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藏書到治學——近代藏書家的藏書之道
作者：王少帥
清姚文田曾自題書房對聯：「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說起讀書就不得不提到藏書，無論是讀書還是藏書，在傳統中國人心目中都是件很神聖的事。中華千年文化的傳承，百代禮樂的興盛，隨著歷代典籍的記載自古及今，綿延不絕。而中國自古以詩為盛，有以詩論文、以詩紀事的傳統，因此清葉昌熾以詩的形式綜述藏書家淵源遞嬗關係，撰成《藏書紀事詩》一書，這種特殊體例一起，風靡所致，遂為士林所重。其後，多有續編、補編之作出現，較為有名的就是清末明倫撰《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記述了藏書家藏書之事。
父子相承
一冊垂為學海津，畢生事業與書親。
偉哉雕木破前例，幾許刊傳近代人。
汲古書亡目幸傳，如何斧季但論錢？
容齋末筆人爭睹，獨懍遺言不敢鐫。
繆荃孫（1844—1919），江蘇江陰人。清光緒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中國近代圖書館的鼻祖。
繆荃孫以學問、藏書而聞名。明倫評價繆氏父子：「一冊垂為學海津，畢生事業與書親。偉哉雕木破前例，幾許刊傳近代人。」作為清末大目錄學家，繆荃孫校勘勤精，藏書著述甚豐，最為有名的是署名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實際操刀之人就是繆荃孫。
雖然後世有人懷疑該書並非是當時年僅24歲的繆荃孫所作，但是歷來傳世名作出自青年才俊之手者也不乏其例。贊詩中所說「一冊垂為學海津」指的就是《書目答問》這部書嘉惠士林，為入門學習之津梁。該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就是突破常規四部分法，又創叢書一類。雖然《隋書·經籍志》定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後世採用此法者居多，但是藏書仍兼有各類分法，尤其是私人著述，不一而足。如清代孫星衍的《孫氏家藏書目》就是如此，孫氏發凡起例，分為十二部，以應歲周之數。所以，繆荃孫「破前例」，叢書目一類為後世廣泛運用。
繆荃孫之子繆祿保繼承其藏書之後，卻並未保存完好，明倫詩云：「汲古書亡目幸傳，如何斧季但論錢？容齋末筆人爭睹，獨懍遺言不敢鐫。」繆祿保將所存之書在上海古籍流通處出售，所剩無幾。其中，士禮居刻《汲古閣書目》也抵債散盡，僅剩繆荃孫日記因遺言不曾剞劂，為後世留下諸多遺憾與遐想。繆氏父子相承藏書，雖並未傳世相守，但在藏書史上仍值得一書。
兄弟相繼
文學彬彬大小徐，選詩當代石倉具。
別裁初刻同前轍，猶勝壬秋一字無。
徐世昌（1855—1939），天津人，因祖上在河南為官，出生在河南。
徐世昌和徐世章兄弟二人，多編書、藏書，所編之書並不甚精，多是倉促草就，但因其社會地位等原因，在近代藏書史自然有一席之地，因此贊詩云「文學彬彬大小徐，選詩當代石倉具」。
徐氏兄弟所編之書，多蹈步前人之軌，並無創見。他們效仿明代曹學佺《歷代詩選》而作《晚晴簃詩匯》，與清代沈德潛編的《國朝詩別裁集》有合轍之處。加上徐氏好名惜費，有沽名釣譽之嫌，所以所編之書如《清儒學案》等，簡陋多瑕，任其詳略，實際上不可與《明儒學案》《宋儒學案》相提並論。
徐世昌的編著在歷史中雖不甚精湛，但是其以文存史、接續前賢的功績還是應該肯定的，所以說「猶勝壬秋一字無」，相對於傳續帝王學的王闓運來說，徐氏兄弟還是有貢獻的。
師生相傳
絕代峨眉王靜安，趙商傳業鄭君門。
手中何限名山副，眼底無涯山海觀。
王國維（1877—1927），浙江省海寧人。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他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成就斐然，多有創穫。
明倫將王國維與其弟子趙萬里列在一起，贊詩中稱「絕代峨眉王靜安」，以中國傳統意象符號「峨眉」相譬稱，表明王國維學問做得相當好。因為宋詞中有「峨眉曾有人妒」之語，何況王國維是「絕代峨眉」。所以就後世來看，稱國學者必言王國維，就好像漢學家說鄭康成、宋學家說朱熹一樣，王國維對國學自有開拓之功。
趙萬里本人受王國維親炙，王國維的許多手校之本多被趙萬里移錄副存。在繼承王國維學問的同時，趙萬里對王國維藏書以及著作保存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王國維的學問是走在當時學術最前沿的，就是放在今天有些也不會過時。贊詩中所言王國維學問無涯，無論是甲骨之學還是理論美學，涉及領域之廣、成果之多、啟發之大，後世如王氏兼通精善者十分罕見。
以詩存史
上述人物明倫均列為藏書家，但紀事很明顯都是在講其學問之大小、精粗等。這裡就牽涉到學問和藏書之間的關係。由此引發出自古藏書常見的兩種現象。其一，為做學問而藏書；其二，為藏書而藏書。
以上所舉的例子，在筆者看來均符合第一種情況，即在做學問的過程中積累藏書，並且在自己已有學識的基礎上對所藏古書的版本流傳、目錄編排、思想源流等都有研究，進而收集更多的史料。這是一種在學問和藏書之間的良性互動。王國維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在接觸到最新出土資料和已有藏書積累基礎之上，他提出「二重證據法」，以出土甲骨文獻與傳世《史記》文本相對照，來印證商代世系的遞嬗。
第二種情況是一種藏書心理的滿足。古往今來，對書文典冊的收藏都是一種財富的象徵。刻書、藏書興盛之所，也必然是經濟發達、財富集聚之地，所以明清藏書家尤以江浙人士居多。例如，黃丕烈對宋版書情有獨鍾，自號佞宋主人，名其書齋「百宋一廛」，足見其藏書心理。明代藏書家范欽建天一閣，學以世傳，書以代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纂修《四庫全書》，向天下徵求遺書，范欽八世孫范懋柱進呈閣書638種，在當時罕有其匹。後雖因各種原因並未如數歸還，對天一閣來說可能是一種損失，但現在看來或許也是幸事。
在以學問作為自己藏書傳播的媒介發展來看，藏書不是目的，由之而起的學問才是目的。這種學問一方面是藏書這門學問本身；另一方面是因藏書而獲得的知識，這才是最終的目的。因為「家傳藏書，子孫共守」不可能永世相續。黃宗羲曾為天一閣作《藏書記》，其開篇道：「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所以，這種象徵財富的一時積累，總會隨著歲月流逝而出現變化，以致最後消失。
就當前來看，在現代公共圖書館發展和電子媒介技術日益進步的情況下，閱讀範圍擴大，新的閱讀途徑產生，觸目所及即是海量信息。因此，藏書也只限於部分做學問和藏書愛好者，與古代為藏書而藏書者也有所不同。
用紀事詩記敘藏書這種形式本身就是繼承古代「以詩存史」的傳統，由紀事詩本身就可以梳理出因藏書而學問、由學問而學術的清晰脈絡。因此，我們對這些藏書紀事詩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它不是藏書家的簡單羅列，這種以大多數私家藏書而學問的研究，也可以成為學術史進程中的另一條線索，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當下學術會大有裨益。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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