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的最大遺產，是不斷出現的亂臣賊子

導讀：如果誰想了解六朝人物，想體驗魏晉風度，最簡單可行的辦法，就是穿越歷史，到當時的南京街頭走上一圈。

作者：葉兆言，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花煞》、《燭光舞會》、《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

魏晉風度濫觴於北方，真正能夠發揚光大，應該是在六朝時期的南京。換句話說，魏晉風度的最大市場是在南京，最大的買主是南京人。南京這個城市最能體現它的精髓和神韻，魏晉風度，六朝風流，魏晉在北方消亡了，然而它又在六朝的南京獲得了傳承，得到了新生。

當然，要說到魏晉風度，首先得感謝一本書，這本書就是劉義慶等編撰的《世說新語》。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稱它為「名士教科書」，盛讚它「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魯迅眼光很獨特，從來不會胡亂推薦一本書，要想了解南京歷史，《世說新語》應該是一本必讀書。2015年南京評選出二十四部傳世名著，《世說新語》毫無爭議地名列其中。

為什麼又要說這本書是劉義慶等編撰呢，為什麼要加一個「等」，因為事實上，也說不清楚這書究竟誰寫的。反正它屬於集體創作的產物，通常有一種公認的流行觀點，那就是藝術必須要獨創。集中大家力量，像寫革命樣板戲那樣合力來完成一本書，這辦法似乎不太可取，有點違背創作規律。然而《世說新語》卻證明這種編書辦法也可行，事實上，你還不能不說它是一本好書，一本非常好的著作。

劉義慶是六朝劉宋時期的一位王子，後來又當了王爺，伯父劉裕是皇帝，自己做過荊州刺史，做過江州刺史，做過南兗州刺史，他的爵位是南郡公和臨川王。所有這些頭銜都沒什麼好議論，因為有了《世說新語》，人們愛屋及烏，都喜歡說他聰明過人，說他深得宋武帝和宋文帝的信任，說他備受禮遇，屢屢獲得朝廷重用。不過真要說起個人政跡，談論具體辦事能力，這個劉義慶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

於是大家都給台階下，說他「秉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又說當時政治生態環境太差，宮廷鬥爭太激烈，他呢，為了避禍，就不能不佯狂，成天和一幫文人雅士混在一起。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文人雅士都喜歡講過去的故事，講一些過去的老段子。這些老掉牙的故事和段子，基本上都屬於前朝往事，把它們用精緻文字記錄下來，再編成一本書，於是就有了《世說新語》。

發生在魏晉時期的陳年舊事，能夠深深影響南京，能夠承前啟後，顯然與東晉跟西晉緊密相連有關。畢竟還都是司馬氏的王朝。譬如《世說新語·汰侈》寫王敦與王導，故事發生在西晉，可是二王后來的主要事迹，都發生在南京，都是在南京這個舞台上表演，因此大家懷念西晉，就是在說東晉，就是在說南京：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善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晉書·王敦傳》也有記載，文字略有不同：

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驅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

比較這兩則故事便發現，重點不是誰在殺人，是王愷還是石崇，不重要。被殺的是行酒美人，還是吹笛女伎，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東晉丞相王導與大將軍王敦的怎麼表演，故事發生的時候，王導還不是丞相，王敦也不是大將軍，事發西晉時期，把這個故事再拿到南京六朝的背景下來敘述，就有了不同尋常的含義。王導與王敦可以說是東晉的奠基人，他們的生活態度和行事風格，對六朝南京社會風氣，對朝廷或民間，有著直接影響。

王導的隱忍，代表了當時東晉草創時期的倉皇軟弱，也表現出了堅毅忍耐的柔能克剛，這就彷彿南朝更多時候，雖然以一種文弱形象示人，它的生命活力，它的自我調整能力，遠比人們想像得要強大。而王敦躍然紙上的梟雄之色，他的目中無人和不顧死活，他的狂妄他的野心，也反映出東晉在南京定都以後，註定會面對的各種不穩定，無法避免的動蕩和錯亂。

