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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陰影籠罩的魏晉風流;「詩佛」王維是大唐第一軟骨頭!

死亡陰影籠罩的魏晉風流

於溯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

要身後名,這是生人看死;要即時酒,這是死人看生。生和死,是觀察世界的兩個基本角度,可是自古來能生觀者多,能死觀者少,死的視角只屬於那些熟悉死亡的人——他們若非親眼見證過死亡,就是有過瀕死經歷,總之是被死亡體驗顛覆了觀察位置,從此站在人生進度條的末端,擁有了一雙死亡之眼。

死亡之眼將重估一切價值。和平年代,最頻繁發生價值重估的地方大概在重症病房。病人們總愛聊,假如能出院就去遊山玩水,就去浪跡江湖,就去建橋造塔,就去攬月捉鱉……千奇百怪的規劃中有個共性,就是一定都背離入院前的生活常態。沒有哪個病人的願望是出院後再給上司拍一次馬,除非他是神經病人。這,就是價值重估,是死亡的衝擊使人換了一雙眼睛,看到不一樣的意義世界,於是曾經很有意義的事兒,一下子毫無價值了。

所以死亡之眼的擁有者會把每天都當臨終過,謝靈運就這樣玩了一輩子,陶淵明就這樣宅了一輩子,阮籍就這樣喝了一輩子。你積極進取在他看是浪費生命,他的及時行樂在你看是虛擲光陰,也許偶爾你認可他孤傲清高不入俗流,可那不過是來自不同意義世界的圍城式的錯慕罷了。

張翰原本是和我們活在同一個意義世界的人,他和我們一樣遠離故土去謀一份前程,可是走到帝國的中心,他又轉身離開了。後人都說這是政治嗅覺好,能在天下大亂前及時抽身,這真是極大的誤會。張翰離開的豈止是洛陽,他是徹底離開了我們所在的意義世界,而帶他離開的,恰恰是洛陽,是洛陽從未止歇的死亡給張翰換上了一雙死亡之眼,這雙新眼看到的,只有故鄉,美酒,菰菜,蓴羹和鱸魚。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為鱸魚也自賢。」

歐陽詢《張翰帖》

「但惆悵才志,身沒之後無遺名。」(陸機《日重光行》)

公元4世紀的洛陽是一個巨大的病房,張翰出院了,陸機還在苦苦掙扎。同為吳地大族,陸家和新王朝的糾葛要比張家深刻。張翰的父親是孫吳外交官,曾奉命北上參加司馬昭葬禮,不僅完成使命,還在洛陽交到了幾個朋友。和張家不同,陸家是軍事世家,陸遜陸抗父子名將,一直負責防禦北方的魏和後來的晉,陸抗死後,諸子分掌兵馬,年長的兩個兒子在晉滅吳的戰役中死難,對晉朝來說,這一家子算是負隅頑抗到底了。

陸機是陸抗活下來的兒子。小夥子年輕輕就給家國巨變打亂了人生進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終,陸機還是決意到敵國之都洛陽謀個發展,畢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權力格局尚不穩定之時去找找機會,等階層固化之後,陸家就要徹徹底底邊緣下去了。

只是在這樣一種家族背景的襯托下,陸機投入新王朝的姿態,看著肯定不會太優美。他是當年力主伐吳的鷹派大臣張華的坐上賓,是政聲極差的外戚賈謐的小跟班,是為趙王倫準備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幫成都王穎奪權的急先鋒。

不過客觀地說,陸機確實是北漂吳人圈中發展得最好的,在那個政壇邊緣人群體里,也只有陸機可以算深度「摻和」了幾下晉朝政治:比如他與修國史,處理極其敏感的開國史書寫問題;比如他拋出《五等論》,在諸王混戰的時代力挺宗王政治;比如他作為三省代表官員之一,把晉惠帝「擁戴」進皇家監獄金墉城;甚至,他還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對陣過「被」御駕親征的晉惠帝。他那一輩子在邊境線上和晉軍死磕的父親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兒子會有直接在司馬氏核心圈子裡翻波攪浪的一天。

