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不想把抑鬱症視為病

前言：現有的精神健康科普會反覆強調抑鬱症是一種病，在不少以抑鬱症患者為主體的倡導之中，「當做病」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倡導點。本文不在事實層面去做探討，即我們不去探討「到底是不是病」，而去探討人們的態度和信念。在之前的文章裡面，我們討論過，部分抑鬱者認為「是病」的理由小田野04 抑鬱者為何偏愛「心靈感冒」的說法？小田野01-當患者青睞精神病學主流話語，而在本文，我們則去關注，那些不想把它當做病的人是怎麼想的。我認為，這些來自當事人的聲音是寶貴的，而且我們有必要留出越來越多的空間容納這種思考和討論。

很少有一種得到主流醫學承認的病像抑鬱症這樣，在是不是病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

有人說抑鬱症還不算精神障礙，再不及時治就成了真的精神病；我想說，抑鬱症就是精神障礙，自殺率死亡率到10%的疾病我能說是輕的。[1]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 王剛

這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提示，媒體做相關報道的時候，一定要聚焦。精神障礙是有特定內涵和外延的一類疾病，剛才我提到的精神障礙並不等同於大家常規想到的精神病，同時精神病還包括很多小類、亞小類。[2]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局長 王斌

在精神病學中，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指的是在生物、心理、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下，大腦功能活動發生紊亂，導致認識、情感、意志和行為等精神活動不同程度障礙的疾病，如重性精神病、神經症、精神發育遲滯、人格障礙等。在現代精神病學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學者採用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一詞來取代精神疾病的概念。其含義廣泛，是一個不嚴密的術語，指任何先天或後天的心理障礙，包括一系列輕重不一的精神癥狀與行為異常（蔡焯基，2009）。

我理解王剛的意思是，抑鬱症屬於精神疾病的範疇，需要被當作病來對待，是要找精神醫生的事情，更多的表達了預防意識和醫學化的必要；王斌的意思是，抑鬱症屬於精神病的範圍，但是和大眾認知當中與「瘋癲」「暴力」有著緊密聯繫的狹義的精神病不一樣，強調了對於疾病外延和內涵的界定。可以看到對於精神衛生工作者來說，抑鬱症的科普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需要把它當作病從而實現醫學干預，一方面又要避免當作病之後帶來的污名；一方面要說這個病是比較常見的，要提高預防意識，另一方面又要說這個病也不是人人都會得，又要說這個病嚴重了也會走向「不正常」。

那麼抑鬱者本人的觀點是怎樣的呢（本文的抑鬱者包含有抑鬱發作的雙相情感障礙者）？在抑鬱症和感冒的這個類比裡面（小田野04 抑鬱者為何偏愛「心靈感冒」的說法？），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抑鬱症是如何被作為一種病而認知的。但當我把「是不是病」這個非黑即白的問題拋給大家時，又收到了不太一樣的回答。

熵兒找到我的時候，告訴我她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她找我的那段時間裡，她的狀態相當糟糕，甚至給周圍的人帶來了困擾。拒絕去醫院就診的熵兒給了我一個完全否定的回答。

NO。為什麼我不想把這種東西視為病。大學讀變態心理學時我就非常討厭心理學老師對所謂變態人群所表現出的隔離感，就是OK他們跟我們不是一個群體的人，但實際上，我當時心裡有一句話，我認為說，每一個所謂的正常人都有一個變態的因子，然後每個所謂變態的人身上也有往正常人傾斜的可能性，它只不過是我們人類生活不同的狀態。我覺得抑鬱的人，他可能是在用抑鬱表達一種需求，比如小孩子他餓了，他可能是在用哭泣表達這種需求。那作為一個成年人來講，當他的某種需求因為各種因緣際會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他應該得到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可能就會以抑鬱的形式呈現出來。

——熵兒

熵兒的話把我們帶回了關於正常與病態的古老討論當中。熵兒之所以不願意去醫院，並不是因為自己的情緒有多麼容易控制（實際上她的情況已經到了自己很難控制的地步），而是作為一個懷疑者抵抗可能發生在她身上的分類。這樣一來，那些預設了「正常」和「病態」的助人者都屬於敵軍陣營。熵兒通過拒絕就醫所保全的東西，是自身作為人的主體性。似乎一旦走入醫院，就彷彿在某一場戰役裡面敗下陣來，似乎一旦「成為患者」，就會站到「正常人」的對岸從而失去一種正常人面對正常人的理解。所以如果我們在這裡簡單的把這種「不願意去醫院」用一句病恥感概況就過於武斷和粗暴，實際上，熵兒是在質疑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同時也在強調精神病的社會建構。說到這裡，有一句話可以很好地說明她提到的事情，那就是「不要和病人計較」「這個人精神有問題」，一旦把那個奇怪的傢伙貼上「病人」的標籤，人們就可以安全地站在正常的岸上去「幫助」那個「病人」，那個「喪失了某種功能的人」。或許熵兒們想問的是，這種出發點之下的幫助、寬容、友好，是我想要的嗎？一旦標籤確立，「反歧視」作為正確話語，是否反而會抹殺了原本可以出現的爭論和思辨？