顯然，王敦的故事跟王導相比，有更深一層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東晉的王業，可以說成也這個王敦，敗也這個王敦。王敦之後的桓溫，還有劉宋的開國皇帝劉裕，南齊的蕭道成，陳朝的陳霸先，身上都明顯包含了王敦的影子，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當了曹操似的人物，都是俗稱的奸雄，治國打天下有一套，禍國亂天下也有一套。

太子洗馬潘滔就曾這樣評價少年時的王敦，說他「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六朝時代的人物，必須戴上了魏晉風度光環，才好看，才有意思，才值得咀嚼。你可能會不喜歡王敦，但是很可能會喜歡他的故事。據統計，《世說新語》中共有四十則故事涉及到王敦，這些零散故事，勾勒出了他從名士到叛臣的轉變過程，譬如寫他剛結婚時一段，讀了令人大笑不止：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世說新語》第十三篇「豪爽」一門，共十三則故事，其中前四則都與王敦有關：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疏率，學通《左氏》。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王敦王大將軍字處仲，以上四則故事，都是生動有趣。胡亂擊鼓，鼓音急促和諧，表現出了他的氣概豪邁，旁若無人，滿座看客都讚歎他威武豪爽。縱色過度，身邊人勸其要注意身體，他倒是很乾脆，立刻就把婢妾數十人，浩浩蕩蕩地都打發了，說趕走就趕走，讓她們愛上哪玩就去哪玩，愛找誰就去找誰。王敦學有所長，精通《左傳》，當然最讓人吃驚的，還是他竟然毫不掩飾自己喜歡曹操，常常吟曹孟德的詩自慰。也難怪東晉開國皇帝會跟他發急，說「欲得我處，但當早道」，這個皇帝還是你來做吧，你想當皇帝，早點說呀。

六朝時期的南京人，顯然喜歡這樣的故事，皇帝有點軟弱，有點無能，這也未必是什麼太大壞事。有時候，一個過於獨裁昏庸的皇帝，或許更糟糕，更禍國殃民。劉義慶編撰的這本《世說新語》，在故事取捨方面，多少也體現了六朝時的開放程度。封建時代談民主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在六朝，包括此前的魏晉，文人真正因為寫文章而掉腦袋，好像也不太多。

這一段時間內，文人被殺的數量並不少，都不是因為寫文章。嵇康可能算一個，即使是算，也很勉強。文人被殺更多的原因，是直接參与政治，六朝時朝代不斷更迭，玩陰謀詭計的人不少，文人一旦跟錯了主子，站錯了隊，也就會變得很危險，非常可怕。魏晉風度的最大遺產，是不斷地出現相似的亂臣賊子。自從曹操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常態，六朝時期的南京，幾乎每朝每代，都出現過曹操一樣的強人，出現過像曹操那樣的野心家。

比曹操更過分的，則是進一步學他兒子曹丕，乾脆自己取而代之。習慣可以成為自然，六朝時期，東晉取代東吳不算，劉宋取代東晉，齊蕭取代劉宋，陳朝取代齊蕭，基本上都是這個套路，都是先當曹操，再當曹丕，一個人把曹氏父子兩人的活都給幹了。

譬如劉裕的稱帝，就跟玩似的，義熙十五年，也就是公元419年，劉裕派手下殺了晉安帝。劉裕早有意稱帝，但是登基當皇帝前，突然又迷信起來，《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上是這麼寫的：

宋公裕以讖雲「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鴆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

就是說，讖言說晉孝武帝死了以後，得有兩位皇帝過渡，晉安帝已被劉裕幹掉了，還得有個皇帝來湊數字，於是選中了晉安帝的同母弟弟司馬德文，先讓這位德文坐一年皇帝，再宰只雞一樣地殺掉，然後名正言順地玩禪讓，然後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

可憐東晉自司馬睿登基，好歹也延續了一百零三年，前後共有十一位皇帝，這些皇帝都當得可憐巴巴，基本上是在四代人中間傳承，其中一半以上在位時間不超五年，最小的一位登基時才兩歲。十一位皇帝中最後兩個，是司馬睿的重孫，他們的父親是孝武帝，爺爺是簡文帝。相比較而言，只有簡文帝和孝武帝還像個正經八百的皇帝。

