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啥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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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思想的執拗與人類理性的自負

——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

李寶元

雖然在實踐中，「存天理，滅人慾」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致失敗，無論「革命」也好「運動」也罷，都從來沒有成功過，但為什麼在人類思想史上一直執拗地將「存天理，滅人慾」作為理想的烏托邦去追求呢？這裡一個最可行的答案，或許只能追尋到由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人類理性「致命的自負和狂妄」本性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存天理，滅人慾」，奉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建立一個由利他主義者組成的「君子國」或「烏托邦」社會，會存在制度安排上的「悖論」。[i]設想在市場上，買賣雙方都是為了利他，買者願付高價，賣者要賤賣，而且不能有上限或底線限制（否則就與利他主義假設相悖），那麼，結果肯定是消費者傾家蕩產、生產者虧損破產，從而不能再行利他主義「善舉」。例如，就生產者一方來說，可能有一部分生產者將利他主義消費者的「利他利益」解讀為「想買質次價高」，為了迎合其意圖而利他，他們專門生產粗製濫造商品供應之，這樣自然就沒有動力去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產品質量的要求和動力；而另一部分真正出於有利於消費者考慮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的利他主義生產者，當他們面對利他主義消費者的利他消費行為（專買質次價高產品）時，必然被消費者所捨棄而遭致破產，這樣整個社會經濟只能處於倒退和衰敗的狀態，所謂進步和發展就無從談起。這就好比兩個人騎馬比賽，如果比賽看誰的馬跑得慢（就如同利他主義者想讓別人跑的比自己「快」），這個比賽是沒有辦法進行的，只有將「比慢」的遊戲規則轉換成「比快」的規則，例如互換了各自的馬來比賽（誰的馬慢），這個遊戲才能得以進行。其實，市場交換乃至這個社會經濟活動之所以能正常運轉，恰恰也是這個道理；也就是說，正是基於自利動機的相互作用，才有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如果說，一般民眾因「無知」而天真，當權者「有知」但往往「別有用心」，那麼，集人類智慧理性於其身、代表著社會良知的精英思想家或曰「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們[ii]，包括當代西方社會的很多人文學者，他們為什麼就不懂得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奮不顧身、前赴後繼地將人們往烏托邦的絕路上推呢？想來什麼是大智若愚，這才是千真萬確的「大智若愚」！它是如此「莫名其妙」，使人迷惑而不得其解。按照哈耶克（Hayek，Friedrich）、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斯蒂格勒（Stigler,George J.）和布坎南(Buchanan,James M.)等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大師們所做的分析，[iii]歷史上人文知識分子之所以大都抱有執拗的反自由主義思想心態和極權主義烏托邦政策傾向，其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自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以來，「絕大多數社會都是由其文化貴族來統治的，事實上，在歷史上，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不能當作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因為這龐大的人口根本不識字，受傳統約束，絕大多數人在鄉下的小棚屋中過著簡陋的生活」，而且，歷史正是由這些作為社會「文化貴族」的知識分子「書寫」的，人類理性的文化基因也主要是由他們傳遞的，當然他們要「王婆賣瓜」式地宣傳自己是與那些只有體力、勇敢、物慾的平民百姓不同，他們是最高級、最有價值的。只有自由市場社會才將人民大眾解救出來，這些原初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和能力將自己所從事的「感人」事迹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平民百姓，現在也居然過上與過去社會中以「文化貴族」自居的知識分子才可以過得了的富裕生活。於是，這些代表人類理性的、自負高傲的知識分子自然要大力擺出一副「高雅文化」姿態，以區別於那些在市場中過活的「通俗」或「粗俗」文化。[iv]

──以傳播思想和意識形態為職業的知識分子，往往自以為代表人類理性和先進文化，時常依據自以為理想完美而實際上不切實際且有很大惰性和滯後性的抽象理念去，判斷框定自然形成的現實生活，結果形成德姆塞茨所說的「天堂謬誤」[v]。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每個時代的典型錯誤都源於它所發現的一些新真理，錯誤都在於把某些已被證明在一個領域中具有價值的新的一般規則錯誤地應用於其他領域」；而「知識分子不用對實際事務承擔直接責任，由此導致他缺乏對這些實際事務的一手知識」，「這些知識分子一般都只根據某些普遍的觀念來判斷一切問題」，這些觀念掮客型的知識分子總是根據他們既有的哲學倫理「成見」來接受和傳播新觀念，這些成見往往是「社會至上主義」的陳腐觀念，從而使之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輿論氛圍」。[vi]「知識分子通常沒有從事過實際工作，更糟糕的是，他們也不能正確理解實際工作，尤其是經濟活動」，「知識分子對抽象的偏好或許比很多經濟學家對抽象的『均衡』概念的狂熱更令人矚目」，[vii]而且時常自以為是地將自己的偏好強制地施加於人們，喜歡將自己理想化世界的靜態抽象強加給現實世界的動態變化。

──自然科學令人稱奇的進步和工程技術一個接一個的成功，使得其中蘊涵的理性主義思想總想不斷拓展人類自覺控制的範圍，而在社會經濟領域進行「有計劃建設所帶來的歡愉」，是那些「要把智力和權力結合在一起」的知識精英分子「最強大的動力之一」，理性創造的慾望與社會權力結合在一起，往往使作為社會精英的人文知識分子產生一種「有計劃」實施「社會工程建設」的衝動，以為這是實現其理想主義社會意圖的最佳途徑和方式。[viii]

