹的改革徹底失敗？

中國歷史上每一場風起雲湧的政治改革，因嚴重地觸動了統治階級及其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無論成敗，給天下蒼生都帶來了無路可逃的血光之災。中國改革史上名滿天下的范仲淹曾這樣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因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名留千古人的范仲淹大人，在主持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因觸動了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最終宣告失敗。范仲淹被削去官職後，背著沉重的黑鍋流落到中國西部。

1022年宋仁宗趙禎登基後，國家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多事之秋，在外有強敵、內有貪腐的巨大壓力下，趙禎把范仲淹請出來主持和推進政治改革。范仲淹受命後，幹部制度改革被列為政改的重中之重，就這樣，北宋中期轟轟烈烈，史稱「慶曆新政」政改運動開局了。

宋代幹部眾多，隊伍龐大，歷史有名。入朝為官的路子五花八門，除科舉考試之外，還有門蔭世第、納貢捐資等途徑。人人賣官買官，官官相護，國家變成了貪官污吏的聚寶盆。

宋代通過科舉制度錄取為官的人馬比歷代都多。就取仕人數來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謂空前絕後，官員隊伍極其龐大大。通過科舉謀得一官半職還說得過去，更多的問題，出在門蔭世第、納貢捐資也可以謀取官職的制度上。

俗話說：「大樹底下好乘涼、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壟斷社會資源，他們的外戚後裔以及門蔭世第都可以封官封爵。除此之外，還有納貢捐資的買官行徑。遇到政府擴充軍備、疏通河流乃至賑濟救災，只要富人出來交錢交糧，便可以封一官半職。

歐陽修同志在湖北鍾祥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能辦公，3年下來，州政荒蕪衰敗。替換他的劉依，也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歐陽修給仁宗寫報告說，陛下想一想，這樣的幹部，能夠治理好地方嗎？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是削弱利益集團。在遞交《答手詔陳十事》之後，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詔》等重要文件下發，限制幹部子弟世襲當官。同時還打擊了門蔭世第的變種。當時，宮廷的太監仗著大內威勢，私自佔據首都和一些地區肥缺單位的位子，且十幾年不讓位。范仲淹、富弼和韓琦等主持政改的大臣，政改的第一步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3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過3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擇合格官員擔任。同時，范仲淹還派能幹的官員明察暗訪各級各地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范仲淹撤職不合格的幹部時毫不客氣，每看到據實調查的報告，他就大筆一揮，把貪腐官員的名字抹掉。政改隨行官富弼對范說：「你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個地區都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結果就有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暗中串通，他們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而打敗范仲淹的最好辦法就是從經濟問題入手。

新政開始不久，監察御史梁堅就上書彈劾陝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軍區副司令張亢貪污挪用機要費。這兩個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堅決支持者。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稜兩可的餘地。范仲淹見此，不惜辭職，起而為他倆辯護。但對方也以辭職要挾，有一個與范仲淹作對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鬧辭職，而且真的不來上班了。原先，滕子京曾經批評仁宗好吃好喝，語詞有點誇大，鬧得仁宗下不來台，很是不快。這會兒，仁宗不免有點兒記舊仇，倒向了王拱辰，將滕、張二人貶官。

再就是栽贓誣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歐陽修等人彈劾而貶官，因此對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十分痛恨。老夏喜歡書法，精於字形字體的研究，他身邊一個丫環也迷上了練字。慶曆四年，他唆使這個丫環模仿名士石介的筆跡，漸漸以假亂真。石介是堅決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經常寫文章和詩賦議論朝政，十分大膽。老夏真夠黑的，竟讓丫環模仿石介的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寫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的意思。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仁宗看了這封信，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特殊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組黨，搞非法組織。

當朝宰相賈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推薦的所謂能人賢士人多是自己的朋黨。凡是他們一黨的，竭力保護張揚；不是他們一黨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這樣一告，就觸到了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處。

宋太祖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後第三年，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鑒，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宋朝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他們要把互相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係中。太祖之後，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這方面表示了決絕的態度，決不讓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和一道底線。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范仲淹的說法。慶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胸懷坦誠的范仲淹竟回答說：「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稱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

聽到這樣的回答，仁宗當著眾人的面很不以為然。未曾想，在朝廷就朋黨問題展開鬥爭時，范仲淹逐漸失去仁宗信任，時年37歲的歐陽修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政論呈給仁宗，並在朝官中傳閱。

與此同時，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在結黨。小人以利益相交的是偽朋，君子以同道結盟的是真朋。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如此說來，這就等於向仁宗宣布，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同時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線挑戰。從北宋皇帝極深的避諱和憂慮來看，如此理直氣壯地宣告結為朋黨，對慶曆新政來說，就等於自殺。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團彈冠相慶，政治局勢急轉直下。此文成為慶曆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為了維護皇帝的專權統治，下決心將「氣銳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陝西、山西宣撫使（處理地方軍政事務的高級官員），范仲淹被迫離開京成。朝中反改革的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

慶曆五年正月，仁宗罷免了主持政改和支持政改的各位大臣：

罷免范仲淹參知政事職務，貶到陝西彬縣當縣長；

罷免富弼樞密副使職務，貶到山東鄆城；

罷免韓琦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江蘇揚州；

罷免積極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職務，貶官到山東兗州。罷免的理由是，杜衍支持朋黨之風；接著，又找理由將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學家蘇舜欽罷官，並永遠削職為民；歐陽修則被貶官到安徽滁州。另有一大批支持政改的年青學者列入顛覆朝廷的黑名單。

之後不久，新政措施停止執行，慶曆新政僅一年多就失敗了。王夫之在總結慶曆新政的得失時說：「仁宗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其實，政治改革失敗的關鍵就是觸及了統治階級和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確做到了。但他沒有想到，中國封建社會和後期翻版的封建體制中，所有倡導政改的仁人志士，其命運也和他一樣，他們都是背著沉重的黑鍋流落他鄉而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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