從這裡引伸開來的還有抑鬱症診斷本身的問題。在The Loss of Sadness這本書當中，作者認為抑鬱症的確存在，也會嚴重到需要醫療介入，但從盛行的精神醫學觀念來看，許多正常的悲傷感受都會被歸類為異常的經驗。在當前的疾病分類系統下，我們根本無法區分兩者。這也就導致在田野調查的過程裡面，經常有人會來問我，「我這樣是不是病了？」「其實我也有病對吧？」，那麼這個問題我在提供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之後會對ta說，你去找醫生。但是，是否從醫生那裡獲得了診斷就「是」了？這個問題一方面指向了我們目前醫療水平，另一方面則指向了診斷的根基。

對於當事人來說，不想認為它是病，既有可能是自覺不夠，意識不到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這也是大多數以提高精神健康意識為目的的倡導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有可能是自覺意識強烈，認為自己有更恰當的解釋。

即便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作為「人」的主體性，人們也會走向不同的道路。

相比熵兒這種決然否定的態度，更多的態度指向了不確定。

對於抑鬱症到底是不是病，我覺得這好像難以回答。從生理反應上來看，好像這個是可以從醫學角度來找到很多的解釋，比如什麼我大腦里有什麼分泌的不正常，但是好像從很多人來看它就不是一個病，對很多無知但卻有自己想法的大眾來說這就是你們這些loser自己腦補出來的。我覺得這個事情在我來看很複雜。我又希望在他們心中這可以是一個確實的病，但對於深陷其中的自己來說，並不是特別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病來看。

——伊奴

伊奴是一位大學生，得到了抑鬱症的診斷，有服藥和做心理諮詢。她在受到抑鬱症困擾的同時，也受到了人們對於抑鬱症看法的困擾。老師隨意下判斷和不以為然的看法讓她深受傷害。對於伊奴來說，病的說法更像是一個生活策略，因為病的說法可以讓她躲開一些質疑和譴責。這種說法下，個體的尊嚴能夠得到保護。抑鬱症是病，是對那些自己之外的人所說的話，其存在是有必要的。「我沒有騙你們，我真的病了。」 而至於自己如何看待事情的本質，則可能還有其他的想法。「並不是特別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病來看」背後的想法是複雜的。可能的想法是：不想把它特殊化，不管外界怎麼看，對自己來說可能就是熟悉的日常，另一方面是如果當做病來看，似乎痊癒才是目標，但這是一個某種層面上不可及的目標，比起痊癒，能夠周旋就已經非常好了。

而在雙黃酮那裡，不確定的感覺則源於對自我的認知。雙黃酮在去年的這個時候，很擔心「這種病對人的影響這麼大，那麼「我其實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屬於我的，什麼是屬於這種精神疾病的。」 「病」的說法模糊著當事人的自我認知。如果這種病是人的特質，那麼「康復」又是否意味著「我不再是我」。說自己觀察過許多抑鬱症患者、並且自身也是抑鬱症患者、來自top2高校的研究生秋田一板一眼地對我說，許多人說自己「好不了」的時候，其實是在表達他們很享受那個抑鬱的狀態。而另一位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紙馬也說過，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不願意放棄她現在所體會到的這一切，哪怕它們被認為是病態的和痛苦的。

這種對「病」的矛盾態度放到群體中間，則在一些公共事件上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現。2016年的2月，華東師大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23日，史學少年林嘉文跳樓。接連的自殺讓人們又陷入了對抑鬱症的熱切討論之中。時間的針擺已經從張國榮去世的2003年走到了2016年，不需媒體和專家再說什麼，大眾自己就能夠在這些討論之中給兩位逝者下一個「抑鬱症」的診斷，抑鬱症成為了一個人們熟悉的死因。我注意到，在這些討論裡面也有著不一樣的聲音。我的微信朋友圈有幾位學者對江緒林的死表達了深切的哀悼和帶著同病相憐味道的反思：

「這個時代，有些良知的人，都會患上政治抑鬱，或輕或重而已。」

「粗鄙當道的學界，何處無殤。」

「他的自殺不是可以用『抑鬱症』這一精神病或心理學癥候來解釋的。」

「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必將走向自我毀滅嗎？」

媒體對林嘉文的廣泛討論則不僅僅提到抑鬱症，還又一次和往常一樣把抑鬱症和天才聯繫到一起。網路上流傳的疑似林嘉文的遺書[3]這麼說道，

「讓我可以以為我最終的離去不僅是感性地對抑鬱、孤獨的排解，也是種變相地對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達。」