──知識分子往往以自己代表了社會的「良知」而自豪，以為社會弱勢群體鳴不平為己任，這種基於仁慈而助人的行為「總是容易具有家長制度傾向（Paternalistic）」（斯蒂格勒語）；因為自由市場是節約「愛」的一種有效制度，而正是市場分散和限制了他們體現「仁愛」的權利，因此「反自由主義者可能是、不過未必總是家長主義的」（布坎南語）。所以，知識分子總是站在自由市場的對立面，往往以酷似「家長」的身份和心態居高臨下地去說話，在他們看來這些「可憐的民眾」就像自己軟弱無助的孩子一樣，因此只有他們才知道其想要的生活境況是什麼以及如何實現，於是自覺不自覺地像典型的慈善家長為孩子設計未來那樣為民眾設計社會藍圖。

──此外，從知識分子的個人心態角度來看，身處學校及學術圈與市場社會邊界的知識分子，自己的學術知識優勢往往在以貨幣為一般等價物的市場遊戲規則下處於明顯的劣勢，而一個「有計劃」設計的社會可能給予知識分子階層更多的「用武之地」甚至是「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在奉行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就如同一些猶太人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矛盾形態一樣，知識分子們往往產生一種「心理挫敗感」或「憤世嫉俗」情緒：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著自由市場制度遺產所帶給他們的富裕奢侈生活之餘，又往往以輕蔑的態度大罵自由市場制度的自利動機和牟利行為，以便「從偽善的道德優越感中獲得樂趣」。[ix]「窮人是一座金礦，他們不斷地被人研究、不斷有人就他們提出建議，用他們進行試驗，對他們進行管理，窮人幫助好多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從政府哪兒搞到很多資金。這些中產階級倒先富裕了起來。」[x]結果在最善良、超俗的知識分子身上往往也照樣發生「利益腐蝕判斷」的悲劇。

總之，三百多年來，以自利人性為根基的經濟學，其處境始終如伽利略時代的天文學一樣艱難，因為「經濟學前行的路上橫梗的，不僅僅是一般的無知，而是由道德狂熱和自以為是支撐的無知。」[xi]更糟糕的是，經濟學所面對的這種「由道德狂熱和自以為是支撐的無知」往往是如同用理想的花環編織的「魔燈」，即使那些時刻保持警覺的人們也時常被它照得眩暈不已，而且，這種照耀不是具體某個特定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種根源於整個人類理性「致命的自負和狂妄」，永遠縈繞迷惑著人類發展道路的幽光。人類要獲得自由全面發展，必須時刻提高警惕這種「幽光」迷惑，立足自利人性標定的民主化、市場化方向不動搖。

注釋：

[i]關於這種經濟學悖論，茅於軾先生曾引用清朝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描述的君子國予以說明（見《拗傲的烏托邦思想》，載《誰妨礙了我們致富》，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趙德志先生也通過設想一個全是由利他主義者組成的社會來說明偽善的利他主義倫理會導致「從天真的大善走向必然的大惡」的道理（見《論人本主義經濟學》[一]，《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5期，第91~92頁）。

[ii]按照哈耶克的描述，在歷史上特別是當代社會中，典型「知識分子」的職業現象是「詞語商人」（Wordsmiths）或「觀念二道販子」（Secondhand Dealers inIdeas）。這些人「不必具備專業領域的特殊知識，甚至不必特別聰明、智慧」，而僅僅是作為觀念傳播者「隨時可以對廣泛的問題說點什麼，寫點什麼，而他有可能獲得習慣於在那些等他發言的人們之先熟悉新觀念」；他們往往不是將專業知識本身作為自己的學術興趣，而是作為在社會贏得知識以外的東西（如聲譽和權勢等）的手段，因此他們大「都精通傳播觀念的技巧，但對於所傳播的東西的實質內容，通常只有業餘水平」。（見哈耶克《知識分子與社會至上主義》，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iii]參見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iv]參見斯蒂格勒《知識分子與市場》，諾齊克《知識分子為何拒斥資本主義》，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v]「那些採取天堂觀的人士總是試圖發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而一旦他們找到這種差距，他們就得出結論：現實是低效率的。」許多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大都是這樣的，他們忽略了如下的事實「只有面對不完美的世界，才能改進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一般來說，我們根本不可能從整體上完全重構整個體系；即使確實有這種可能性，這樣做的成本也將非常高，相比之下，現在相對不完美的世界也許還更有吸引力，更有效率。」（見柯茲納《醜陋的市場：為什麼資本主義遭人憎恨、恐懼和蔑視》，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頁）

[vi]見哈耶克《知識分子與社會至上主義》，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vii]分別見哈格《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敵意》，威廉姆斯《知識分子、道學家與自由市場》，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第119頁。

[viii]見哈耶克《工程師與計劃者》，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ix]分別見諾齊克《知識分子為何拒斥資本主義》，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猶太人：探討一個悖論》，載秋風編《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x]轉引自威廉姆斯《知識分子、道學家與自由市場》，載秋風（2003），第122頁。這話雖然偏激甚至有些尖酸刻薄，但很說明問題。

[xi]見雷斯曼《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為什麼總是照來議論》，載秋風（2003），第152頁。

摘自：李寶元《人本發展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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