吳人在晉謀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類兼以亡國之餘的標籤,遠離鄉土因而孤立無援的環境,註定了他們得信任難、被犧牲易的命運。何況逢著時令不好,別說吳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門,不一樣是生如草頭露。

陸機這一路走來,曾經的領導和恩主們,楊駿、愍懷太子、賈謐、張華、趙王倫,一個個在眼前死於非命;他自己也曾險遭不測,也曾寫過「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這樣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馬燈一樣的死亡,在他身上就從沒產生過張翰那種效果。站在陸機的角度想想,或許也不難理解:他畢竟是帶著沉重的家國負擔來到洛陽的,斷不能白沾這一水,否則,這輩子豈不成了個笑話。

可這一水終究還是白沾了,陸機不僅死了,還死進了《世說》的《尤悔》篇: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世說新語·尤悔》)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陸機也長出了死亡之眼。《史記》上說,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誣陷,要在咸陽市上腰斬,李斯臨刑對兒子感嘆:「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陸機的故事,顯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殘酷,按照一種價值尺度辛苦奮鬥了一輩子,臨死前尺度忽然變了,卻來不及去再活一次。

在長出死亡之眼之前,我們其實都是亡命徒。

陸機《平復帖》

「吾為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晉書·顧榮傳》)

曾經有個蘇聯笑話說,牢房裡有三個犯人,聊起坐牢的原因,第一個人說:「我因為反對彼得羅夫。」第二個人說:「我因為支持彼得羅夫。」第三個人說:「我就是彼得羅夫。」欲從梗概上把握公元300年前後的洛陽政局,這個笑話是極好的輔助。當時的西晉王朝,正是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正是所謂人人納身狂盪凶狡之中、寄命轉盼不保之地,你怎麼站隊,倒霉的概率都差不多。

顧榮是前孫吳丞相顧雍的孫子,他早年仕吳,趕上的皇帝孫皓也是個不好伺候的主兒,所以在來北方前就積攢了些生存經驗。入晉後的顧榮表演過這麼一套技巧:處境兇險就抱起酒罈子,空氣鬆快點就放下。本以為能瞞天過海,不想這條醉酒麴線很快就給人看透——洛陽這地方,畢竟歷經兩朝禪代,n場奪權,活著的人都快成精了,還有什麼看不透。而且那會兒王戎都發明出不慎掉進廁所的保命術了,裝醉漢這種老套路,實在有點太落伍。顧榮眼見智慧儲備就要透支,精神狀況瀕臨崩潰,知道不能再坐困死地,終於尋了個機會南下,自此一去不返。

可是一回到南方,顧榮就判若兩人了。當時在建鄴(今南京市)的陳敏想割據江東,南人不服,顧榮與人定計除之,他手持羽扇,親自上陣指揮,在朱雀橋一帶的秦淮河南岸大敗陳敏。陳敏的前鑒,也使踵繼而來建鄴的司馬睿加強了團結意識,於是在體制內工作有年、又代表著南方本土勢力的顧榮,成為政府和江南地方的天然聯結點,得以備受拉攏。因緣際會,顧榮就這樣成了助司馬睿開基立業的老臣。

顧榮對陳敏的勝利,是他功業的真正起點,可朱雀橋一戰,倒總使我想到陸機。當年,陸機頓軍河橋,卻打不進洛陽,因而才被讒喪生。朱雀橋之於建康,正如河橋之於洛陽,從來是攻守雙方拚死爭奪的咽喉之地,也是很多歷史名人命運的轉折點。陸機的前程斷送在河橋,顧榮的輝煌卻始於朱雀橋,這簡直就是一個歷史寓言——南人的主場,終歸還是在建康。可命運的諷刺性就在於,南人在老家躺著就能等來的主場作戰,陸機卻見不到了。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