東晉司馬氏如此，劉宋和齊蕭，包括緊接在後面的陳朝，都是這樣。一代報復一代，六朝時期的南京，經歷了三百多年，改朝換代就跟小孩子玩過家家一樣。因此當王子也好，當太子也好，找上一幫人編本《世說新語》，或者編本《昭明文選》，還真是挺不錯的玩法。不能因為宮廷出面組織了文學活動，有了《世說新語》和《昭明文選》，就此證明六朝時的帝室重文輕武。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相對地說，六朝是有一點文乎乎，這個文，不是有文化，只是文弱的意思。

事實上六朝時期，也沒有什麼純粹文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並不是說文人地位高，號召大家都去讀書，目的還是「學而優則仕」，是為了當官。當官才是眾人心目中的正道，為了當官，上進心就可能演變為野心，就難免投機，難免受主子牽連。因此六朝人物更多的不是文人，而是名士，各種各樣名士，皇帝像名士，大臣像名士，幕僚門人甚至寒士，都學名士。想上位，想避禍，都要向名士學習。

在《世說新語》中，說到桓溫，說到謝安，雖然他們一個個武功了得，都打過大勝仗，然而對他們會不會打仗，能不能打勝仗好像都不感興趣，記錄的都是風流雅事。不風流和瀟洒，就不配稱作六朝人物，譬如桓溫嘆柳，說他北征，見年輕時所種之柳，皆已粗壯，一個人已經抱不過來，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然後再補上一句，說他「攀枝執條，泫然流淚」。又譬如描寫淝水大戰時的謝安，對那場決定東晉生死存亡的戰爭，無一句正面交待，反而用閑筆大寫謝安如何下棋：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 小兒輩大破賊。」 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王敦「學通《左傳》」，敢在史書上留下這麼一句，絕不會是說著玩玩。桓溫工書法，字勢遒勁，有《大事帖》傳世，唐代竇臮所著《述書賦》，收錄晉代六十三位書法家，其中便有桓溫。謝安跟王敦和桓溫相比，若論文化，怎麼樣不好說，起碼也是旗鼓相當。六朝時期的南京，文化不是文人專利，那時候，只要你是個人物，那就得必須有點文化，就必須是個名士。

《世說新語·任誕》上有這樣的記錄：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孝伯就是王恭，東晉名臣，妹妹王法慧是孝武帝的皇后。不過這個皇后死得很早，二十一歲就過世。王恭作為皇帝的大舅子，很受晉孝武帝信任，應該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六朝時期帶兵打仗，大都是文人。他的官做得不算小，權力慾望非常強，官越大，心也越大。王恭野心勃勃地想學王敦和桓溫，但是他運氣明顯不如二位，能力也相差太遠。王敦和桓溫的氣場太強，他們在位時，人不死，只要還有一口氣，朝廷便奈何不了。王恭則是被殺了頭的，他試圖起兵反抗，功敗垂成，臨了被叛將所殺，腦袋被掛在南京的朱雀橋上示眾。

王恭死前毫無恐懼，一邊梳理自己的鬍鬚鬢髮，一邊吟誦佛經。死後家中無錢財布帛，惟有書籍，因此當時有一點見識的人，都為他的死感嘆，覺得王恭不該死。他的冤家對頭，太傅司馬道子正好坐車路過，仔細看著掛在那的王恭腦袋，十分不屑地嘀咕著：

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為什麼急著要殺我呢。被殺的人表現得十分優雅，殺人的也表現得十分優雅。可見當時在南京當名士很容易，得意可以，不得意也可以。王恭死了五年以後，司馬道子自己也被毒死了，死就死吧，誰還能不死。

這就是大家說的六朝，這就是六朝時的南京風景。

如果誰想了解六朝人物，想體驗魏晉風度，最簡單可行的辦法，就是穿越歷史，到當時的南京街頭走上一圈。你會很容易碰到各種各樣的名士，在那裡，你遇到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名士，你會發現，你遇到的那些人，都能口吐蓮花，一舉手一投足，都會透露出了影視明星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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