「煩請所有得知我去世消息的人，如果你們覺得不能理解我，請給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題發揮，像對江緒林一樣，那種行為挺卑劣、愚昧的。」

顯然，這兩種自決之死（self-determined death）和抑鬱症並不能直接構成原因結果的關係。這有一點類似吳飛（2009）筆下的用來「成全人格」的自殺，自殺不是抑鬱症的結果，而更像是對導致抑鬱的原因的回應。在這裡，我們能夠看到大眾把江緒林和林嘉文的死和「有死亡威脅的抑鬱症」聯繫在了一起，而他們本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則有著不一樣的看法。「病」在這裡扮演著一種說服能力有限的解釋。

越陌則更加清晰地把上文「生而為人」的抑鬱直接解釋為了「生而為社會人」的抑鬱。越陌已經工作了，生活在北京，看上去三十歲左右。在微信群裡面看到我做抑鬱症相關紀錄片的事情，和我約出來見了一面，熱心地給了我很多紀錄片拍攝方面的點子。他之前有過抑鬱症的經歷，目前狀態還不錯。

很多看似是一個人或者是某一群人得的病症，我覺得不一定是那一個人或者那一群人病了，而是社會病了，是所謂的正常人病了。地溝油、毒奶粉，我吃了得了癌症不是我病了，而是社會病了。抑鬱症怎麼得的呢，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誘發這個東西，你不知道什麼原因導致的。我的病因是源於生活，我活著才得了這個病。沒有什麼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越陌

凱博文（1986）早年在中國的研究提到了抑鬱症的社會根源。他指出，地方場景本身就是一個由家庭、社會網路、工作和社區組成的多重等級系統，疾病和精神痛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個體在地方文化系統中的位置，特別是關係網路造成的後果。這種影響可能主要集中在生物過程上（輻射引發的癌症、營養不良造成的荷爾蒙變化），或者在精神過程上（去道德化、憤怒、放棄）。這給了我一些啟發。社會工作者經常把抑鬱症看作是壓力和支持不足的結果，往往側重於具體事實和微觀的情境。但人類學的視角更加傾向於把這些嚴重的壓力因素和不足的支持理解為導致地方文化系統中權力的含義、合法性和結構安排之間的系統性的關係網（凱博文，1986）。在一些抑鬱者對早年經歷的敘述中，我聽到了遭受家庭暴力而求助無門的事情，家庭關係不和睦是東西方都會出現的導致抑鬱者的社會因素，但是求助無門則可能在中國更加凸顯。正如凱博文所說，不充分的、無效的資源和應對機制，以及無法控制的損失，揭露了一些可能是中國特有的苦痛的社會精神性根源因素。與之關係緊密的是激進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它把個人解放和社會變遷當作目標，它認為社工所宣稱的那些案主利益反而可能會強化案主的個人利益和社會控制。

於是我問越陌，「那你覺得大家現在有這個毛病就去醫院是好事嗎？這種醫學化的趨勢能解決問題嗎？」在問越陌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暗自期待能夠從他，聽到一個更加側重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答案。

他是這樣回答我的：「汽車尾氣環境污染造成了癌症啊肺病的增加，但我們都是把它當普通疾病看啊。都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很少有人真的會把社會學家、各個學家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環境污染造成肺病不會真的把環境學家和醫學家弄到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一定是分開而治的。所以這個問題，只能是，從醫學角度把人的個體先穩定住，用藥啊先緩解，然後社會的病症，或者某種病源，能不能改只能是讓其他的來。醫學化吧，是一定會的，因為人們一定會祈求醫學幫他治癒，儘管它是一個多方面的病症，但是沒辦法。醫學化是趨勢，也是無奈中的救命稻草。它效率可能會很差，但是只能這麼解決。」

假使如越陌所說，人們一定會祈求醫學，那麼一味地批判和解構醫學模式的說法只會像是局外人清談的陳詞濫調。如何投入到這樣一個變化裡面才是更加重要的議題。我冒昧修改一下台灣聯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許欣偉的話收尾：抑鬱（症）或許有其人性的意義，這種意義必須經過一段探討的歷程才有機會浮現，在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當中，社會與醫療體系應當努力為患者保留探討的機會。

[2]出自2017年4月7日王斌在國家衛計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詳見（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547280/1547280.htm）

[3]見華商網2016年2月24日發布的《西安18歲史學奇才因抑鬱症離世，曾出版兩本專著》（http://news.hsw.cn/system/2016/0224/357717.shtml）和西安本地寶2016年2月29日發布的《西安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殺遺書全文》（http://xa.bendibao.com/news/2016225/59940.shtm）

小田野

和100個人聊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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