1929年南京航拍照片。有學者認為朱雀橋遺址位於圖片上方中華門瓮城以北的鎮淮橋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世說新語·傷逝》)

當初張翰離開洛陽,去向顧榮辭行,顧榮握著他的手,愴然發願:「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爾!」這番話後來沒兌現,張翰卻也無所謂,還在顧榮的葬禮上送了一份大禮。「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像極了陸機的那句「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陸機惋惜自己,張翰惋惜顧榮,在他心中,顧榮的生命本該是用來撫琴的,他替他彈奏幾曲,就是要把死去的顧榮拉進自己的隊列,現在,他和他真正是在同采南山蕨、共飲三江水了。

常人是社會調教出來的,名士是死神調教出來的。當張翰決意南下,當陸機臨刑一嘆,當顧榮躺在琴聲里,他們才開啟了各自的名士之旅。所謂魏晉風流,其實是籠罩在巨大死亡陰影下的風流,說白了,那就是活死人的行為藝術。批量產名士的時代,一定是恐怖的時代,《世說新語》好書風姿綺態,容易讓人錯愛中朝江左,殊不知魏晉不僅有竹林七賢,它還會把竹林七賢扔進廁所里。

轉自《大家》

增值閱讀

「詩佛」王維是大唐第一軟骨頭

高遠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

這兩句詩摘自於王維詩《新晴野望》。照片拍攝於從遼寧到長春的高速公路上,靠山屯一帶。去年冬天的霧霾天里,看這樣的照片,心情格外複雜,一切盡在不言中。王維的山水詩,以清新優美見長,不過王維早年,也曾意氣風發,寫下過極其雄渾的邊塞詩,意境開闊,這種風格在他的山水詩中也有閃現。

王維,盛唐著名詩人,生於公元701年,卒於761年,祖籍今山西祁縣,後搬遷至今山西運城永濟市,他的父親做過汾州司馬。王維少時聰穎,善詩、書、畫,15歲到長安,很快就成為文藝圈的寵兒,《新唐書》記載說「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17歲時,他就寫有《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如此千古名作:「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確才高八斗。

21歲時,王維中狀元,官拜太樂丞,後調任濟州參軍,張九齡拜相後,擔任右拾遺,張九齡罷相後,擔任監察御史,其後奉命出塞,調任涼州河西節度幕判官。返回長安後,王維一路升遷,官至給事中。

安史之亂中,王維沒有隨玄宗一起出逃,而是在叛軍安祿山政權里擔任了偽職,唐軍打敗叛軍後,王維本來應該被斬,但他的弟弟王縉平叛有功,請求削籍替兄贖罪,又據說王維曾在擔任偽職期間,曾寫有《凝碧池》一詩,其中有「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的句子,表達了自己對唐王朝的思念之情,因而唐肅宗便免了他的死罪,其後還讓他繼續做官,從太子中允,到兼遷中書舍人,終至尚書右丞,後人稱王維為「王右丞」即由此而來。

從以上王維所擔任的官職來看,他的官做得不大,最大也就四品,而且基本上都是閑職,這就為王維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條件。中年以後,王維在藍田輞川買了初唐時期詩人宋之問的一套別墅,一直到安史之亂前,他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這裡度過,過著半官半隱、寄情山水的生活,他開始信佛,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有論者說,王維之所以半官半隱,是因為奸臣李林甫當政,他的理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只能過這樣的日子。此話不客觀,真實情況是:王維的政治靠山張九齡失勢、李林甫得勢後,王維在仕途上反而一直升遷。當然,王維也沒有和李林甫一黨攪到一起,這也不是他們之間有什麼政治理念的差別,主要是他看不慣他們,覺得氣味不相投,不是一路人,他的心中當然也有失意,但不是政治理想得不到實現,而是自己的朋友沒有在朝中主政了,換了另外一批自己看不慣的人,所以也就索性什麼都不操心了。

王維是一個想過舒服日子的人。什麼是舒服日子呢?就是在朝廷做官,領一份工資,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又沒有什麼太多具體的事情做,有大量的時間可以遊山玩水,吟詩作畫。關於這一點,王維自己倒說得坦率,他曾這樣寫道:「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他甚至還曾善意嘲笑過陶淵明:「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意思是說陶淵明完全隱居是不對的,所以他就這麼半官半隱著。

王維的這種生活狀態,名叫「朝隱」,意為隱於朝廷,或者叫「中隱」,這種生活是很多官場中人所嚮往的,同為唐朝詩人的白居易甚至專門寫過《中隱》一詩以表心跡。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太好的心態,說白了就是消極怠工,渾渾噩噩混著,自己卻以為清醒得不得了。

晚年的王維,心情並不平靜,沒有了中年時的那份閑適,擔任過偽職這一歷史污點,一直折磨著他,他的詩寫得少了,反而是寫了多篇文章,反覆說的就是自己有罪,而皇恩浩蕩,自己很慚愧之類的話。他更加沉迷於佛事,甚至把輞川別墅都捐了出來當作寺院,真真是「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總之,王維是一個才華出眾、聰明和性格軟弱的人,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想舒舒坦坦活著。他出生官宦之家,過慣了優越富足的日子,所以他日後也就半官半隱地生活著。他在安祿山政權里擔任偽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性格軟弱,不想過苦日子而已。一個寄情山水,號稱心性淡泊的人,最後卻會投降敵軍,抗戰期間,鼓吹閑適文章的周作人同樣做了日本人的漢奸。清醒乎?糊塗乎?

王維的詩,今天留存四百餘首,大致可以分為邊塞詩、贈別詩和山水田園詩,他在每一個類別里,都有傳誦不衰的傑作。

王維的邊塞詩,大多作於他在涼州(今甘肅武威)做官之時,河西走廊、大漠風光和英雄往事,激發了他生命天性里熱血的一面,早年他就寫過《少年行》,「縱死也聞俠骨香」,意氣風發,肝膽舒張,而他的邊塞詩,基本上是他這種情懷的延續,遼闊蒼茫,比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便是!

王維的贈別詩,見於他創作的每個時期,都寫得真摯動人,最有名者莫過於那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但讓王維之所以成其為王維的,卻是他的山水田園詩。

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大多作於他的中年和晚年,最有名的《輞川集》,就寫作於他中年以後半隱於輞川的那一段時間。

論者言及王維山水田園詩,一說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來自於蘇軾;一說是有禪境,王維有「詩佛」之稱,一是他確實信佛了,二是他的詩里確實有一些頓悟、空寂和禪意在裡面。

筆者同意這兩種論點,王維的詩,語言天然,善於造境,的確是讀詩如觀畫,而且是那種美輪美奐的畫。

筆者對王維的田園山水詩有另外一些理解,是在比較了王維和陶淵明之後得出的。

整體感覺是:陶淵明的詩偏暖調,讀之有溫暖感,而王維的詩偏冷調,讀之覺得清冷。比如陶淵明說「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王維則說「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相比而言,陶淵明的詩里有日常生活的溫度,王維的詩里則少這種內容。

陶淵明的山水田園裡,有眾生的影像與聲音,有他們具體的喜怒哀樂,比如他窮得沒錢喝酒了,想去鄰居家討酒喝,臨到門口了心又猶豫,但鄰居善解人意,什麼都不說就拉他坐下喝酒;而王維的詩里,更多的是自己孤獨的影子,比如他這麼說:「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或者他寫到了其他的人,也只是詩里的一個意象,比如他偶然遇到的「林叟」,他看到的洗衣女等等,美則美矣,但面目卻是模糊的。

即便是寫自己的家,兩人也大有不同,陶淵明說:「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內心有所依靠;王維卻說自己的輞川別墅,只是他「好道」的一個地方,類似於修行的地方,他在這裡 「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可以這麼說,王維只是一個遠遠地打量風景的人,陶淵明則時不時走進了風景里,與風景融為了一體。拿攝影作比,王維是一個拉長焦拍照的人,陶淵明則是先架好相機,然後走進了鏡頭裡,把自己和風景和其他人拍了進去。

歸根究底,在於陶淵明本身後來成為了一位勞動者,他之所謂隱居,是真正回到地里幹活去了,王維呢,他是有閑階層,不是勞動者,田園生活的旁觀者而已。比較一下兩人的以下兩首詩,就能看明白。

陶淵明的《歸園田居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王維的《渭川田家》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

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

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同樣寫的是農家勞動,所不同的是,陶淵明筆下「帶月荷鋤歸」的農夫,就是他自己,王維所寫的「荷鋤至」的田夫,是他所看見並觀察的對象,所以兩者的情境是不一樣的。細細體味,陶詩里有一種勞動者特有的內心的平和,王詩雖然也寫了勞動,寫得也好,但充其量只是旁觀者的一聲喝彩,所以他羨慕並「悵然」。

陶淵明和王維,是中國古代山水詩最傑出的代表詩人,以上對比並不是要分清楚兩個人水平的高低,實際上他們在藝術性上很難分出高低,都寫得那麼好,無可挑剔。筆者在此僅僅談的是一個最直觀的閱讀感受。如果更深入探討的話,陶淵明溫暖的筆觸之下,也是帶有幻想的,真實的農民的生活也不是他所說的那麼美好,一個常年幹活的農民巴不得不幹活去當官呢,所以陶淵明的詩也是有所粉飾的,他畢竟也做過士大夫,思維也仍然是士大夫式的。王維的山水詩更多的是表現了在官場上摔過跟頭的失意士大夫絕望的一面,仕途混得不咋樣,就去山水裡找找人生的意義。

王維和杜甫是同一個時代的詩人,兩人沒有過多交往,但應該打過照面,因為王維是岐王的座上賓,而杜甫也曾在岐王府里混過生活,他贈詩給名歌手李龜年的詩便是明證:「岐王宅里尋常見」。安史之亂後,杜甫聞聽皇帝寬恕王維之罪後,還寫詩遙遙表示了安慰。

現在看來,兩人同是唐代傑出的詩人,但在當時,兩人的境遇可謂天差地別。王維少年得意,衣食無憂,杜甫苦苦掙扎,到處求官而不得,還經常為吃不飽飯而發愁;王維當時詩名滿天下,眾多詩作譜成歌曲,四處流傳,是當之無愧的當紅詩人,杜甫則籍籍無名,當時流行的選本幾乎都沒有選他。

更意味深長的是,如果不去翻年譜,而僅僅只是讀詩,根本看不出來兩人同處一個時代。

杜甫的詩,給我們描繪出的是一個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時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等等。王維的詩,反映的完全是另一番人生:「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或者是「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多麼的恬靜美好。就個人命運而言,杜甫顛沛流離一生,最終還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客死他鄉,王維最終皈依佛老,安然去世,去世前還有條不紊和親人一一道別。

相比而言,誰反映的時代更為真實呢?

答案是:都是很真實的,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內心,也都真實地寫出了自己的生活狀態,不過由於兩人所處的階層、所站的立場不同,導致了反映出的時代景象並不一樣,把他們的詩對比來讀,才能更全面的看清一個時代,或者可以這麼說:有杜甫,就一定會有王維,反之亦然。

杜甫,包括前文所提過的陶淵明,他們雖然做過幾天官,但總的來說,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只要他們是真實的寫作者,他們的詩歌就必然會反映出更廣闊的現實,必然會帶有更強的人民性。王維一直生活在上流社會,迷信佛老,對民間疾苦沒有杜甫那麼感同身受,所以他的詩歌反映的現實相對狹窄,更多偏向於個人趣味。

這樣的例子,每個時代都有,拿現代文學史來說,日寇步步緊逼的時候,魯迅一直硬扛著,他的胞弟周作人後來不就投降了么?國破家亡了,不是既有艾青、田間這種唱起戰歌的詩人,也有梁實秋這樣的雅舍文人么?當然,也有先是沉浸於個人趣味,後來走向寬闊的詩人,比如戴望舒,早年他是曲調優美的「雨巷詩人」,晚年由於身陷日軍大牢,轉而寫出了「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樣激烈反抗的傑作。

即便是面對同一個公共事件,杜甫和王維所寫也是不一樣的。唐軍收復洛陽後,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這麼寫的: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唐軍收復失地,王維重新做回唐朝的官,他的心情是複雜微妙的,在《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這首詩里,他只是如實寫了文武百官如戰亂前一樣正常早朝的情形: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後來他又變得意興蕭索,還是想寄情山水,做一名隱士,逃避他所經歷的一切,比如這首《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

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

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

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

對比戰亂後杜甫和王維以上這幾首詩作,可以看出,杜甫由於身處朝野之外,沒有參與具體的政治活動,所以他一直還保持著理想主義者的激情,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所以他才會「涕淚滿衣裳」,才會「漫卷詩書喜欲狂」。王維則不同,他剛剛經歷了一次政治上的災難,雖然死罪免了,但心中惶恐,也還有愧,作為與杜甫不同的局內人,他也對現實政治看得更為真切,所以他的詩作則要冷靜得多,意境也是蕭索的。

王維是當時和後世都享有盛名的詩人,當然這首先是因為他的詩作有極高的藝術水準,而且朗朗上口,利於傳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詩,非常真實地寫出了官場中閑適或者失意官員的心聲,王維那種半官半隱的生活,的確很讓人嚮往,誰都想不幹活就拿錢,然後有充分時間去經營自己的愛好。他那些人生不得意就縱情山水、在山水間尋找人生意義的詩作,描繪得如此美輪美奐,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給了失意官員或者文人以慰藉,讓他們不致於絕望,讓他們為自己的軟弱或者在現實中的無能無力找到了體面的借口,潛台詞就是:既然別人都那麼活,更確切地說,既然王維都那麼活,我當然也可以那麼活。

中國古代詩歌很重要的一個傳承渠道就是士大夫階層,失意的士大夫承繼了王維的詩歌傳統,那些還沒有經歷太多現實磨難、正在奮進中的士大夫承繼了李白、杜甫等人的詩歌傳統。當然這麼說有一刀切的嫌疑,因為人是很複雜的,有得意奮進的時候,也有失意消沉的時候,這大概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接受他們的原因吧。

王維留下了美輪美奐的山水詩,寫作這篇文章的初始動機是按照王維詩歌中的意境去攝影以及尋找相關的攝影作品。但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中國古詩中的山水更多是一種心裡的意境,很難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物,即便是面對著「清泉石上流」的真實場景,用相機拍下來也難以呈現那種意境。

空山新雨後, 天氣晚來秋

這兩句詩摘自於王維詩《山居秋暝》。王維這兩句詩的意境實在空靈,這是中國古代詩歌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漢語之美,盡顯無遺。

斜光照墟落, 窮巷牛羊歸

這兩句詩摘自於王維詩《渭川田家》。王維寫於千年前的情景,我們今天依舊看到了。僅從藝術創作角度來看,寫實,是極為重要的,歷史重現,與現實重疊,恍兮惚兮。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這句詩摘自於王維詩《山居秋暝》。是眼前景象,今人攝影術很難表達出原詩的那種唯美意象,但此中也是有詩意的。

轉自《 休閑讀品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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